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锡文
我是一个晚辈，想起来是在29年前第一次见到杜老，当时我还在中国人民大学学习，是个学生，那时正是中国农村改革风起云涌的时候。我记得最开始我们这些学生到农村进行双包到户的调查，就由杜老直接领导，回来也是向杜老直接汇报。从那以后近30多年，作为一个晚辈，有幸在杜老直接领导下工作、学习，对我来说是一大幸事。
前几天高文斌同志跟我说，庆祝杜老生日之前，有个研讨会，而且一定要我讲一讲，我当时就不大敢答应。因为我觉得参加这个会的同志，有很多是我当年的老领导，那一段的经历应该说他们比我清楚得多，很多文件，他们都是直接参与讨论，甚至是制定，我们在那个时候还是30岁刚出头，都还是青年人。作为晚辈，在座的像我这么个年龄段的同事们也不少，基本上我们的成长都是从接触双包到户开始的。我们每次有机会与非农口的同志交流，我总是跟他们讲要理解中国农村的改革，光说包产到户是不够的。因为很多人（城里人）讲包产到户讲得多，而讲包干到户讲得少。但我想，真正对中国农村及对整个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起了巨大作用的，就是包产到户向包干到户这个重要的转折。我结合这个谈一点自己的体会。
我记得最开始人们讨论的还不是一个包产到户的问题，实际上还是基本核算单位能不能划小，一开头还是那个问题，后来逐渐逐渐地包产到户开始普及。但是在后来我翻阅以前的那些调查笔记的时候，有一个很深的感受，是什么呢？当人们开始大规模地讨论包产到户的时候，实际上农村基本已经不是包产到户，而基本都是包干到户了。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大家都知道，所谓包产到户是农户承包的是土地上的产量，他要按照承包合同上缴产量后，再从生产队分得口粮，分得工分。所以从这个角度去讲，如果只有包产到户的话，那么人民公社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体系还会继续存在，也就是说只要有包产到户，那么人民公社的体制就还会存在。问题是农民悄悄地就转向了包干到户。
我记得农业经济理论界也有一些讨论，比如说包产到户谁最早，学术界一直有个说法，最早包产到户的是安徽肥西县，凤阳县其实比肥西晚。但是后来为什么人们都讲凤阳县，我觉得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凤阳的小岗是包干到户的发源地。包干到户就是农民的那句话，“交够国家的，留足集体的，剩下都是自己的”。这句话听起来非常简单，似乎是个分配方式问题，但从它的实质内容上看，我觉得意义很深，最重要的就是它使得农民的家庭真正地成为一个核算主体。正由于农民家庭成为核算主体，所以生产队这个核算主体瓦解或者说是废除，是非常自然的、水到渠成的一件事。
杜老指导农村改革有着非常高超的艺术。农村改革最开始的这关，比如说从包产到户角度去讲，讲联产承包，讲它和农业生产特点的联系，讲它仅仅是一种分配方式，是分配形式的变化，或是内部管理的变化，一开头讲农村改革，都是这么讲。但是回过头来一看非常清楚，自从有了包干到户，实际上农村的改革，就从内部管理体制改革，从分配方式改革，逐步地转向了农村财产关系的变革。由于农民开始有了“留下都是自己的”那一部分，而只要他付出足够的劳动，留下的也就足够多，多到他自己消费不完，多到他可以去市场上卖，换成货币，最终又把货币变成资本。正是在这个基础上，农民的家庭才从包干到户的基础上，逐步逐步地长出了属于自己的财产。我们现在从统计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农村现在将近有一个亿属于农民家庭所有的财产，而这块财产就是在包干到户的基础上长出来的。从包产到户到包干到户的转变，它的重大意义就在于奠定了让人民公社消亡的基础，而且朝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方向在财产方面奠定了非常重要的基础。
城里同志往往认为农村改革就是包产到户，那我总要和他们解释农村真正变化的不在于包产到户，而在于包干到户。而包干到户这个东西对于城里人来说，也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城市改革20多年了，一讲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讲国有经济体制改革，总是讲如何找到公有制经济的实现方式、实现形式，如何寻求这样一种有效的实现形式。但是对农民来说，在包干到户这个问题上，关于公有制的财产的实现形式问题，已经找到了一种非常好的路，比如说包干到户。包干到户到现在已经20多年了，一直到现在从来没有说土地集体所有变成私有，但是你看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在农民家庭经营的集体土地上长出了属于农民家庭自有的财产，而且这种自有的财产不是靠把集体的土地卖掉，把集体的家当装到自己口袋里实现的（从统计资料上很清楚地看到，农村集体的资产也是在不断地增加），而是找到了这样一种集体公有资产的有效的实现形式之后，才使得农民家庭的财产和农村集体的财产都在增长，实现了这样一种双赢的局面。所以我觉得这里头应该还有很多深刻的内容，值得我们去进一步探索。
