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守林
我住在老北京的车城区，在我家附近，卖“烤鸭”的铺子似乎有愈来愈多的趋势，不知是外来人口增加，还是大家虽喜欢吃它，但这玩意儿仍是一般家庭无法自行料理的。
每家“烤鸭”铺子的摆设都大同小异，门口有一个看似年代久远、历尽沧桑的大铁桶，旁边挂着成串又白又嫩的待烤肥鸭，透明的玻璃柜里则挂着已烤成淡褐色却稍嫌干扁的半成品。等客人讲明了要买的数量后，店家就熟练地把它的皮和肉片下来，再把如鸡肋般“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鸭架子剁成小块，配上九层塔、姜、蒜什么的，加上调味料，大火快炒几下，配上葱段、甜面酱、鸭饼，就是招牌上标榜的“烤鸭三吃”了：
前几年随鸭附送的鸭饼，还是荷叶饼(一种北方的家常饼，差不多巴掌大，多半用来卷着烤鸭或是“合菜戴帽”之类的菜来吃的)，最近一次去买的时候，荷叶饼已被润饼皮取代，吃在嘴里一来明显感受到各地“饮食文化”相容的博大精深，一来觉得随着社会节奏的如快餐馆，食物变得只是果腹的东西，愈来愈不见精致。话又说回来了，半只十元，一只二三十元，能要求怎样的精致呢？
小时候，没有这种专门卖烤鸭的小铺子，记得第一次吃烤鸭，是在刚盖好的商场的一间小餐馆，那儿的招牌菜正是“烤鸭三吃”。当穿着白制服的跑堂大叔，托着一个白色长盘，上头盛着一只烤得香喷喷、闪着金光的肥鸭时，他就一边大声吆喝着：“客官，您的烤鸭好了！”一边如数家珍的念出三吃的方式，随着他的吆喝声，我们兄妹五人的注意力，全被那只端坐在盘中的烤鸭给牢牢吸引住，还没听清楚讲的是什么，他很快就捧着盘子消失了。
不一会儿，那个白色长盘又出现了，烤鸭不见了，盘子四周围是片得像透明纸一样薄的鸭皮，中间则是略带棕色的鸭肉，爸爸教我们用如小指粗的白色葱段，沾着甜面酱抹在热腾腾的荷叶饼上，裹着酥脆的鸭皮或是厚实又略带甜味的鸭肉，好吃得令我觉得这真是人间美味中的极品。接着又捧出用鸭架子熬的汤，里头有小白菜、豆腐、冬粉、香菇等，汤头鲜美到不一会儿工夫就见底了。
大学毕业后，我便留学到日本去读书，日式料理清淡少油，当地的“中华料理”多半为了迎合日人的口味，演变成日式风味的“中国菜”。日本人常点的不外是“麻婆豆腐”、“糖醋肉”、“八宝菜”(即肉片和多种青菜混炒)之类的大众料理，说起“北平烤鸭”还真没几个日本人知道是啥玩意儿呢。
每回从大阪搭“阪急电车”回到京都的大学时，总要经过河原町最繁华的“四条大桥”。在桥头上，有一间叫做“东华菜馆”的中国馆子，在国外，但凡看到和“中国”有关的事物，都忍不住好奇地多看两眼，再加上那是一栋耸立在“鸭川”旁的、暗青色罗马式建筑，更是引人注目。
有一阵子，日本也吹起热卖“北平烤鸭”的风潮，“北京鸭”的广告不断密集地出现在电视的各类节目上，于是几乎稍具规模的中华料理店都竖起醒目的“北京鸭”招牌。有一回打工回来，拖着沉重的步子从“东华菜馆”前经过，发现它也不能免俗地竖起相同的招牌，看得我眼睛一亮，所有的疲惫似乎都在那一瞬间消失了。
虽对北平烤鸭情有独钟，终究我是没有勇气大踏步的进去点一只“北京鸭”，或是因为在那个以观光著称的都市，原本就什么都贵，外观华丽的饭店，一定费用更高，不是留学生负担得起的，或是对日式中华料理的不信任，生怕破坏了烤鸭在我心自中的美好印象。
负笈东瀛的那几年，只要回到北平，就缠着爸爸要烤鸭吃，吃烤鸭成了在登机前的例行公事，似乎吃了它，未来的一整年都能忘掉乡愁，更储备了十足的打拼能源，于是一家人吃遍北平的烤鸭店，直到我学成归来。
每次坐在餐馆中，看到闪着金光的烤鸭被端出来绕场一周时，我就忆起第一次入口的满足感，这其中还洋溢着父亲对我们无尽的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