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像阿梅迪尔·佛罗伦斯在笔记中记载的那样，在见过哈利·基勒之后，六个囚徒都被极度恐惧震慑住了。那两个可怜的黑人遭受到无辜的伤害，尤其是后者那惨不忍赌的结局使他们万分悲愤。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惨无人道的人！仅仅为了一个荒诞的念头，为了显示他不可一世的力量，竟然如此草菅人命！
然而，等待他们的是一个惊喜：刚刚同意给他们一个月时间考虑的哈利·基勒，想通过改善他们的待遇赢得其支持，于是下令解除他们房门上的锁，并允许他们在阳台和长廊里自由活动。这样一来，长廊便成了他们在一起聚会的场所，他们随时都可以在这里碰头了。
长廊一头，在紧靠上面一层地板的地方有一道楼梯通往这座重要防守的工事顶部。他们就是被关押在这座工事的牢房里。现在他们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自由活动了。如果说他们不想利用这个地方，那只是在一天中热带日照最强的中午时分；能在那个视野开阔的地方度过黄昏时光成了他们最大的乐趣。他们愿意呆多久都行，没有人会来干涉。因为从这儿休想到别处去，无路可走。
总的说来，生活并不是那么枯燥乏味：失去自由和对未来的担忧并没有完全破坏他们愉悦的心情。他们所在的那些牢房、阳台和长廊，形成了一个真正独立的空间。只要他们对长廊另一头那道紧闭的门漠然处之就行了。看守他们的人就站在那道门后面，他们荷枪实弹，一副威严不可侵犯的样子，形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
他们的生活起居由托摩基料理，他倒是热情有加。但除了在清扫牢房和送饭时间能见到他，平时他们也不想见到这个坏蛋。说他是坏蛋一点也不冤枉他，因为他们的不幸遭遇多少是由他直接造成的。
白天，他们在牢房里互相走动或在长廊里散步；到晚上的时候，他们便来到楼顶的平台上，有时甚至让托摩基把晚餐也摆到上面来。
他们被囚禁的这座监狱呈正方形，它构成了宫殿西拐角的一部分，使西侧那些通往中央塔楼的大阳台，也就是我们参观望远镜的那个平台在其控制范围内，而一系列内院又将它与大阳台隔开了；监狱的另外两面，一面对着工厂和宫殿之间的广场，一面被红河岸边将之围住；另一面则向远处延伸，高高耸立在红河岸边90英尺高的地方。
因此，他们不得不承认：想逃跑无异于自讨苦吃，自取灭亡。且不必说要逃避种种监视有多难，哈利·基勒已经残酷地向他们显示过他的威力了；哪怕离开宫殿也是痴心妄想。即使他们想方设法从监狱逃到了阳台上，那也毫无用处。更何况那些参谋们、值班的快乐党徒们以及替职员和黑色卫士们做杂务的黑人时时经过那里；四周完全被高墙包围着，就算逃出了那个广场也是徒劳。红河似乎成了他们逃跑的惟一希望所在，可他们既没有船，也没有工具使他们从几百英尺高的平台上下到河里去。
从他们所在的平台上可以看见红河：上游和下游的一些地段时时被一排排、一列列高大的树木遮蔽，而这些树木只不过才种了10年！黑域的全貌，除了被宫殿挡住的公园外，还有其他的一些景物展现在他们眼前：用高墙隔断的三个区域：同心的、半圆形街道，居民稀落的东、西区以及人口密集的中央区。每当黎明时分，那些人便聚集在那里，然后分散到四周的田野里。
他们的视线还能远及部分工厂，因为工厂的烟囱时刻不停地在冒烟，然而所见之处并不能使他们对那个城中城有进一步了解，它与外界根本没有任何联系。
