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
我和杜润生同志相识已有20多年了。1985年，他率中央书记处农村政策研究室访问联邦德国，我在斯图加特Hohenheim大学读书。代表团在斯图加特停留两天，专门考察农户与合作社，我给杜老当了一阵子翻译。那时候中国农村经济改革轰轰烈烈，担任农研室主任的杜老在国内外的影响也如日中天。可是他跟我这个普普通通的研究生聊天，一点儿也没有高干的官架子，不断地询问德国的农业经济问题，像个亲切好学的老教授。那时候，我的导师Reisch教授把德国农业推广体系作为一个改革方案，热切地推荐给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同志。杜老当即给出一个智慧的回答：“就汤下面。”也就是说，中国人只能根据现有的资源状况，改善现有制度，发挥现有资源潜力。德国人的方案虽然效率高，可惜嫁接不了。这种回答既清晰地表明了中方的立场，又避免建议者尴尬。此后，Reisch教授还在多个场合叙述这个故事，并用“就汤下面”这句话来赞扬中国人的智慧。
1988年我学成回国，因为常与农研室的同行合作，与杜老也时有交往。1990年以后，杜老虽然不再担任领导职务，可是一些国外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访问北京时，还是要求见他，例如，先后担任过国际农经学会主席的德国教授Dams和vonBruan先生，曾担任美国东西方研究中心副主任的Kuppel先生，以及德国一些大学的教授。这几位教授拜访他的时候，都是由我当翻译。欧美国家的学者关注的领域都很广泛，提出的问题既有宏观层次的又有微观层次的。杜老的回答总是十分睿智，让我这个旁听者也有“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之感。
1993年，我从单位分到了住房，从此告别了蛰居经济所办公室的生活，同时也就远离了我上班的西城区月坛北小街，远离了同在西城区的杜老办公地点（先是西黄城根南街九号院，后是砖塔胡同56号）。距离远了，专程拜访他老人家的次数少到屈指可数的地步。可是杜老并不计较，1994年，我和农业部农研中心的同行合作出版《以工代赈与缓解贫困》一书的时候，他以80多岁的高龄，应邀欣然命笔为该书作序。此后，我与杜老也没有间断过文字往来。
2005年刚入秋，我便收到了杜老签名的回忆录《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出版）。这本书并非流水账，它只撷取了作者自解放前夕开始参与农村重大政策研究和决策的经历。全书围绕着诸如土地改革、农业合作化、人民公社、农村经济改革等剧烈的社会经济变迁线索展开，因而既浓缩了厚重的历史，又展现了波澜壮阔的国际国内政治背景。对于同一时段的中国农村历史，以往的著述往往有事件而无人物，或者有领袖人物业已成文的讲话，而无那些论述由以产生的背景细节。这样一来，读者看到的往往是干巴巴堆积起来的事件结果，而不是丰满鲜活的历史过程。“文化大革命”期间我还曾读过不少关于“党内九次路线斗争”的文献，那更是把历史简化成“正确”与“错误”双方代表人物之间的战斗记录。相形之下，杜老娓娓道来的历史既有生动的群体人物，又有各种行为产生的复杂原因和往往出人意料的结果，读来感到实在、熟悉、亲近。因此，我把阅读的感受写成了一篇书评，发表在次年的《读书》杂志上。
两年后，《中华读书报》又刊登了这篇文章的修改稿。此间我曾到杜老的办公室拜访了几次，由于他听力衰退，我只好书写提问。有趣的是，老人以为我也听不见，每看到一个问题，就颤颤巍巍地在纸上写几个大字回答。这样，谈一次话，就能收获一叠问答记录。朋友们看到后不约而同地评论：这些记录太珍贵了！
时间一晃又过去了两年，我们和杜老一起，即将迎来他的98岁生日。在此，我借农经界出版纪念册之机，感谢杜老对中国改革和发展作出的重大贡献，并祝他老人家健康长寿。
（本文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