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复兴，是西方文化发展史和艺术史上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它标志着欧洲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上建立起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和精神体系。它一出现，便以摧枯拉朽的力量驱散了中世纪千年的黑暗与沉寂。
“文艺复兴”的原意，是指“在古典规范的影响下，艺术和文学的复兴”，但实际上，它的影响，并不仅限于文化艺术的领域，更是一次伟大而深刻的思想文化运动，是欧洲一次关于政治、经济和文化艺术的全面复兴。
文艺复兴的核心，是人文主义，是对人的价值、人的权利的一次根本肯定，是对中世纪神权统治一切的反驳。
（第一节） 意大利文艺复兴
13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艺术领域也传来了早春的消息——人们在古希腊、古罗马废墟上发现了埋藏多年的精美绝伦的雕刻作品，使人们震惊的，不仅仅是精湛的技艺和完美的形式，更重要的是，人们在这些作品中看到了自身的力量与价值。因此，对这些经典的描摹，实际上是对人类自身的一次重新发现。
意大利文艺复兴通常被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文艺复兴、盛期文艺复兴和晚期文艺复兴。
早期文艺复兴的特点是，在宗教的合法外衣下，注入世俗的因素，作品的注意力开始转向自然。对细节的把握极端重视，而忽略总体的结构。
盛期文艺复兴的特点是，已将细节有机地融合在作品的整体结构之中，作品更着眼于对自然本质和总体的把握，细节服从于整体，真实性服从于法则，理想和现实达成和谐的统一。
晚期文艺复兴的特点是，技巧渐渐超越了内容，对自然的表现有所夸张，但是，艺术家的个性被更为明确地凸显了出来。
一、早期文艺复兴
乔托·迪·邦多纳（1226-1337），是早期文艺复兴第一个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发现了人，把人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乔托的作品，脱胎于中世纪的拜占庭艺术，在题材上，他继承了基督教艺术的宗教主题，却在具体表现的形式上，注入了人的因素。在他的作品中，我们看到了现实中人的形象，感受到了人的温暖。在中世纪的绘画中，人物形象是抽象化、概念化的符号，是传达教义的工具，然而在乔托的作品中，我们感受到的，却是人的真实存在和真实情感。他的作品，奠定了文艺复兴艺术的现实主义基础。
在《犹大之吻》这个作品中，乔托再一次向世界展示了人的存在，他对这个传统题材赋予了新的生命——基督不再是一个完美而冷漠的神明，他是一个被叛徒出卖的牺牲者，更是一个为了拯救人类的命运，甘愿赴死的英雄。他的眼神沉静而深邃，表情庄重而安详，体现出人的尊严与高贵。
《哀悼基督》是乔托为阿雷纳礼拜堂绘制的系列组画中的一幅，是乔托最成熟的作品之一。在这幅作品中，乔托一改中世纪绘画作品中，对人物形象的敷衍，使人物具有了正确的结构和比例，同时通过光影和空间的透视法则，使人物之间具有了正确的空间关系，这种真实性创造了一个真实的视觉空间，具有强烈的戏剧效果，使人产生了一种身临其境的感动。
马萨乔（1401-1428），作为乔托的继承者，开启了早期文艺复兴的辉煌。他将科学的手段——三维空间的透视法则、人体解剖学以及数学、哲学等引入绘画中，赋予了绘画新的表现手法和更趋完美的形象。
《纳税银》，是马萨乔根据《新约》