那些车间是干什么的？它究竟生产何种产品，销往何处？还有阿梅迪尔·弗罗伦斯一到这里就注意到的那个高塔，它和宫殿上的塔楼一样，稍高一点，约有100码，它又是干什么用的？不少高耸于红河岸边的庞大建筑外覆盖着一层草皮，他们又意味着什么？是否为了防止外人的侦察和发现？还有一大片是黑域最大的区域，里面有市场和果园，它能满足哪些需求？究竟能有多少种水果和蔬菜？为什么高高的围墙上还要加金属护墙？那道墙，内外两侧既不是红河，也不是连着开阔的农田的外墙，修了护网又有什么作用？很显然是有人要使这座小小的城中城具有特殊防御功能，同时完全隔断它与外界的联系。这一切真是让人不敢想像！
即使问托摩基，他也不知道这座内城叫什么，只说是“干活的房子”，而且发音极不准确，没法听明白；何况他对那些房子怀着一种类似对宗教信仰的敬畏。他是哈利·基勒新近招募来的，确实知之甚少。他自己也说不清有什么理由畏俱，只不过是受城里人们普遍的心态影响罢了。那堵面对宫殿的大墙背后肯定隐藏着某种力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这种力量是什么性质的呢？他们是不是地下部队，或者当突发事件发生时执行特殊任务的呢？
哈利·基勒下令给简·布拉松小姐更大的自由。托摩基来告诉她说，她可以在宫殿里或外面的广场上自由活动，既没有人敢阻拦，也不必担心安全。只是不许超过红河，桥头堡上时刻都有快乐党徒站岗，走近红河就会有危险。
不用说，布拉松小姐没有利用这种特权。无论发生什么事，她总是和同伴们同甘共苦。她还是和其他人一样继续当他的囚徒，这使托摩基大惑不解。在他看来，他的新主子为他的前主人所作的种种安排简直好得不能再好了。布拉松小姐对这黑人的话一直当作耳旁风。
当囚徒们缓慢游荡在长廊或平台上时，总是按照各自的爱好来消磨时光。
巴尔扎克太虚弱了，由于他整天动脑筋写文章，因而只能在对待哈利·基勒的态度上表现其决心。他确实值得我们敬佩，但也使他的虚荣心得以膨胀。任何一件事都可能引发他的长篇大论，实际上自上次见过哈利·基勒之后他一直在准备一篇演讲稿，以便在时机成熟时让哈利·基勒难堪。他一次又一次地修改这复仇的篇章，一旦哈利·基勒再提出那种无耻的条件，他将即席演讲，给他一记响亮的耳光，让他下不了台。
夏托内医生和圣·伯雷颇感失落，前者是因为没有病人可供他治疗，后者则因为背痛痊愈，而环境限制了他一直喜欢的体育运动。所以他们常和简·布拉松小姐一起消磨时光，以便在心理上都能互相安慰，说简·布拉松小姐感到自己现在的处境可以减轻老父亲难以愈合的绝望心境，可仍不免难过。她怎样才能证实乔治·布拉松是清白的呢？尽管肯定有不可反驳的证据，但得不到别人的承认。
阿梅迪尔·弗罗伦斯把大部分时间耗在笔记的编辑整理上，他一天到晚在文字的海洋里。假设他有机会重新回到欧洲大陆，人们至少可以了解巴尔扎克探险队的奇特经历了。
彭辛则一言不发，无所事事，只管往他那本庞大的记事簿里写些神秘的注解。他的这种做法激起了阿梅迪尔·弗罗伦斯的兴趣。
“彭辛先生，”有一天，他壮着胆子问这位沉默寡言的同伴，“要是我问您在仔细地记些什么，会不会太冒昧？”
彭辛的脸上发出光来。不会，真的不会，他似乎有一种自豪感。如若有谁注意到他的工作并表现出兴趣来，他倒真有受宠若惊的感觉。
“眼下我正解决难题呢。”他不无得意地说。
“你千万不能再开玩笑！”记者说。
“真的，先生，我想解答这个问题：当A在B现在这个年纪的时候，A的年龄是B的两倍；当B到了A现在这个年龄时。他们的年龄之和为N。问A和B各多大年纪？用X代表A的年龄……”
“这算什么问题！这叫中国玩具。”阿梅迪尔·弗罗伦斯大声说，“你感兴趣的就是这些东西？”
