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个爱冒险的孩子，我对经历未知世界的渴望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更加强烈。起初这种渴望相当模糊、无目的，表现形式也多种多样。我十一二岁的时候，在我生活中发生了两件事。这两件起初好像很随机的事日后却恰恰成为把我模糊的渴望转化为具体、确定行动的因素，因而间接地铸就了我未来的人生命运。
这两个因素一是当时在中国知识界享有盛誉的梁启超的富有感染力的声音；二是我三舅告诉我的、当时远远超出我日常生活范围之外的那些国家和民族的有趣故事。
梁启超是1898年维新变法运动的领袖之一。变法运动失败后，他流亡日本，而变法运动的另外六个领袖则被反动的慈禧太后杀害。这个变法运动和当时新兴的国民革命运动不同，因为它提倡满族统治下的君主立宪制，而孙中山先生领导下的革命者主张同时废除君主制和满族统治，建立一个共和国。两党之间的争斗尖锐激烈，因为它们的差异不仅关乎一个根本性的政见差异，而且牵涉到极度煽情的种族问题。
但梁启超的天才其实并不表现在政治领域。他早年最天才的表现和对中国的最大贡献在于他以自己在文学和知识界的努力唤醒了中国的年轻人，他晚年的贡献则在于他在中国文化和历史领域的学术研究。
他流亡日本时开创了《新民丛报》，试图以介绍西方知识魔盒里存在的所有形形色色的东西来促进中国的现代化。诚然，他的很多作品只是日文书籍的改编或翻译，但只要他能用富有魅力的文笔表达贯通流畅的观点，那又有什么关系呢？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中国知识界认识了卡弗尔（Cavour），马志尼（Mazzini），罗兰夫人（Madame Roland）和考苏恩（Kossuth）。正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英国的立宪运动，法国大革命，意大利和德意志的统一这些重大事件都变成了中国人喜闻乐见的读物。
虽然我父亲并不总是同意梁启超的观点，他很崇拜他的文学才华和挥洒自如的文风，所以他成了梁启超的众多忠实读者之一。起初我还太小，看不懂这本杂志的内容，只是被它新颖的外表和图片迷住了：像俾斯麦（Bismarch）和迦利博蒂（Garibaldi）的肖像，英国国会和美国白宫的照片等等。但慢慢地我能读懂一些简单的文章了，不到十三岁我就能在它的封面和封底之间流连忘返了。梁启超的文章虽然也吸引了一些中老年读者，但最受他的创作影响的无疑是青年人。当他于1929年去世时，中国一个年轻的知识分子领袖宣称：“我们这些现在三十岁以上的人没有谁能逃脱他的影响。”在我看来，这句话真实地描绘了梁启超在我国过渡时期在知识界的领袖地位。
就在这个时期，一本关于圣女贞德生平的中文小书也出现了。我不记得这本书的作者是谁或它怎么引起了我的注意。我只记得当时我被梁启超的《新民丛报》中关于罗兰夫人生平的文章迷住了。正是通过阅读这两个以及别的女子的生平事迹，我才对自己的生活产生了明确的意识，开始思考长大以后要做什么样的女人。慢慢地，我模糊的渴望具体转化为要当一个爱国者的愿望，因为爱国主义是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中大力鼓吹的。可是爱国者也有很多种。我要当个马志尼，罗兰夫人，还是贞德？马志尼的渊博学识，罗兰夫人在法国大革命中的作用，贞德骑着马的浪漫形象都对我很有吸引力。但马志尼是男人，所以我马上排除了他会成为我榜样的可能性。而贞德没有参加过梁启超大力鼓吹的革命，所以对我来说她不像罗兰夫人那么高尚。
但接着我开始问自己是否准备承受这两个女英雄所经历的苦难。罗兰夫人最后上了断头台，而贞德是被烧死在十字架上的。因为中国没有火刑，我对贞德的命运还不感到害怕。可是对我来说断头实在可怕，尤其因为我一点痛都受不了。所以我整夜整夜躺在床上睡不着觉，想着怎么才能既不当胆小鬼又不遭受跟罗兰夫人同样的命运。对一个孩子不成熟的头脑来说，什么事显然都是注定不变的，要是罗兰夫人这样的爱国者上了断头台，那么她的仿效者一定也会遭受同样的命运！
