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凌
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在北京一条衰败的胡同里，95岁的杜润生双耳失聪，虚弱迟缓，他为改善农民地位付出了一生气力。27年前的1981年，时任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主任的杜润生正在执笔起草一个里程碑式的文件——1982年中央“一号文件”。文件结束了包产到户30年的争论，正式确立其合法性。
在此之前，高层争论激烈异常。一位亲历者回忆，“文化大革命”虽已结束，路线斗争惯性仍在，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没有调和余地。
在这种势不两立的政治气氛下，杜润生试探性地提出，先在贫困地区试行包产到户，“贫困地区要调那么多粮食救济，国家耗费很大，农民所得不多。让农民自己包生产、包肚子，两头有利”。
1955年，因为对农村合作化心存疑虑，杜润生曾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解除了他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的职务。“文化大革命”中杜润生成为右派，被喻为解散农业合作社的罪魁祸首。在一个破旧的小屋中暂住，被开除党籍的他，“心里对农村问题总是念念不忘”。
或许这段政治遭遇帮助他练就了“道并行而不悖”的政治智慧。万里曾说，为什么同样的道理，从我们口里说出来，和从杜润生同志嘴里说出来就不一样。话让他一讲，不同意见的双方都能接受。
在贫困区试行“包产到户”的建言同时得到了两派的应允，很快证明成效显著。中央的态度发生变化，“包干到户”从此呈燎原之势。事后有人总结，正是农民的“闯一闯”，杜润生的“试一试”和邓小平的“看一看”，促成了这个伟大的变革。
1981年，杜润生在国务院会议上的讲话振聋发聩。他说，集体经济已难以维持，最大的弊端就是把人捆死。他说，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不是共同贫困。这一年的春夏之交，杜润生率调查组分赴各省实地考察，来自安徽的报告说：包产到户是农村的曙光，是中国的希望。
是年冬天，杜润生主持起草了改变中国农村历史的中央“一号文件”。他创造性地提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概念，使更多的人不那么害怕“包产到户”。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后来评价，在波澜不惊中，时代的巨轮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人民公社静悄悄地走下神坛，未发生任何震动，这是何等的大手笔。
20余年后的2008年，百位中国知名经济学者向杜润生表达集体敬意。他们认为，过去30年，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对中国现实影响最大的原创经济理论，而杜润生及麾下的研究组正是这一理论的贡献者。
杜润生一生坚持田野调查。他和他的团队一年中有半年都在下乡，去了解农民想什么，干什么，有什么要求。师从杜润生的一些青年如今已成为思考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中坚，他们中有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以及国务院副总理王岐山。这三位都曾直接参与了20世纪80年代连续五个中央一号文件的起草。
晚年的杜润生已倦于回顾自己对“包产到户”的作为，他说那是农民自己的发明。在安静的个人世界里，他独自思考了更多，最终总结成一句话，中国的改革要过两关，一个市场关，一个民主关。没有了听力和交谈的能力，但“中国农村改革之父”忧患的目光始终投向远方。
（原载《南方周末》2008年12月1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