“我不光是感兴趣，而且非常的投入，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在解答了，而且到现在一直都没有停止过。”
“从做小孩的时候起？”弗罗伦斯万分惊讶。
“是的，先生，”彭辛不无吹嘘地肯定道，“到今天为止，我的结论已经是第1197个了，也就是说A4798岁，B3691岁。”
“可是老大不小了。”阿梅迪尔·弗罗伦斯寸步不让地评论说，“那其余1196个结论……”
“它们都是一样准确。每乘一个9等式就成立，所以说结论的次数是循环的、无止境的。即使我活上一万岁也算不到尽头。假如您用X代表A的年龄，用Y代表B的……”
“行了，行了，彭辛先生，”弗罗伦斯慌忙打岔，“我情愿提另外一个至少有点新颖的问题。”
“非常乐意。”彭辛手握铅笔，准备作详细记录的样子。
“有三个人，”阿梅迪尔·弗罗伦斯说，彭辛先生听写，“一个6英尺4英寸高；第二个5英尺8英寸高；第三个10英尺。他们24小时内走了20英里。如果三个人中有两个是瘸子，平均年龄45岁，问三人每秒走多少英里？”
“这是三连环规则。”彭辛边说边想，眉头也皱了起来。
“有空的时候再慢慢解答吧。”阿梅迪尔·弗罗伦斯赶忙提议道，“喂，我们上路的时候你一直在记的是不是都是这类乱七八糟的东西？”
“压根儿不是，弗罗伦斯先生。”彭辛很当回事地否认道，“这类问题只不过是我的爱好，纯粹是为了消磨时光。请相信我，我记的事情全是旅途中的大事！”
“我能问问吗？”
“我是个统计员。”彭辛先生装得很谦虚的样子说。
“那里面全是些统计数字？”阿梅迪尔·弗罗伦斯指着那个众所周知的记事簿问。
“是的，先生，”彭辛陶醉地回答说，“这些记录构成一座永不枯竭的信息库，先生！我已经发现了一些令人惊叹的事实！”
彭辛打开记事簿，用食指翻着页。
“看这儿，”他一边解释一边指着5月16日记下的一项。等到念出他们所谈论的那个羚羊数目之后，他接着说，“从这里可以得出一个数学结论：我们估计尼日尔河湾25000平方英里的土地上有556055只羚羊。我认为，从动物学家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就相当有价值了。”
“的确……的确……”阿梅迪尔·弗罗伦斯惊得目瞪口呆。
“我跟你说的很惊人吧，”彭辛继续滔滔不绝地阐述他论点中一些让人惊讶的统计数字，“如果把这一地区黑人的纹身图案首尾相连，其长度可绕地球103589圈！那个……”
“够了，够了……彭辛先生，”弗罗伦斯捂住耳朵，打断了他的话头，“这些数字听起来像拉车的，不过我可受不了。最后一个问题——这些象形文字是我不知道什么时候随手记下来的，和你那些东西不应该混在一起吧？”
“完全正确。”彭辛声称，接着又解释了一些神秘学问题，“最有意思的是结论。尼日尔河湾的总人口，你瞧，PT是总人口的意思，12月5日为1479114人。”
“我看见了，”弗罗伦斯说，“可我还注意到12月16日，PT就只有470652了。这两个数字到底哪个对呢？”
“两个都没错，”彭辛说，“第一个数字是12月5日的真实反映，第二个则是16日的真实数字。”
“那就是说这期间发生了什么可怕的瘟疫了？”
“这我不清楚，也不需要我清楚。”彭辛郑重宣称，“真正配叫做统计学家的人是不考虑事件发生的原因和过程的，先生。他只是调查、观察和计算，这就是他要做的。从他的观察、调查和估算中，结果自然而然就出来了。变了有什么关系？因素的变化是数学上不可避免的问题。那种细节无论怎样变化，最后的结论只能有一个。”
“等等等等。”彭辛机械地重复道，“统计学家可能是最不可改变的科学家，他只要求数据的真实性。”
