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太英
我20世纪80年代初到国家农委工作，正是国家农村改革初起时，亲历了农村改革的全过程，参与了杜老文章的编辑。回想起那些和杜老交往的岁月，特别值得我珍惜。
不当“中国农村改革之父”
我见到杜老自述的传记时，已经成型，据告知是高王凌根据杜老的谈话录音整理的一个打印稿，这个未定稿初定的名字是《农村工作的回顾与思考》，当时打印了十几份，分送给朱厚泽、刘堪、吴镕等人征求意见。从未定稿可以看出杜老和高王凌之间是用了好多时间在谈。杜老的意思是看看能不能正式出版。
根据反馈的意见修改了几次后，送过两家出版社审稿，但都退稿了，虽然说得比较委婉，但我知道深层的原因一是怕惹事，二是不看好卖钱。最后误打误撞人民出版社同意看看，我心里偷笑：这实际是“老头儿”的第一志愿。因为屡次谈到出版时，他都让我看看“人家邓子恢”的书：人民出版社出的回忆录和文集，当时没有送人民出版社的原因，是担心人民出版社的门槛高。
最后人民出版社审稿通过了，同意出版，看得出老人很高兴。但是在给杜老看书的封底清样时，上面有一段话：“杜老是党内最资深的农村问题专家之一……建国以来长期参与中国农村问题的决策制定工作，他多次向中央建言，主张农村实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从1982年到1986年连续五年参与主持起草了著名的五个‘中央一号文件’，对于家庭承包责任制在中国农村的推广和巩固起到了巨大作用，是公认并具有深刻影响的80年代中国农村改革政策制定的核心人物之一，人称‘中国农村改革之父’。”杜老看后用粗重的笔，把“中国农村改革之父”这句一笔划掉了！我据理力争：用出版社的行话说这也是一个“卖点”，现在都讲究经济效益，出版社也得生存，你就默认了他们的说法吧。“老头儿”用浓厚的山西口音斩钉截铁地说：不行！我又争辩：其实从前面一段话顺理推下来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中国农村改革之父”，人家说得并不过分。杜老还是那两个字：不行！我只好怏怏作罢，到出版社编辑那里说好话。
还有一件事，也是在确定书的封面时。杜老同意的书名为《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当时出版社和我商量，这个书名有些不够耸人听闻，怎么能突出杜润生的作用，能否用《杜润生自传》。我说，这事问也不用问，肯定不行。再说不是有杜润生著的字样吗？他们说字号太小。我当时灵机一动，建议：如果书名前加上“杜润生自述”几个字，再加上一个冒号，把书名“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变成杜润生自述的内容，再把“杜润生自述”几个字用小些的字号区别一下？责任编辑拍手叫好，说太棒了！而且可以在书脊部分排成同一字号，就成了，《杜润生自述：中国农村体制变革重大决策纪实》。书出来给他看时，我心里很忐忑，毕竟这么大的事没经过他的同意，准备挨训。只见他把书翻过来、掉过去地把玩一番，如释重负地说，可以闭眼了。我也如释重负。因为我知道在他晚年除了“念念不忘”农村改革之外，在他个人的生活中这是一件大事，他曾多次写条催我“把文集加快点付印”，“必须加紧搞，我准备结束写作生活安度余生”。
最后书稿的清样给杜老过目时，杜老改过几处，我记得其中有两个字的改动，是把“不许”改为“不要”，大概是在谈到包产到户时（原件找不到了），把“不许包产到户”改为“不要包产到户”，“不许”和“不要”只一字之差，对此分寸之拿捏，责任编辑大加赞叹：“我都不知用什么话形容他的所改之妙了，只能用‘狡猾’二字。”我说，是智慧，是用他特有的、有限妥协的圆润，在改革两难的夹缝中，求得进展。
其实在我看来“中国农村改革之父”的称号杜老当之无愧。从我这么一个编辑的角度看，他的讲话稿还有一部分没有选入文集中，有很多话题是重复的，限于篇幅，也剔掉不少。特别是在80年代初期，刚刚想推开包产到户时，从中央高层领导到基层，一片反对声。他几乎每周都有报告会，为了讲清道理，为了让上下左右认可，他在军队、在学校、在中央和地方的各种会议上，讲当前农村的形势，讲困境是什么，讲实行生产责任制有什么好处，一讲就是两三个小时，真可谓不失时机的苦口婆心。现在看来之所以能在农村推开生产责任制，他是做了大量的说服宣传工作的，功不可没。
一片苦心“念念不忘”
杜老一生都是为中国农民而活着，就是调离农口在科学院工作的20多年中，依然关注着农民、农村和农业问题。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情不自禁”，是“念念不忘”。在他自述的回忆中，两次用了“借机”的字样，一次是就农委为中央起草文件征求胡耀邦的意见时，借机谈到实行生产责任制问题；一次是1980年在中央召开的规划会议上借机提出在贫困地区先试行包产到户。用尽了一生的力气，用《南方周末》记者的话说是“这位当年农村包产到户政策最重要的推手连撕开信笺的力气都没有了”。
出口成章
我参与了杜老几个文集的出版，他的文章最大特点是出口成章。从稿子看，可以说99%的文章都是根据讲话稿整理的，最初的稿子上大多都印有“根据录音整理，未经本人审阅”的字样。但是，通篇看下来，条理，逻辑清清楚楚，就已经是一篇文章的雏形。我记得在一次杜老晚年的生日会上，有一个原农研中心的人送来一个大花篮，两条缎带上写了两句话，我记不清具体写的是什么了，大意是说杜老风风雨雨一生，毛泽东曾戏称他为“杜铁嘴”。我问是怎么回事，他说是因为杜很善于演说，并很肯定地说，这是听父亲亲口讲的，确有其事。还有在科学院工作时的一位老同事也曾告诉过我，科学院的人都认为杜老是个“天才演说家”，很能说，出口成章。
此话不假，我也多次听过杜老讲话，两三个小时的报告，不用讲稿，娓娓道来，头头是道。杜老晚年时曾把他的一些文件交我保管，我看到有些是写在小纸条上的提纲，我推想，这就是他那些两三个小时报告的核心吧。让我叹为观止的是，他不论讲什么问题，情况是那么熟悉，一大堆数字，烂熟于心。讲水资源利用，总资源是多少多少，人均多少多少，湖泊多少个，污水排放多少多少，脱口而出。讲农民工，讲产业化，讲土地，讲扶贫，讲民营经济，不论哪个问题都有一大堆数字说明，随口说来，也可见他真是对情况了如指掌，也可见他真是忧国忧民，念念不忘。
（本文作者系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原处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