我今天谈这个过程，在座的老领导、一起工作过的同事，都是非常理解、非常清楚的。杜老非常关注政治体制改革，也包括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我也在经常琢磨，为什么80岁以后，杜老开始更加关注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在探索，在想这个问题，不一定对，也不见得杜老就是这么想的。大家都知道双层经营是杜老最先提出来的，规范的提法大概是1983年。我记得1982年年底，在大雅宝空军招待所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就是制定1983年一号文件那次，有一天在吃午饭前，我在杜老的房间里跟杜老汇报我们下去调查的情况。到吃饭的时间了，跟杜老出房间一起乘电梯下楼。在电梯里我和杜老讲，你说的这个双层经营，我不是很赞成，我说农民这层是经营，村里这层好像不是经营。结果杜老当时跟我说了一段话，到现在26年了，在电梯间里说的一段话，依然在耳边回响。杜老说，小青年啊，不知道厉害，不说双层经营这句话，是要掉脑袋的。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非常深刻。那么我理解能够比较顺利地推进农村经济体制改革，而且在一种似乎没有发生很大的社会震荡的情况下，就把农村的财产关系朝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的方向理顺了。因为没有个人的财产，最终不可能有市场经济，而要有个人的财产，别人都认为是要分集体的家当，农村的改革却不是，是通过一种保存集体财产的存量，合理分配包干到户之后的增量，来解决个人的财产积累的方法，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奠定了基础。但是我想当初要是有人提出，包干到户的结果会长出一大块个人财产的话，这是在当初就搞不下去的。所以我觉得杜老当初提出双层经营，确实有着非常深刻、非常强烈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考虑，这才得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农村改革顺利推进。但是我一直这么想，农村可能有很多后遗症，就是人民公社的体制的影响在有的地方还较明显，这种东西我坦率地说句话，可能和双层经营的提法也是有联系的。
农民经常评价决策措施。1985年以前，农民觉得非常舒畅，干群关系也比较融洽。我们经历过这一段的人都会感到，当时如果下乡调查的话，农民听说你是从北京来的，从省里来的，他非常热情，什么话都愿意说，愿意跟你讲，拉你在家吃饭等，一个劲地夸改革好。从80年代中期以后，应该说很多方面起了很大的变化，比如说农村基层的干群关系，农民对于所谓当官的这种看法，对于我们的有些体制和有些做法，负面反映逐渐多起来了。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农村微观的经营体制改革确实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功，但是整个农村社会管理体制，在相当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延续着人民公社的那一套，乡村组织基本上还是这么一个格局。而且不论是谁当了乡镇长，还是当了村委会主任和党支部书记，或者是村民小组的组长，他的基本思维方式和基本行为方式，大概和过去人民公社的公社书记、大队书记、大队长、生产队长，可能还是差不多的，他总觉得他有权管农民，我有权让农民这样做那样做，甚至我有权剥夺走法律赋予农民的这样那样的权利。那么这件事我细想起来，我那会儿也是根本不认识这些，但是我想杜老在晚年特别注重政治体制改革，包括农村的政治体制改革，我在想是不是和杜老在80年代初提出一个双层体制，要在农户的上面加一层管理者有关。现在的这些管理者，它还不是提供社会公共品的管理者和服务者，而是直接干预农民生产生活的那样一种管理者。在当时我觉得为推进改革，这是迫不得已的，但是这个问题迟迟不能解决的话，那么十六大提出的真正要让农民成为市场经济的主体，就难以实现。而如果在我们的微观经济层次中，农户都不能确立他的市场经济主体的地位，那么可想而知，其他的企业，其他的方面就都是一样，这必定会给实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目标带来困难。
所以我自己也在琢磨，应该说从90年代以来，我们到农村去调查，大家都感到困难比以前大得多的多。不仅仅是说到了县里，到了乡里，到了村里，各级干部似乎都不希望你去见农民，即使见到，也会坐到你边上，生怕你知道更多的真实情况。干部是这样一种心态，就是农民都不大愿意理睬你，觉得你来半天，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最后人家明白我毕竟还是在支部书记，还在乡党委书记领导之下，你能帮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所以从这个角度去看，杜老从开始关注农村的经营管理体制、农村的劳动成果的分配方式到最后农村的财产关系问题，当然现在更多地关注农村的政治体制，我觉得这里有必然性。实际上我觉得农村的改革还远没有完，从我们现在的实际状况看，应该说至今为止我们有着世界上最完全、覆盖面最广的农村基层组织，就是社区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叫村委会。至少在形式上它把所有农业户口的人都编入在某一个组织之中，没有人可以漏在外边。但是你到农村去调查，真正能使农民对这一组织感到满意的数量是不多的。大多数的农民都觉得要这样的村组织在那儿干什么？除了跟我收钱，能帮我干什么？都是这样一种感觉。所以从大部分地区的情况，我有一个感觉，我们现在的农民并不是说不要组织，他非常清楚自己势单力薄，一个人无论是跟市场，还是跟其他的主体去谈判的时候，他总是处在一个不利的地位。他要组织，但问题是现在的这种组织，是人民公社的延续，是一种内向性的、封闭性的、政府行政职能延续性的管理型的组织。