听了这番令人赞叹的箴言之后，阿梅迪尔·弗罗伦斯的好奇心得到了完全的满足，他见好就收，立即带头提出结束这场讨论。
囚徒们在一起讨论的问题就严肃多了。可以想见，他们谈论得最多的肯定是他们的处境及其决定性人物哈利·基勒的态度。时间并没有抹去这个人在他们脑海中留下的阴影，他对他们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那家伙是从哪儿来到这里的呢？”
“是从英国，”简·布拉松说，“从他的语音就听得出来。”
“是啊……这点是没错，”巴尔扎克回答道，“可这并不能说明什么。不管怎么说，他不同凡响，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建立了一座城市；把沙漠改良成农田；把水引进了这个荒无人烟的地区。多少年以来从没有人知道有这么一个地方的存在，而他所做的一切仅在短短的10年之内完成！这就表明有个名副其实的天才充分利用了科学知识。这个冒险家竟然有如此伟大的想像力并把它变为现实，真叫人难以置信。”
“我怎么也无法相信这一切。”阿梅迪尔·弗罗伦斯说，“我认为哈利·基勒是个疯子。”
“至少半疯了，”夏托内医生纠正他说，“他是个半疯狂的酒鬼，太可怕了！”
“这两种个性加在一起，”阿梅迪尔·弗罗伦斯说，“使他成了古代典型的暴君：感情冲动，命运赐予他非凡的能力，而他却像个被惯坏了的孩子一样，滥发脾气，滥下命令。他丝毫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对反对他的人打击报复，残酷无情，可以由平静一下子变得暴跳如雷，然后再恢复平静。这之间不需要任何调节，而且在旁人看来，他对生命极端藐视。”
“长期与不如自己的同性为伴，可以随意把他们支使得团团转，这就是欧洲官吏的特点，”夏托内医生解释说，“他们的性格往往不够坚强，也没有什么崇高的理想，所以容易受到各种诱惑。可在非洲，这种性格并不常见。专制统治是殖民地的地方病，因为统治者往往疑心太重，只不过哈利·基勒比他们更严重罢了。”
“到目前为止，我认为他是个疯子。”阿梅迪尔·弗罗伦斯总结性地说，“千万不要相信一个疯子。我敢肯定他这会儿已经把我们忘得干干净净了，可我也不能否认，过上五分钟他很可能又把我们叫去，就地处决或全部扔到河里去。”
一个星期过去了，阿梅迪尔·弗罗伦斯悲观的推测没有成为现实。就这样过到4月3日，一直都很平静。可3日那天，发生了两件不同寻常的事：一件是那天下午3点钟，囚徒们惊喜地见到了玛丽可。她一看见简·布拉松就跪到地上，热烈地吻她好心的女主人的手。简·布拉松自己也非常激动。
这位小黑女人和他们不同，不是由直升飞机送来的，而是跟着14个男人和护送队里的两个军士一步步走来的。她沿途受尽了无数的磨难，而且从她那副沮丧的神情判断，她肯定不知道通伽内的下落，因此大家都没有主动问她。
玛丽可才到两个小时，又发生了一件性质完全不同的事：托摩基在下午5点左右跑进长廊。他神情激动地告诉囚徒们，说哈利·基勒命令他来把莫娜丝小姐带去，因为他已经把莫娜丝小姐视为他未来的妻子。
托摩基一再坚持，可在囚徒们的一致反对下，他不得不让步。他一走，囚徒们就情绪激动地讨论起哈利·基勒这莫名其妙的邀请来。大家一致认为，莫娜丝无论如何也不能和大伙儿分开，否则那太危险啦！
“谢谢你们，朋友们，”简·布拉松告诉他们说，“感谢你们这么仗义地为我筑起保护圈。可是不要以为我独自面对那头野兽就不知道怎么自卫了——他毕竟不是刀枪不入。他们搜过你们的身，可没有人碰我一下，也许他们认为不值得对一个女人那么谨慎吧，所以我本身就有一种武器。”
简拿出那把在她哥哥的墓穴里发现的匕首给他们看，她一直把它藏在衣服里，以防不测。