中的故事绘制而成——据《新约》记载，耶稣曾问他的门徒彼得，世间的君王向谁人征税——是向自己的儿子还是世间的百姓，彼得回答他，当然是向百姓。于是，基督命彼得去钓鱼，神令鱼嘴中含有金钱，充当了耶稣师徒入城的税银。作品表现的就是税吏拦住过路人，穷凶极恶地征讨税银的情形。作品不仅仅停留在对于事件、情节的再现上，而是通过情节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冲突——税吏的蛮横、耶稣的平和、宽容，彼得的血气方刚及众人的无可奈何。在这些人物的背后，画家赋予了作品更深刻的含义，他揭示了人物冲突的本质，即社会的不公平。这种强烈的批判性，体现出作者深刻的社会责任感。
《失乐园》是马萨乔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它表现的是亚当与夏娃受了撒旦的诱惑，误食了智慧果，被逐出伊甸园时的情景。这个寓意深刻的故事，探讨了人类精神世界中美与丑、苦与乐、智慧与蒙昧、天真与欲望的关系。马萨乔的作品，在此基础上，更体现出他对人自身的肯定与赞美。他通过强烈的明暗对比，突显了人物强健的体魄，这与中世纪中人物形象的羸弱和衰微，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画面中，虽然夏娃为自己被逐的命运仰天哭号，亚当羞愧得双手掩面，但是从他们的身体中，我们看到了孕育在深层的强大生命力，我们有理由相信，这样的生命，即使失去了上帝的荫庇与眷顾，也一定可以创造出自己的乐园。而事实恰恰证明了这一点，亚当和夏娃在被放逐的尘世中，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生命，连绵不绝。
曼坦尼（1431-1506）是早期文艺复兴中另一个值得提及的名字，他的作品气势开阔、宏大，线条粗犷有力，人物形象饱满，具有雕刻感。
《圣赛巴斯先》表现的是基督教传说中圣徒殉教的故事，画面中赛巴斯先被绑缚在一个石柱上，身中数箭，表情痛苦，却没有任何屈膝投降的样子。背后虽断裂却依旧高耸的石柱象征了其不死的灵魂，天上密布的阴云烘托出浓烈的悲剧氛围。
《哀悼基督》选择了一个特殊的构图视角来表现这一在作品中已被反复表现的题材。画面中的基督脚底向前，头位于画面的后部，呈现出一种纵深、压缩的效果。为伤子而悲痛欲绝的圣母被放置在画面的角落，但是她悲痛的情感却是不容忽视的。作品线条洗练，轮廓分明，层次清晰，既有沉郁、悲壮的气概，又有一种令人压抑、窒息的悲剧效果。
波提切利（1445-1510）是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的最后一位大师，他的经历，使他的作品留下了柔媚、抒情、工于雕琢、华美、富丽的特征。
《维纳斯的诞生》是波提切利最着名的代表作，画面充满诗意。美丽的女神维纳斯站在贝壳之中，像一粒纯洁的珍珠，从水面冉冉升起，在风神的吹拂下向岸边靠近，时光女神手执锦绣的披风，在岸边迎候她的到来，花神在她的身后撒下朵朵纯洁的玫瑰。人物的线条呈现出一种连绵、滑动的韵律感，她与其说是站在贝壳中央，不如说是飘浮在其上，呈现出一种梦境般迷朦而缥缈的气质。维纳斯有着优雅而成熟的体态，神情中却流露出婴儿一般的纯真与怯懦。作品中这种淡淡的感伤和迷惘，也正是文艺复兴早期，人们在解放自己之后欢乐与彷徨相搀杂的微妙心理的反映。
《春》是《维纳斯的诞生》的姊妹篇，较之后者，《春》显得更加繁华、富丽。
晨曦晕染的橘园中，一群年轻、美丽的女神聚集在一起，位于画面正中的，是象征爱与美的维纳斯；她的右畔，是代表“青春”、“美丽”、“快乐”的美惠三女神，她们正快乐地翩翩起舞；画面右上角的风神鼓起春风，将花神推出林间，春神将花神口中吐出的花朵撒向四面八方。画面充满浪漫的情调和瑰丽的想像，而在画面盎然的春意中，透发出来的，仍然有淡淡的哀伤，这种忧郁而感伤的情调，几乎成了波提切利作品的标志。
