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以及产生在英国的工业革命，欧洲进入到一个物质文明高度发展的工业社会。法国大革命的胜利，推翻的不仅仅是一个王朝，也使人们在艺术的领域里摒弃了浮华、绮靡的洛可可风格，取而代之的，是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等带有现实主义色彩的风格和流派，同时也出现了划时代的印象派。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
新古典主义兴起于18世纪后期至19世纪初期，它的中心是在法国。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之前，古典主义就在不少国家受到尊重，它是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以后产生的一种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它是以复兴古希腊、罗马的古代文化为旗号，进行的一种新的文艺运动。在法国大革命到来之前，它就已经拥有了一定的地位，而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无疑为其发展提供了一系列有益的条件。在法国大革命中，资产阶级高举反对宗教黑暗、争取民主自由的旗帜，号召人民起来斗争，而这场斗争中首先需要的就是人民在心理上的勇气和英雄主义的美德，古希腊、罗马共和主义时期的英雄就成为这一理想和行动的典范。这种英雄主义的理性、阳刚之美，成为一种新的艺术精神，是对洛可可美术的一次反驳。
德国哲学家温克尔曼曾经把古典美的法则总结为“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并且认为，体现这种单纯和伟大的最好形式，就是轮廓和线条。这一总结，成为新古典主义绘画的原则和理论依据。因此，新古典主义美术呈现出以下一些显着的特征：
在内容上，主张艺术作品应该选择严肃重大的题材——即在历史和现实的重大事件中寻找题材，以历史画来代替风俗画、风景画和肖像画；在风格上，强调理智与理性，轻视感情和激越的表现，而崇尚一种节制之美，强调普遍的法则，反对个别与奇特；在艺术语言上，提倡崇高、庄重、优雅、单纯的形式，强调素描，轻视色彩，强调线条和严谨的外形。
雅克·路易·大卫（1748-1852）是新古典主义的开端，他在18岁的时候，开始正式进入美术学院学习，作品深受夏尔丹的影响，后到佛罗伦萨、罗马和威尼斯等地观摩游学，对希腊、罗马古典美学规范有着深刻的理解。他既是一个画家，又是一位革命的斗士，他曾加入雅各宾党，和着名的革命领袖罗伯斯庇尔、马拉等一起战斗，他认为“艺术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是为了宣传某种政治概念、为了援助某种政治概念的胜利的”。因此，在他的作品中强烈地体现出一种革命的、英雄主义的理想。
《荷拉斯的誓言》是大卫的代表作，它取材于罗马共和时代罗马城市领袖荷拉斯父子为国捐躯的故事。画面上，老荷拉斯将刀剑赐予三个儿子，为他们誓师。画面的另一角落，是老荷拉斯的女儿们，她们在伤心地哭泣。在这场战争中，她们将是最痛苦的牺牲者，因为她们已经同荷拉斯家的敌人古略底乌斯兄弟订了婚，战争的胜利无论属于哪一方，她们都将失去亲人。作品以坚实的造型和有力的线条，塑造出两代英雄的形象，洋溢着一种“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的气概。而画面角落中女眷的悲伤则反衬出英雄伟大的牺牲精神，烘托出作品沉郁的悲剧感和崇高感。