“放心吧，”她接着说，“时机恰当的话，我会让它派上用场的。”
她刚把武器藏好，托摩基又慌慌张张地跑了回来，说哈利·基勒一听莫娜丝小姐的回答就大发雷霆。他要托摩基立刻把她带去，否则就立刻把其他六个囚犯吊死。不能再犹豫了，简·布拉松觉得自己把他们连累进来，已觉得过意不去，无论如何也不能再让他们为自己受苦了。因此尽管她的同伴们一再请求，甚至强行拦住不让她去，她还是坚持要去。托摩基一声呼喊，十几个黑人立刻冲进长廊，把他们牢牢抓住，挣扎不脱，直到简走出长廊才松手。
她离开了足足有3个小时，直到晚上8点才回来。在这期间，他们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团团转，一个个坐卧不安，同伴们一直深深担忧着她的安全。尤其是圣·伯雷更是泪流满面。
“怎么样？”他们一看见她便问道。
“担心总算过去了。”姑娘回答说，身子还在不住地发抖。
“他要你去干什么？”
“没啥——还不如说他想见我，仅此而已。我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喝开了，慢慢地就醉了，这似乎是他的习惯。他命令我坐下，然后就开始以他惯用的方式夸我，说我很适合他，他想有个像我一样的家庭主妇。他还吹嘘说他的本事有多大、财富有多少。我要是成了他的妻子就可以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
“我一言不发地听着。碰上他问我，我也只回答说他答应给我们一个月时间考虑，而现在才过了一星期。说来你们可能会觉得奇怪：他对我说的话丝毫没感到恼火！他对我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感到满意，我真的想自己是不是能影响那个疯子。他同意给我一个月时间来决定，但前提是我每天下午都得上他那儿去一趟，哪怕是说上一句话就回来也行。”
“那就是说你还得去，可怜的孩子？”圣·伯雷痛苦不堪地喊起来。
“只能如此。”简·布拉松回答说，“但从这第一次经历判断，我并不需要冒太大的险，也没有什么难事让我做，还不到7点他就彻底醉了，我要做的就是替他点烟、倒酒，等他开始打呼噜了我就趁机回来了。”
从那以后，她真的每天下午3点就到哈利·基勒那儿去，直到晚上8点钟才回来。根据她每天晚上的汇报得知对方倒遵守了约定，她每天下午都以同样的方式消磨时光。她去的时候暴君大多是和参谋们开会，他发出的命令当然是非常精明的，可也说不上有什么特别，都是有关黑域的行政事务和农田耕种情况的内容。如果不是哈利·基勒时不时附在某个参谋耳朵上嘀嘀咕咕，发出一些简所不知的指令，黑域的政府倒也没什么特别之处。
会议通常要开上4个小时，结束后大家都走了，只留下简·布拉松和哈利·基勒两人单独相处。不一会儿，他就把她一个人撇在一边，因为每到4点正，他便消失在一扇小门背后，而那扇门的钥匙是从不离身的。他上哪儿去了？对这一点，简直没有人能摸清。
头三天她还呆在房间里等他回来。他走后几分钟，她就会听见一种奇怪的噪音——是远远传来的极度痛苦的哭嚎，就像是有人在受折磨时发出的那种绝望的低泣声。这叫喊声大约持续15分钟，使她痛苦不堪。而哈利·基勒在离开半个小时左右，然后兴冲冲地再从那道门里回来。于是她便养成习惯，在这一段时间里到宫殿各处散步。宫里所有的人——参谋们、黑奴们、值勤的快乐党徒们不久便都认识了她，甚至对她表示出一定程度的尊重。等哈利·基勒回来，简就替他点上烟斗，往杯子里倒满酒，他就一直那么喝，直到烂醉如泥。