《诽谤》是波提切利晚年的作品，较其早期的作品，它带有一种寓言的特征，他用比喻、象征的手法，表现出了当时社会生活中深刻的矛盾冲突。在豪华庄严的宫殿中，无上的君王却荒谬地长着一对驴耳朵，“无知”和“猜疑”正在他的旁边进谗言，国王面前身袭黑袍的人，就是“诽谤”，她的身后有人在忙着用宝石来装饰她的头发，被“诽谤”揪住头发的人，是“无辜”，离国王最远的，是“真理”，她如此单纯、美丽，却又如此柔弱无助。作品流露出画家对社会现实的悲愤之情。
多那太罗（1386-1466）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早期雕刻领域的重要代表人物。他的作品，冲破了中世纪的樊笼，流露出一种清新的格调，他师法自然，从现实生活中去寻求美，形成了一种具有个性特征的艺术风格。
《先知》（南瓜头）是多那太罗应佛罗伦萨大教堂的邀请创作的五尊壁龛雕像中的一尊，它以朴素的手法和清新的风格，被历代艺术家誉为写实主义的杰作。在这个作品中，多纳太罗一反传统风格中对先知的造型处理方式，使其具有真切感人的气质，佛罗伦萨人看了这尊雕像之后，认为它很像本地一个外号叫“南瓜头”的人，因此人们便昵称其为“南瓜头”，这一名称，也恰恰体现出该作品强烈的写实性。作品没有当时流行的外形美，有的是布满褶皱的脸颊，忧郁、哀愁的眼神和襟袍间嶙峋、瘦弱的身体，作品体刻画出的是一个在岁月的风霜中跋涉而来的旅人，他对世事的洞察，或许正是来自在痛苦中的历练和磨难。正因为这种对于心灵世界的关注与揭示，使得这个作品具有感人至深的力量。
《大卫》是多那太罗的创作中，一件极受推崇的作品，它表现的是古希伯来第一位国王大卫在少年时代以其罕见的勇敢和智慧，杀死入侵的腓力斯丁巨人哥利亚的故事。这是文艺复兴时代第一件裸体雕像，大卫脚踩着敌人的头颅，左手捏着攻击敌人时使用的石块，右手握着从敌人手中夺下的宝剑，浑身散发着青春的活力。作品洋溢着胜利者的喜悦和自信，这也正是文艺复兴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中，人们情绪状态的一个缩影。艺术家热情地歌颂人的胜利，肯定人的价值，赞美洋溢的英雄主义精神。
《格太梅拉骑马像》是令多那太罗名垂青史的作品，被后人视为骑马雕像的鼻祖。它塑造的是一位当时的威尼斯共和国刚刚逝世的将领的形象。格太梅拉冷峻、刚毅，昂首挺胸地坐在一匹雄壮、彪悍的骏马之上，显示出一种勇猛、雄浑的气度，这种英雄主义精神正是文艺复兴时代精神的核心。
二、盛期文艺复兴
文艺复兴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且创造了巨人的伟大时代。而达·芬奇（1452-1519）正是这一群“巨人”中最重要的代表，他在绘画、雕刻、建筑及自然科学等若干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使其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巅峰——他几乎与哥白尼同时发现了“日心说”；第一个发现了胎儿在母体中生长的过程；为了研究人体构造，他不顾宗教戒律，曾亲手解剖过三十多具尸体；他设计过攻城机械、螺旋推动器、最早的坦克和飞机，体现出卓越的才华和非凡的想像力。文艺复兴时期着名的传记作家瓦萨里曾赞美他说“上帝有时会将美丽、优雅、才能赋予一人之身，他之所为，无不超群绝寰，显示他的天才来自上苍，而非人间之力，达·芬奇正是如此。”
达·芬奇认为，人“知道得越多，爱得越深远”，他渊博的知识为他提供了开阔的胸襟与视野，体现在作品中，则呈现为对人的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刻探讨。