而在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农民更需要的是一种外向型的、经营性的、能够帮助农民降低市场风险的组织。而这种组织应该说还非常薄弱，大多数地区还没有。所以从这个角度看，杜老一生致力于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一直到了90多岁的高龄还在向我们提出新的课题，就是说要想真正解决中国的农村问题，仅仅研究经济体制的改革是不够的，一定要使得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能够相协调。所以我觉得要讲双包到户，比如有多少经验可以总结，在座的每一个同志都可以说几大篇，我就觉得这20多年来，在杜老的领导下，尤其在和杜老的接触中，我自己从中受到了很多深刻的教益，比如我自己，也是50过了的人，经常回想过去，那么一想，我就觉得1982年年底在大雅宝空军招待所的电梯间里，杜老跟我讲的这句话，当时不提双层经营就要掉脑袋的这句话，我印象非常深。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1993年年初，陪杜老在上海考察，杜老还说过一句话，我也印象深刻。有几个在座的同志跟我一起去的，在上海一个经济非常发达的村里面，市里农委的同志，还有当地的同志，都在跟杜老介绍，这个村的资产有多少，经济结构是怎么样的，收入分配水平达到了什么，讲了很多，但是说到最后一点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对于农民家庭来说，实际上都在这一个集体组织里头，共同生产、共同生活。当时杜老讲了一句话我也觉得给我触动非常大。杜老当着这些上海同志说，大树下面无杂草，生态不平衡。这句话给我印象也非常深。杜老一生主张多样性，我觉得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有十几亿人口，一个模式是搞不成的，杜老说的这句话，大树下面无杂草，生态不平衡，很值得我们在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中去认真思考。
20多年的时间，在杜老的领导下，我觉得确实杜老作为老一代、作为老领导，给我们年轻一点的同志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我自己有这么三点非常深刻的体会，第一，杜老在当中央农研室主任和国务院农研中心主任的时候，所以能够制定出那么一些被人称颂的、有着重要作用的中央政策性的文件，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他真正地把握了中国的实际，真正地把握了农村最基层的人民群众内心的迫切要求。比如说包产到户、包干到户，说到底最简单、最形象的一个说法，就是给了农民生产经营的自主权。我记得我们80年代初下去调查的时候，木生同志（指张木生）也是经常下去调查，其实最开始农民还很穷很穷，但心情喜悦，你问双包到户好在哪里，他就是一句话，就是自由了，自由了。实际上就是农民长期在人民公社这个体制下，经营自主权被剥夺，甚至生产生活中的许多自由也被剥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体现了来自中国社会最底层的农民群众的呼声和愿望，变为党中央的文件，对全国的农村改革进行了指导。我觉得杜老虽然是身居庙堂之高，但对最基层的农民群众内心的迫切需求，他了解得非常清楚。我想这是我们做好任何工作的一个重要基础。第二，我也特别深刻地感受到，杜老有一个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胸怀。在杜老领导下，我也有几次参加农村政策文件起草的机会，确实有很深刻的感受。坦率地说文件组里的有些人，参加文件讨论的有些人，你怎么也没有办法和他统一思想，而且按我当时30多岁那个年龄想起来，你请他来干什么呢，他老跟你唱反调，但是杜老就是这么一条，我就是需要有唱反调的人，如果一个文件组都是一个声音，那样要出麻烦，有人在你旁边唱反调，可以提醒你，让你考虑得更加周到，考虑得更加完善。所以我觉得那些文件之所以能起草得这么好，接受程度能够这么高，和杜老的胸怀有着重要的关系。第三，杜老真正体现了一个活到老学到老的这样一种境界，95岁的高龄，思想仍然那么前沿和活跃，这确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我有一个深感负疚的地方，我记得1993年，15年之前，杜老80岁的时候，在九号院杜老办公室，有一次他跟我讲，你能不能帮我找一个像样的秘书，我说你说什么样的秘书才是像样的。杜老跟我开的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拿起美国或者英国刚出版的经济学的最新的原版著作，坐在对面可以用中国话念出来，让我听。就是英文的原版，坐在那念成中文给杜老听，这是杜老80岁时给我提的要求。估计这个人我不好找，找到了，我也开不起这份工钱。你想这样的水平要到什么样的程度？另外一个方面反映出他对新知的这种渴求的心态，尽管他那时已经80岁了，实际上比我们当时40多岁的年轻人的学习愿望，显得更加迫切。所以我觉得可以总结的杜老的优秀品德肯定是非常多非常多的。我自己感觉到20多年的时间里，我在杜老的领导和教诲之下，这三个方面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也确确实实应该作为我做人和工作的一种宝贵的精神财富。
（本文写于2008年7月18日，作者系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