更让我难以忍受的是，这种焦虑我不能告诉别人，因为家里家外没有人能理解我。我在忧心如焚、绞尽脑汁之后，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我仿效罗兰夫人，就绝对不可能避免跟她同样的命运。于是，我又想到虽然贞德没有参加过革命，我也许能当个中国革命中的贞德。中国革命不也需要女战士吗？那么一个中国的贞德真是适得其所了。我对想出这个好主意非常高兴，立刻开始非常具体地想象自己作为中国的贞德应该是什么样子。同时，我轻描淡写地排除了被活活烧死的可能性，因为我让自己相信这种事在中国绝对不可能发生。
贞德的生平中有一点对我很有吸引力：她是个骑着马的年轻女孩，既浪漫又漂亮，而罗兰夫人是个已婚女人，差不多人到中年了，她在巴黎主持沙龙的生活对我一点吸引力都没有。我不想结婚过整日枯坐的日子，我想要骑着马带领战士冲锋陷阵。长辈们不是说过我是男孩的话一定能光宗耀祖吗？所以在心理上，我早就为扮演这个我内心渴望扮演的、奇怪的角色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但我怎么才能成功地扮演这个角色呢？这个实际问题又让我的脑子忙碌起来。首先，我决定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革命党。但我怎么才能加入呢？这是个大问题，因为我的家人和亲朋好友中没有人赞成革命党的“危险”言论。不过我并不灰心。跟任何一个十来岁的少男少女一样，我对很多实际问题漫不经心，只盲目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所以我忙着设想的是我加入革命党后做什么。我决心要骑一匹白马，穿一件飘扬的白袍，手里举一面白旗，带领战士们冲锋陷阵。关于谁是我的敌人我连想都没想，我觉得只要相信我所向无敌而敌人们都不堪一击就足够了。
但是，贞德很快就不再是我心目中理想的女英雄了。几年后，1911年的辛亥革命爆发。那时候我完全有机会实现我的愿望，就算不能骑着白马带领战士冲锋陷阵，也能跟随某个骑着白马的领袖上战场。因为辛亥革命爆发后，很多年轻女孩参了军，那时候甚至有个“女子敢死队”。她们中的一些人也要我加入，说这是表达我爱国心的最好方式，但我拒绝了。在那些年里我的想法有了很大的变化，我已经相信女人不适合成为战士。我觉得军旅生涯只会让女人变得残酷又庸俗，而战士的角色对女人来说充其量只是一种暴殄天物的、破烂性的角色。因为那时候，我已经立志投身于对学问的追求，我唯一的愿望是能出国亲身研究西方的文化和生活。
从想象自己骑白马，穿白袍，举白旗的激情到想象自己伏案读书笔耕的冷静心态，我的志向前后当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这也是个自然的变化。我曾提到我家属于士大夫阶级，同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阶级一样，这个阶级有自己的自负和偏见。比如，士大夫阶级总自豪自己这个阶级提供了国家的所有智囊，而中国人对于知识界的领袖几乎有一种天生的尊敬。而且，士大夫阶级总把学问上的成就和个人品德看得比什么都重，并且对也好错也罢都以此为标准来判断人。
具备我这样文化背景的女孩子又受到梁启超这样富有感染力的作家的影响，这就难怪我把所有模糊的渴望具体转化为要当作家的确定愿望了。因为我早期教育的不正常，我从来没有学过写作的艺术，而且我生平的第一篇文章发表在1916年的《中国学生季刊》上，那时候我已经是美国瓦特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了。不过，我童年时代的一件小事让我跟我的长辈们都觉得写作对于我不仅自然而然，而且是赏心乐事。
那年夏天，父亲正要北上赶考时，母亲病了。因为母亲一向对自己的困难淡然处之，父亲很不放心，他想知道自己不在时，母亲是否真去看了他推荐的医生。我那时候已经七岁了，但还没有学过怎么写信。现在的孩子不管男女到那个年龄一定会写信了，可是读者应当记得那时候流行文言，孩子学的是士大夫阶级创立的传统文体。也就是说，我写的将会同我说的、想的完全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