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600-1650年间，主要有彼埃蒙特、伦巴第、萨瓦、热那亚和尼斯。但这些地区当时仅仅在名义上属于意大利帝国。当时从属于意大利的某些岛屿，如科西嘉、萨丁岛和西西里出发入华的耶稣会士人数不少。教皇国和意大利东北地区的入华耶稣会士人数却比较少。利玛窦却出生在亚得里亚海岸教皇国领土上的马切拉塔，卫匡国诞生在特兰托。中国“文化适应”政策的首倡人是意大利人。中国“礼仪之争”在巴黎爆发之前，这场争论在意大利就已经酝酿很久了。
佛拉芒血统的耶稣会士人数不多，但却成了对荷兰勃勃雄心的一种制衡力量。众所周知，新教的加尔文教派与16世纪使七省的荷兰人脱离了西班牙王国，同时也独立于天主教传教区。西班牙于1648年才根据蒙斯特条约而承认了“联合省”的独立，同时又禁止国人在印度与荷兰人做交易。当时与西班牙人关系密切的葡萄牙也利用“保教权”而限制荷兰人。那些选择赴中国的佛拉芒传教士，大都为操法语者。如上文提到的杜埃人金尼阁和诞生于佛兰德西部彼特海姆的南怀仁。南怀仁本来精熟法语，但他在致书比利时耶稣会士柏应理时，却用佛拉芒文书写，以使葡萄牙人安文思（G·deMagalhses）无法看懂这封有关大清“钦天监”的书简之内容。因为安文思认为，南怀仁支持北京观象台，实与其宗教人士的身份不相容。至于佛兰德那慕尔的安多（AntoineThomas），他却完全融入的北京的法国传教区了。荷兰耶稣会士的数量自1670年后便锐减，有着多方面的因素。一方面是出自北方总铎府的传教士，从此之后均被算作法国人了。另一方面是由于荷兰的许多地区被法国占领，比利时又政局不稳。这就是佛拉芒在华传教士人数很少的原因。
来自欧洲中部国家的入华耶稣会士人数也很少，却极其忠诚于葡萄牙的保教权。他们从17世纪初叶到18世纪末叶，其人数倾向于逐渐地增加。他们的总人数要比佛拉芒人多近两倍。德语国家提供了传教士中的较大份额，其中不乏汤若望这样的着名耶稣会士。中国礼仪之争，更刺激了那些在半基督新教和半天主教地区大城市中的传教士们的思想。如慕尼黑、雷根斯堡、科伦和科布伦茨。相反，在路德派信徒占优势的地区，却很少有耶稣会士，如斯特拉斯堡与汉堡等地。由加尔文派信徒占优势的瑞士只向中国提供过数名耶稣会士，大都为钟表匠。如林济各（FranzStadlin，1658-1740年），他在北京度过30年，是钟表匠和自动机械的匠人；何纳爵（walterIgnaziodeMonte，1612-1680年）与徐日昇（NikolausFiva，1609-1640年）。出自当时属于哈布斯堡帝国（Habsbourg，今属奥地利）领地的传教士数目与出自德语国家的人数基本旗鼓相当。在书简和刊本着作中，均称这些人为“奥地利人”，实际上却是指中部欧洲的日耳曼语地区的人。
波兰的耶稣会士们也在中国留下了几位名人，如穆尼阁（J·N·Smogulecki，1610-1656年）和卜弥格（MichelBoym，1612-1659年）。波兰是天主教重新征服的一个堡塞，那里有许多耶稣会士申请赴远东，但被耶稣会本身拒绝者甚多。据在克拉科夫耶稣会档案馆的统计，在1649-1722年之间，共有61名申请人遭拒。因为耶稣会总会长们，更喜欢让波兰传教士们于其周边国家布道。经过1710年的大瘟疫之后，波兰传教士们的精力都消耗在救助病人的繁重工作中了。此外，当时的交通运输代价昂贵，波兰又不具备任何海上交通的手段。中国传教区的候选人都必须首先赶到里斯本，需要穿越整个欧洲。如若取海路赴华，那么他们就必须极其忠于葡萄牙的保教权。波兰王国的领土于17世纪上半叶一直扩张到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波兰在立陶宛的维尔纽斯创办了一座耶稣会大学。基辅与斯摩棱斯克（Smolensk，现属俄罗斯）于1667年成为波兰的领土，这两个城市成了波兰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出发地。有许多所谓的“波兰”入华耶稣会士，实为立陶宛或者是现已属于俄罗斯的毗邻城市的人。
在耶稣会中国传教区中，也会接受亚洲人晋铎和加入耶稣会。这其中也曾经历过不少波折。1563年的特兰托第23届主教会议发表的第18号教谕，要求每个教区都要拥有一所教会学校或一座修院，而且传教区国也不例外。当耶稣会士们进入中国时，有的人仍坚持教廷敌视中国人的或种族歧视的成见，但利玛窦和罗明坚却主张由中国人归化中国人并简化由特兰托主教会议制订的布道方法。他们并不等待由小修院来缓慢地培养中国的耶稣会士，而是在文士中直接招募有德之司铎，并允许他们用中文作祈祷、弥撒、唱日课经和举行圣事。利玛窦在1590年于其初修院中接受了钟鸣仁（s·Fernandez，1562-1621年）和黄明沙（MartinezHouang，1570？-1606年）两名华人耶稣会士）。
