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广东不久,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去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可是,自我到了广东之后,舅舅对于我进学校的一件事——他从前最热心的一件事——现在却不提起了。等我对他说起的时候,他却总是这样的回答:“我看你恐怕太小了一点,过了一年再说好不好?在此一年之内,我可以自己教你读书。你要晓得,你的知识程度还是很低呵。并且我还可以给你请一位教师,来教你算学和其他近代的科学。这样不很好吗?”
舅舅的不愿意我立刻进学校,当然是由于爱护我,知道我年纪太小,还不到学医的时候;知识又太低;而立身处世的道理又一点不懂。故他想用一年的工夫,给我打一点根基。后来想起来,这是多么可感的一点慈爱,不过那时我正是一个未经世故的莽孩子,对于尊长们为我的深谋远虑,是一点不能了解的。我所要求的,仍是“进学校”。
后来舅母和舅父商量之后,只得把我带到医学校去,姑且去试一试。我同舅母一进学校的房子,便有一位女医生,叫做什么姑娘的,出来招呼舅母,并笑着对我点点头。舅母对她说了几句广东话,那女医生就用广东话问我,“今年十几岁了?”
我回答她:“十三岁,过了年就算十四岁了!”
她摇摇头,说:“太小了,我们这里的学生,起码要十八岁。”
这些话我当然都不能懂,都是舅母翻译给我听的。我就对舅母说:“我虽然小,却愿意努力。请舅母替我求求她,让我先试一年,看行不行再说。可以不可以?”
舅母便把这话对她说了,她说:“就是行,也得白读四五年,反正要到十八岁的时候才能算正科生。”她又用广东话问我,“懂广东话呒懂?”
我也学了一句广东话回答她,“呒懂!”又赶快接着说,“可是我愿意学。”她听见我说“呒懂”两个字,笑了。她又对舅母说了一阵广东话,说完了,便大家站了起来。她给舅母说声再见,又笑着对我点点头,便走进去了,我只得跟着舅母带了一颗失望与受了伤的心,回到舅舅家里去。
晚上舅舅回家后,舅母把白天的经过告诉了他,舅舅听了大笑说:“是不是?你不听我的话,现在怎样?你只得仍旧做我的学生了!”
舅舅是一位很喜欢教诲青年的人,这也不能不说是我的好运气,因为在那一年之内,他不但自己教我书,还请了一位在广东客籍学校教数学的杭州先生,来教我初步数学。不但如此,他又常常把做人处世的道理,以及新时代的卫生知识等讲给我听。我对于他也只有敬爱与崇拜,对于他说的话,没有一个字是不愿遵行的。比如说吧,他要我每晚在十时安睡,早上六时起身。但是,晚上是多么清静呵!舅舅是常常在外宴会的,舅母到了九时便要打瞌睡,表弟妹是早已睡着了,我自己也常是睡眼矇眬。可是,因为舅舅有这么一个教训,我便怎样也不敢睡,非到十时不上床。
我到了广东不过三个月,舅舅便调到廉州去,将文作武,去统带那里的新军了。我跟着舅母在广东又住了约有三个月,方大家搬到了廉州。舅舅的职务是很繁忙的,但每天下午,总抽出一点功夫,回家来教我读书。他常穿着新军统领的服装,骑着马,后面跟着两个“哥什哈”,匆匆的回家,教我一小时的书,又匆匆的走了。有时连舅母自己做的点心也不暇吃。舅母是一位最慈爱的人,对此不但不失望,反常常笑着对我说,“你看,舅舅是怎样的爱你,希望你成人呵!他忙得连点心也不吃,却一定要教你这个功课!你真应该努力呀!”
我不是木石,舅母即不说明,我心里也是明白,也是深刻感铭的。舅舅所教的,在书本方面,虽然只是那时流行的两种教科书,叫做《普通新知识》和《国民读本》的,以及一些报章杂志的阅读;但他自己的旧学问是很有根基的,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了从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年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
虽然一切是这样的顺适与安乐,但他们仍不能使我取消进学校的一个念头。后来舅舅被我纠缠不过,知道对于这一只羽毛未丰而又跃跃欲飞的鸟儿,是没有法子去阻止她的冒险了。就在那年的冬天——正当我到舅舅家里的明年——乘舅母回籍省亲之便,舅舅便让她把我带到上海去。临走之时,又教训了我许多话,特别的指出我的两个大毛病——爱哭和不能忍耐——叫我改过。他说,“我不愿在下次见你的时候,一动又是哭呀哭的,和一个平凡的女孩子一样。我是常常到上海去的,一定常去学校看你。但我愿下次再见你的时候,你已经是一个有坚忍力,能自制的大人了。别的我倒用不着操心,你是一个能‘造命’的女孩子。”
舅舅叫我到上海进一个学校,叫做爱国女校的,因为那是他的朋友蔡孑民先生创办的,成绩也很好。我正不愿意学医,听到这个真是十分高兴。到了上海后,舅母便把我送到一个客栈里,那里有舅舅的一位朋友的家眷住着。舅母便把我交托了那位太太,自己回家去了。但那位太太是什么都不知道的,我只得拿了舅舅写给蔡先生的信,自己去碰。不幸左碰右碰也找不着蔡先生,我只有忍耐着,以为蔡先生总要回来的。多年之后,才知道那时蔡先生已经不在爱国女校了。正在这个时候,上海又产生了一个新的什么学校,因为种种的牵引,我就被拉了进去。这是后话了,现在不必去说它。所可说的,是我在那里读书三年的成绩,除了一门英文功课外,可以说是一个大大的“零”字!但那位教英文的女士却是一位好教师。我跟着她读了三年英文,当时倒不觉得怎样。可是,隔了几年之后,当清华在上海初次考取女生时,我对于许多英文试题,却都能回答了。后来我得考中被派到美国去读书,不能不说是一半靠了这个英文的基础。
民国三年,我在上海考中了清华的留美学额,便写信去报告那时住在北京的舅舅。可是,他早已在报上看见我的名字了。他立刻写信给我,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
我自幼受了舅舅的启发,一心要进学校。从十三岁起,便一个人南北奔走,瞎碰莽撞,结果是一业未成。直到此次获得清华的官费后,方在美国读了六年书,这是我求学努力的唯一正面结果。但是,从反面看来,在我努力过程中所得到的经验,以及失败所给予我的教训,恐怕对于我人格的影响,比了正面所得的知识教育,还要重大而深刻。而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不但如此,舅舅对于我求学的动机,也是有深刻的认识的。在他给我的信中,曾有过这样的几句:“吾甥当初求学之动机,吾知其最为纯洁,最为专一。有欲效甥者,当劝其效甥之动机也。”有几个人是能这样的估计我,相信我,期望我的?
民国九年,我回国到北大当教授,舅舅那时也在北京。我常常去请安,请教,很快乐的和他在同城住了一年,后来我就到南方去了。待我再到北京时,他又因时局不靖,而且身体渐见衰弱,不久便回到原籍去终养天年。隔了两三年,我曾在一个严寒的冬夜,到常州去看了他一次。却想不到那一次的拜访,即成为我们的永诀,因为不久舅舅就弃世了,年纪还不到七十呢!
我向来不会做对联,但得到舅舅死耗之后,那心中铅样的悲哀,竟逼我写了这么一副挽联来哭他:
知我,爱我,教我,诲我,如海深恩未得报;
病离,乱离,生离,死离,可怜一诀竟无缘。
这挽联做得虽不好,但它的每一个字却都是从我心头的悲哀深处流出来的,我希望它能表达出我对于这位舅父的敬爱与感铭于万一。
一九三七年八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