《马拉之死》是一幅现实题材的作品。马拉是雅各宾党的领导人之一，在法国大革命期间，为了安全，他长期藏在地窖中工作，患上了皮肤病，因此需要在浴盆中进行药疗。1793年7月13日，马拉在工作中，被一个保皇党的女刺客刺死。大卫是马拉的好友，在马拉遇难的前一天，他还曾见过马拉。好友的去世，让大卫无比悲愤，他怀着难抑的激情，迅速完成了这幅作品。画面将马拉设置在画面的左下角，不均衡的构图，给人以视觉上的不安定感，从而形成心理上的紧张与焦虑，烘托出作品所要传达的恐怖气氛。马拉倒在被血染红的浴缸中，惨白的尸体凸现在深暗的背景前，单纯的色彩给人以触目惊心的视觉感受。死者的手中，还握着一页他签署过的文件，上面的内容是“请把这五个法郎的纸币给一位五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为祖国献出了生命。”这个细节表现出马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是在为人民的利益忘我地工作，这一细节成为作品的点睛之笔，以一种沉默的方式，将马拉命运的悲剧感和崇高感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萨宾的妇女》是大卫后期的一幅作品，它取材自古罗马历史上的一个传说——罗马人在邀请邻邦的萨宾人到城中宴饮的时候，偷偷潜入萨宾城，劫掠了许多萨宾的妇女和财产，从此，双方展开了连年的征战。为了阻止这冤冤相报的仇恨，萨宾的妇女们抱着她们与罗马人孕育的孩子，用自己的血肉之躯挡住了父兄与丈夫之间的厮杀。群像正中的女人，叉开双腿，张开双臂，挡在冰冷的刀剑之间，像一位和平女神，她古希腊式的端庄面容和典雅的装束，显示出大卫在她身上寄与的对古典女性美的向往。而作品本身也体现出大卫希望争斗的人们能够化干戈为玉帛的愿望。
安格尔（1780-1867），是新古典主义画派中另一个重要的名字。他是大卫的学生，他继承了大卫的新古典主义理想，并将其发扬光大。他一生经历了法国大革命中所有的重大事件，但在他的作品中却从没有留下这些风云的印记，他只是醉心于对古典美本身的追求，把希腊、罗马的美学法则作为万古不变的永恒真理。他的作品往往通过优美而有节奏的线条，显示出人体的优雅，而支撑作品的，是画家冷静的理性主义精神。
安格尔坚信希腊人所说的“在所有的形中，圆形是最美的形”。在此基础上，他又加入了自己的理解，他说“美的形体——在这里一切都是富有弹性和饱满的。”因此，他几乎用一生的时间，去完善自己的这一艺术理想。
《泉》是安格尔的登峰造极之作，是他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反复推敲、执着探索的结晶。这幅作品完成于1850年，而它的酝酿，却早在1817年就已经开始了。受波提切利的《维纳斯的诞生》的影响，1820年，安格尔创作了《海中升起的维纳斯》。
在这幅作品中，他将波提切利婉约、柔和的线条和拉斐尔坚实、丰腴的造型相结合，形成一个面容娇美、纯真，体态优雅、丰满的形象，深得人们的赞誉。而在《泉》这幅作品中，安格尔将维纳斯的长发变成了少女水罐中流淌出的清水。传说中的女神，变成了人间的少女，她成为实现安格尔心目中理想美和自然美的载体。她双目平视，双唇微启，表情天真而宁静。她紧紧并拢的双膝流露出少女的娇羞和妩媚，右脚直立而左腿微微弯曲，身体两侧一张一弛，极富音乐的韵律感。
浴女，是安格尔作品中比较常见的题材，《瓦尔邦松的浴女》则是这一系列的开端，瓦尔邦松是作品收藏者的名字。画面展现的是一个浴女婉约的背影，她全身赤裸，坐在床沿上背向观众，流露出一种欲说还休的妩媚。平滑、连绵的曲线，展现出女性身体的阴柔之美；丰富而多变的色调，更将人体肌肤的柔润和细腻感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同色调和质感的头巾、床单和帏幕，更有效地烘托出了人体的典雅、宁静和端庄。创作中的理性和节制，使人忽略了肉体的诱惑，将人体本身化成了一件完美无瑕的艺术品。
