那年，鄱阳湖的水位一个劲往上涨。可倾盆大雨还没停的意思，仍哗啦啦地下着，天地之间扯起千万道水帘子。
头顶上仍聚着厚厚一层蓄满雨水的阴云。
湖堤经雨长久地浸泡，终于塌了个口子，湖水咆哮着漫过田野，漫过村庄。到处都是白晃晃的水。
许多房屋冲倒了。
水里满是呼救的人。
这时监狱的门打开了，犯人划着小木船寻找呼救的人。清朝的律文规定，一个死刑犯救起五个人，可免除死刑。没判死刑的囚犯，也按救人的多少，减少或免除刑罚。因而那时判了死刑等着秋后开斩的犯人都希望发场洪水。
但在滔滔的洪水中别说救起五个人，救起一个人都极其困难。那些救人的犯人大多葬身于洪水中。但囚犯仍争着向县衙门要求去洪水中救人。
这回救人的五百名囚犯，仅幸存四十名。
刚上任的刘知县跪在湖堤上，指着天对着百姓发誓：“若我在三年内没加固好河堤，没疏通好湖道，还让百姓受洪水之灾，那我自溺身于湖中。”
刘知县想，若湖堤加固了，筑高了，那湖堤就不会决口，湖堤不决口也不会死这么多人。想到死去的四百六十余名囚犯，刘知县的眼睛涩涩的，再不能让他们白白地送死。刘知县知道兴修水利其实并不难，只是以前的知县都不想做。如没水灾，朝廷就不会下拨赈灾的银子与粮食，银子与粮食只发给百姓一部分，其余的全都进了知县的口袋。每一任的知县都靠洪水发了财。他们又靠了那些银子，从而变为知州、知府了。
刘知县向朝廷要来一部分银子，又自筹了一部分银子。到了冬闲的农季，全县的人都来筑河堤了。刘知县也挑土来了。百姓见刘知县亲自挑土，干得更欢了。仅两个月，十几段的湖堤加高了一米，加宽了两米。刘知县高兴地说：“这湖堤成铜墙铁壁了，洪水再冲不垮。”
第二年，倾盆大雨又没日没夜地下，如果没加固筑高湖堤，那湖堤准早决口了。刘知县因兴修水利有功由七品升为了五品，连升两级。
但刘知县一万个想不到，竟有百姓行刺他。刘知县若不是被一个噩梦惊醒，从而见窗前有个黑影，那他就死在刺客的刀下。刘知县忙喊：“抓刺客，抓刺客。”刺客被抓住了，竟然是个女人。刘知县问：“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因为你断绝了我丈夫活下来的最后一条路。”
“此话怎讲？”
原来女人的丈夫是个有命案在身的死囚。他杀了一名叫徐耀祖的人。徐耀祖仗着舅舅在朝廷为官，在乡里为非作歹，坏事干绝。百姓告状又告不进。女人的丈夫忍无可忍，拍案而起。按刑律，秋后开斩。那时女人寄希望今年又会发洪水，她的丈夫若在洪水中救了五个人，那她的丈夫就有生还的希望了。
“你怎么知道今年仍会发洪水？”
“我们这个县十年十涝。”
“但即使发了洪水，你丈夫就能救起五个人？要知道去年下湖救人的五百名囚犯，只幸存四十名，十者九死。”
女人斩钉截铁地说：“能，我丈夫一定能救起五个人。我丈夫在杀徐耀祖之前，在湖里天天游泳，他在湖里已成为一条鱼了。”
“难道我错了？不该加固筑高湖堤？”
“不，你没错。我要杀你，也没错。但若我依了乡亲们挖了湖堤那我就错了。乡亲们想救我丈夫，要挖湖堤。我不同意。挖了湖堤那得死多少人？我不能拿成千上万条人命换我丈夫一条人命。”
“你走吧。你丈夫的案子，我会上折子给朝廷，看能不能重新审他的案子。”
“谢谢刘大人。”女人朝刘知县叩了个头，起身出了衙门。
作品中塑造了两种立场的人物，一是爱民如子的刘知县，一是正义善良的父老乡亲，而父老乡亲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便是杀害徐耀祖的男人和他的女人。
是的，假如没有刘知县的出现，或者假如刘知县也是那种只把赈灾的银子与粮食看在眼里，不顾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危的昏官的话，男人在洪水中救出五个人以后，就可以顺利出狱了。这条暗线和明线平行发展到了一定阶段的时候，也就随着女人刺杀知县的情节发生了强烈的碰撞，并且迸发出刺眼的光芒。刘知县答应上折子给朝廷，争取重新审男人的案子。这让女人看到了希望，也让读者产生了一种美好的期待，文字已画上句号，却余音缭绕，发人深省。
小说追求的就是对读者构成有效的“速率刺激”，如何达到这种效果呢？如何使得文章的艺术内涵更加丰富呢？陈永林在《湖殇》中做出了表率。文章中，所有材料都围绕一个碰撞点展开，明线的伸展，暗线的延续，造就了“刺杀”事件发生的必然性，明线与暗线的人和事情之间的冲突，也必然要通过这种碰撞来得到化解。这种创作方式的运用，也必然使陈永林小小说更加具有艺术个性和艺术魅力，发展为小小说世界中更加亮丽的一道风景线。（陈永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