在《岩间的圣母》中，达·芬奇试图将大自然的美丽神奇和人类心灵的丰富深邃融为一体。洞窟中开满奇花异卉，温暖的阳光照亮岩洞间的冰冷与幽暗，显得宁静、安详，宛如童年的梦境。年轻的圣母坐在高台之上，右手轻轻搂扶着拱手礼拜的小约翰，左手罩在小耶稣的头顶，以示疼爱，小耶稣竖起胖胖的手指，向小约翰答礼祝福。一个具有宗教仪式感的情景，被处理得温馨、祥和。为了突出人物形象，画家在画面中铺陈了大块的阴影，同时，他还使用“渐晕法”，光与气的质感在深度空间中展示了人物的心灵世界。
《最后的晚餐》，讲述的是逾越节前夕，耶稣预知自己的死期将至，在与12个门徒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向众人宣告：“你们之中有人出卖了我。”顿时，一石激起千层浪，众人哗然。画面不仅仅停留在对于事件表述的层面，而是着力刻画了在这样的情形之下，每一个人的情绪反应和心灵世界。12个门徒复杂多变的情绪，形成各种表情和外部动作，又相互感染，构成了一条无形的情绪链条，结构着整个画面。强烈的危机感成为一个巨大的悬念，门徒的激动和耶稣的沉静形成反差，构成情绪上的张力。它不光是给人以视觉上的审美享受，更调动了人的生活经验和情感经验。达·芬奇自己在笔记中写道“画家所要追求的有二：那就是人和他的心灵意向，前者易而后者难。”但是达·芬奇做到了。
《蒙娜丽莎》是达·芬奇的登峰造极之作，作品以其含蓄、妩媚的气质，唤起了人无数的联想与遐思，调动了一切经历与想像，倾倒了一代又一代的观众。在创作中，为了使这个刚刚经历丧女之痛的少妇绽放出会心的微笑，达·芬奇在庭院中布置了花草，请来弹奏竖琴的歌手，还为她讲故事，说笑话，用一切手段驱散少妇心中的阴霾，为她留下了那迷朦而神秘的微笑，这微笑像是冲破乌云的一线微光，明亮，却似是而非；美丽，却稍瞬即逝，构成了一种神奇的视觉效果。有研究表明，人的笑容主要表现在眼角和嘴角两个部位，而达·芬奇偏偏把这两个部位画得若隐若现，没有明确的界限，使得蒙娜丽莎脸上的笑容更加迷离恍惚。这幅画的另一个诱人之处还在于，达芬·奇在这幅作品中创造了透视效果不一样的背景，当人的视点集中在画面左侧的时候，会感觉远景下降，人物上升；视点集中在画面右侧的时候，会感觉远景上升，人物下降，就连人物五官的位置都似乎处于一种飘浮与晃动之中，给人带来一种神奇而微妙的视觉效果。
在作品中，画家试图表现的不仅仅是人物的外貌，更力求展示人性的丰富内涵和多方面的性格与心理特征。蒙娜丽莎的眼睛，被描绘得迷朦而缥缈，似乎蕴涵着万千的心事和多少欲说还休的感情。蒙娜丽莎就是美的象征，即使是一个很小的细节——她的右手，被誉为美术史上最美的一只手，它带着生命的温软和弹性，带有触手可及的体积感和重量感，这种美是画家呕心沥血创造的结晶。
拉斐尔（1483-1520），与达·芬奇和米开朗基罗并称文艺复兴三杰，他以圣母为题材，为世界创造了一大批理想美、女性美的典范，既有坚实、饱满的形象，又有灵动、柔美的气质，达到了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他的作品，凝聚了文艺复兴时期所有圣母像的精华，既有米开朗基罗的宏大气势，又有马萨乔内在的雄浑，还兼具达·芬奇的灵动与柔美，体现出一种明媚、甜润，既轻柔明晰，又沉着从容的风格；既有世情的温暖，又有诗意的浪漫。
《圣母的婚礼》取材于《圣经》故事，表现的是主教为圣母玛利亚和年轻的约瑟主持婚礼的情景——玛利亚含羞地伸出自己的右手，期待着约瑟给她套上戒指，也期待着自己的幸福，身后其他求婚者的沮丧和失落更反衬出二人的幸福。在人物聚会的背景中，高大的台阶把观众的视线引向高台上穹隆形的礼拜堂，为婚礼的场面增添了庄严、神圣的气氛。
拉斐尔的眼睛，一直在注视着美，发现着美，他笔下的圣母，有着一种少女般剔透的灵性，又有着母亲般的温柔亲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