《大宫女》，是安格尔作品中比较具有个性的一幅。画中的宫女，依旧是以背部朝向观众，但她侧倚在床榻上，将脸扭转过来，目光似是而非地注视着观众。她的曲线流畅而绵长，形成柔和、隽永的起伏。为了强化颀长、优雅的视觉效果，画家刻意将人体的背部和手臂的比例加长，构成了一种含蓄的视觉吸引力，将美的理想与现实微妙地结合在了一起。
（第二节） 浪漫主义绘画
浪漫主义，是19世纪席卷整个欧洲的一场狂飚，其核心是展现一种痛苦的激情。
在法国大革命的多次反复中，个人命运在民族命运的颠簸中，也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震荡，在这样的颠簸与震荡中，古典主义的静穆与庄重已难以表达心灵的呐喊，于是，充满感情色彩的浪漫主义在文学、音乐、美术等领域几乎同时出现。
浪漫主义绘画诞生于法国，它的核心是一种主观性，是通过创作者内在的激情，实现对现实的超越。从题材上看，浪漫主义画家不喜欢用希腊和罗马的神话故事作为自己作品的题材，而是热衷于中世纪的民间传奇和各民族的民间文艺，以及一些现实生活中惊心动魄的事件。在创作观念上，他们反对古典主义者冰冷的理性描写和公式化、概念化的技巧，而强调激越的感情和极端个性化的表达方式。在形式上，浪漫主义画家更重视色彩和明暗的处理，重视画面构图的生动效果，常以对角线和不安定的效果来冲破古典主义讲究安定、稳重效果的金字塔式构图；讲究画面的整体效果而不拘泥于细部的真实。
籍里柯（1791-824）是法国浪漫主义绘画真正的先驱，在他早期的《冲击中的骠骑兵》、《负伤的胸甲兵》等作品中，就已经体现出其对作品构图、色彩和动势的考究。而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却是那幅《梅杜萨之筏》。
1816年7月2日，法国海军的一艘巡洋舰“梅杜萨号”在海上遇难，事故的原因是船长的错误指挥，而事发之后，船长自己又抛下140多名船员弃船逃跑，幸存者扎了一只木筏，在海上飘流了12天，筏上的大部分人在饥饿和伤痛中死去，最后只剩下15个人，而其中的5个人上岸后不久，也相继辞世。波旁王朝为了庇护船长，试图将这件事隐匿起来，后在当事人的辗转努力之下，这一事件才得以大白于天下，引起了社会的普遍关注。籍里柯怀着激动而悲愤的心情开始进行创作的筹备：他请当事人照原样扎了一个木筏的模型，并到医院去观察病重的人和死者，创作了大量尸体的习作。经过将近一年时间的艰苦创作，他终于完成了这幅惊世骇俗的作品。令人激动、不安的事件，扭曲、痛苦、挣扎、痛苦、痉挛的肉体，森冷的色调和变幻不定的光影，冲破了古典主义的静穆、庄重和优雅，令人瞠目结舌。
作品表现的，是这场悲剧中最惊心动魄的高潮，木筏上残存的生还者正挣扎着向远处的“阿尔戈号”呼救。残破不堪的木筏上，有的人早已死去，苍白的尸体一半横陈在木筏上，一半浸泡在海水中，惨不忍睹；有的人则奄奄待毙地坐在角落中，听候命运的裁决。木筏的另一头，是在一个黑人青年的带领下，一群顽强求生者的身影，他们挣扎着向远方呼救，生与死、希望与绝望，在这一刹那形成惊心动魄的交锋。画面中随波浪涌起的木筏是倾斜的，斜面上突起两个对抗的三角形——人群整体构成一个前倾的三角形，两股力量的矛盾，造成了一种视觉上的紧张感。画面中的人物，因强烈的明暗对比而使形体显得十分突出，众多的人物排列又由鲜明的黑白交错而构成了有力的节奏，强化了起伏动荡的效果。