事实上，年轻姑娘每天晚上都有机会随意处置哈利·基勒，只要她将那把从他不幸的哥哥那里找到的唯一遗物——那把匕首扎进他的胸膛，她便可以轻而易举地结束他的性命。但是她没有那么做。一来是她天生仁慈，不会杀一个毫无防备的人，无论此人罪恶有多大；二来杀了他又有什么好处？即使他死了，还有那帮自诩为参谋的强盗们、长着禽兽面孔的黑色卫士以及构成黑域众多人口的冒险家们。囚徒们的残酷不会因城里头号人物的死亡而改变，实际上很可能更加残忍。因为哈利·基勒也许是城里惟一能以其真正充满智慧的头脑运用知识的人。简·布拉松的同伴们完全同意她的看法，并认为无论如何都不应该藐视他。
也许有更好的办法。既然暴君信任她，有没有可能将他绑架？如果是那样，到时候他们自己手里就有个人质了，就可以硬碰硬地和他们公开对抗了。
不过要实现这一计划也是困难重重：首先如何在宫里到处是人、而又被严密控制的情况下抓住哈利·基勒？即使克服了这一困难抓住了他，难道黑域就没人想干掉他？难道参谋们不想当君主？难道他们不会拒绝为了他的获释来谈判？退一万步说，假如这些都可能实现，谈判如期举行，但他们又如何保证对方遵守谈判条件呢？要解决这一系列问题可不太容易。
在简·布拉松心里，她还有个想法没和同伴们说。哈利·基勒按时的离开以及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听到的令人心碎的哭嚎声大大激发了她的好奇心和同情心。当哈利·基勒醉得不省人事的时候，她曾不止一次想取下那把小门钥匙，哈利·基勒每天下午都是消失在那后面。不过到目前为止她还没有那个勇气，惟恐自己为满足好奇心而给同伴们带来灭顶之灾。
5天就这么过去了，接着就到了4月8日。
那天晚上9点刚过，囚徒们，包括玛丽可在内，都聚集在平台上，像往常一样问简·布拉松当天发生的事情；托摩基在下面，他要把活干完才会离开，直到第二天才又出现。
虽说月亮还没到下弦，但厚厚的浓云把月光遮得严严实实，似乎马上就要下暴雨一样。由于红河对岸的探照灯照不到这里，因此平台上显得格外阴暗。
突然有件东西落到平台上，发出沉闷的响声。囚徒们一惊，立刻停止了谈话。这个无法看清的东西是从哪里掉下来的呢？到底是什么呢？
阿梅迪尔·弗罗伦斯首先恢复了冷静，只几分钟便找到了那个抛上来的神秘物——是个用绳子拴着的大鹅卵石，绳子的另一头越过护墙，接下去再也看不清了。
这是什么意思？是信件？是他们在黑域有个不知名的朋友要给他们通风报信？是否有人来救他们了？只有把绳子拉上来，看看那头拴着什么东西才能弄清楚。阿梅迪尔立刻往上拉，由于绳子很细，所捆的东西不轻，所以老是打滑。他只好叫夏托内医生来帮忙。可以肯定的是，拴在绳子上的不会是一封信。
细绳终于到头了。可接着的是另一根粗得多的绳子。他们仍然像刚才那样往上拉，毫不费力地拉了30至35码便怎么也拉不动了。绳子绷得很紧，且有点弹性，好像是绑在什么固定的东西上了，又似乎有人在另一头拉着。有那么几分钟他们感到不知所措了。他们既不敢松，也不敢再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把绳子拴牢，”阿梅迪尔·弗罗伦斯提议道，“我们马上就会知道这个抛绳子的人是不是想让我们这么做——先别管这个人是谁。”
绳子拴牢了。
绳子绷得更紧了，肯定是有人在往上爬——囚徒们争先恐后地趴到护墙上一齐瞪大眼睛往下看，急于想看清楚来人是谁。不久他们便看到一个敏捷的身影正飞快地往上爬，而且一会儿便翻身进了护墙，跌倒在这群惊得目瞪口呆的囚徒们中间。
“通伽内！”他们尽可能压低声音惊呼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