遗憾的是，籍里柯的才华刚刚崭露，他便在一次赛马中坠马负伤，11个月之后，溘然长逝。然而，他的《梅杜萨之筏》却如同一声惊雷，惊醒了另一个人辉煌的创造力，他就是被人们称为“浪漫主义的狮子”的德罗克洛瓦。
德罗克洛瓦（1798-1863）的父亲是一位外交官，具有民主思想，对浪漫主义文学具有浓厚的兴趣，这种熏染给年轻的德罗克洛瓦以巨大的影响。而籍里柯的创作，更在绘画的领域中给予了他石破天惊的震撼，他曾在日记中记载自己在看过《梅杜萨之筏》之后的感受，他说“籍里柯在他还没有完成《梅杜萨之筏》的时候，就让我去看，这幅画给予我的印象如此之深，以致我一走出他的画室，就像疯了一样狂奔起来，一直跑回家。”就是这种被点燃的激情，一直照耀着德罗克洛瓦的创作，使他将浪漫主义绘画推向了一个高潮。他的作品中始终燃烧着一股不可遏止的激情。他认为如果离开了感情，人就没有生气；绘画如果不能产生压迫人心灵的力量，就没有价值。
《但丁的小舟》是德罗克洛瓦在《梅杜萨之筏》的直接影响下创作的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作品表现的是但丁在《神曲》中所描述的但丁同诗人维吉尔乘着一叶小舟，穿越冥河，向天堂进发时的情景。惊涛骇浪中，一群狰狞而苍白的水鬼纠缠着但丁的小舟，试图将它掀翻。阴郁、森冷的画面，紧张的气氛，恶梦一般惊心动魄的情景，都显示出作品同《梅杜萨之筏》的一脉相承。作品所传达出来的，是画家对现实中的痛苦现状的愤懑与挣扎。
《希阿岛的屠杀》描述的是1821年希腊人以武装起义反抗土耳其人的统治，要求民族独立，最后惨遭屠杀的情景。在这场劫难中，被土耳其人虐杀的希阿岛平民就达到了2万人。这一惨剧在西欧各国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他们纷纷给予了希腊人巨大的同情和声援，英国的着名浪漫主义诗人拜伦就是在亲赴这场民族解放运动时客死异乡的。在这样的革命热情的激荡下，德罗克洛瓦创作了这幅作品。他虽然没有身临希阿岛，但是，凭借着飞扬的想象力，再现了这一惨烈的情景：垂危的被害者衰弱地踞坐在地上，任人宰割，襁褓中的婴儿在母亲半裸的胸膛上，而年轻的母亲此刻却已无力保护自己的孩子；而画面左侧的母亲，则在同孩子做最后的诀别，画家没有直接描写杀戮的过程，而是用一种无言的控诉，表达出一种深沉的愤怒，而侵略者身着艳丽的戎装，飞扬跋扈地践踏着这片土地和这片土地上的无辜生灵。爱与恨，生与死，正义与邪恶，杀戮与挣扎，在这里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对比。这是一种被压抑的激情，蕴涵着“于无声处听惊雷”的力量。
1830年，德罗克洛瓦创作了法国绘画史上不朽的杰作——《自由女神领导人民》。画面描述的，是革命的民众为推翻波旁王朝，与保皇军队展开巷战时的情景。
想象与现实融合在同一个画面中，人民不屈的斗争精神，被形象化为一位勇猛、健硕的自由女神，她半裸着胸膛，头戴红帽，左手挥舞着钢枪，右手高举着一面象征自由、平等、博爱的蓝、白、红三色旗帜，振臂高呼，引领着人民去跟敌人搏杀，紧跟其后的，有工人、学生，她脚下匍匐着战友和敌人的尸体，远处被硝烟萦绕的，是法国的象征——巴黎圣母院。在这幅作品中，自由女神已不再是一个空洞而苍白的概念和象征，她是鼓舞人民奋勇向前、取得最后胜利的力量，她是一名战士，更是一位母亲，能赐予人无穷的力量。画面采用的是不完整构图，在错落有致的掩映中，仅仅七八个人物，就渲染出一派遍地烽烟的恢弘气魄。强烈的光影和丰富而炽烈的色彩，将澎湃的激情展示得波澜壮阔。
在法国的浪漫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之际，在西班牙，也出现了一位浪漫主义大师——戈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