耶稣会在华修院于1608年又接受了8名中国修士，于1634年接受了17名，于1700年接受了30名。
但这些初修修士最多也是助理修士，从未被晋铎。范礼安在澳门初修院中接受初修生，其条件是他们永远不觊觎司铎位。
当时正在杭州的金尼阁曾请求罗马允许他们用中文做礼拜。此后经过许多曲折，教廷传信部仍采取了支持传统布道方法的立场，拒绝了用中文做礼拜和培养本土神职人员的想法。
据亚历山大·布鲁（AlexandreBrou）的统计，在18世纪初叶（康熙时代），在华天主教传教士人员的阵容大致如下：
当时共有30万中国基督徒。在117名欧洲司铎中，有59名耶稣会士，29名方济各会士、8名多明我会士、6名奥斯定会士、13名未参加修会的司铎。
在19世纪初叶（嘉庆时代）的形势如下：
当时共有20万中国基督徒，有30名欧洲司铎，还有80名这个司铎，其中8名是前耶稣会士。
在18世纪加入耶稣会的中国人，有四分之一晋铎为耶稣会神父，其他人始终为助理修士，充任传道员（教经先生）的职能。他们的祖籍城市在广东省主要是广州市，还有江南的上海、包括安徽和江苏在内的南京省、包括北京与河北在内的北直隶省、湖广和四川等地。此外，18世纪的中国传教区中，还有一些东京湾（北圻）人，如李良（LeonGonzaga，后退出耶稣会）和许方济神父（FranoisxavierCuinh，1717-1770年）。还有一名朝鲜修士VincentCaun（1578-1626年）。
（二）入华耶稣会士们的社会出身
入华耶稣会士们在中国热衷于“上层路线”，侧重于与中国皇帝、文武百官、皇亲国戚、文人士大夫、知识精英、社会名流门打交道。这其中有许多原因，其中有一条就是由他们自己的社会出身所决定。入华耶稣会士中有许多人出身贵族，包括穿长袍贵族（官僚贵族）和佩剑贵族（军人贵族）。据迪岱先生统计，现在至少可以复原247位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神父与修士们的社会出身，其中有64位是贵族出身。
在法国旧制度时代（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前的王朝）的社会中，贵族出身的人共代表耶稣会成员的四分之一。依纳爵·罗耀拉即乡绅出身，他模拟军事组织而创建了耶稣会（耶稣连队或耶稣军），其目的本来就是“为基督而战”。依纳爵·罗耀拉对传教士们的精神训练，始终与训练骑士和军人一样。
依纳爵·罗耀拉的弟子中，有一半出身中产阶级（市民有产阶级）。在法国入华耶稣会士中，有21位出身大学界，有16出身医生家庭（有的还是国王御医）。依纳爵·罗耀拉的弟子们特别喜欢与欧洲大学交往，特别在是由天主教改革而在那些“令人质疑的”地区建立的几所大学（杜埃、格拉兹或英格尔斯塔特）中，耶稣会士的先生们讲授的是介于文艺复兴与17世纪上半叶之间的知识。
17世纪时，市民知识界向中国传教区提供的高水平的科学，主要是以来自意大利和中欧的传教士所代表。启蒙时代的大部分法国耶稣会士均出身法律界，他们本人也往往是法律专家。如张诚曾任法国国王的谋士，刘迪我（JacquesLeFaure）曾任巴黎议会的参议员，鲁日满（FranoisdeRougemont，1624-1676年）曾是默兹省的航海巡视员，其中有许多又是与有产市民阶级（中产阶级）联姻的乡绅，如汤执中（Pierredlncarvile，1706-1757年）。
在中国传教区的247名耶稣会士中，有134名出身中产阶级（有产市民阶级），包括公证人、大学教授、药剂师等。在1582-1776年间，出身议员界的法国入华耶稣会士有22人。
根据迪岱先生的统计，欧洲各地中产阶级的入华耶稣会士人数大致如下：
（1）伊比利亚半岛出身中产阶级的入华耶稣会士（35套完整档案卡片）
（2）出身中产阶级的意大利入华耶稣会士（共包括24套档案卡片）
（3）出身中产阶级的来自中部欧洲、德国和荷兰的入华耶稣会士（13套完整档案卡片）
（4）出身中产阶级的法国耶稣会士（包括62套完整档案图片）
出身平民的入华耶稣会士人数很少。在入华耶稣会士中，有些手工业匠人出身者。在我们可以查清其社会出身的247名耶稣会士中，出身平民者只有27名，包括手工业匠人出身者（18人），耕农出身这4名，海员和士兵出身者共5人，总计27人。
当然，我们也不应认为耶稣会只从含中产阶级和贵族出身的人员中征募会士，也可能是由于这些人被提及的机会多一些。
由此看来，16-18世纪的入华耶稣会士们，基本上都是属于中上层社会出身的人。这样一来，他们在中国热衷于走“上层路线”，注重科学文化与艺术事业、采纳“中国文化适应政策”，便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四、结论
基督教传入中国的第一次高潮是唐代的景教，其主要人物都是拜占庭的叙利亚和波斯的人。基督宗教第二次在华传播高潮在元代，其主要代表人物是意大利方济各会士。其第三次传播高潮即由方济各·沙勿略客死上川到耶稣会士入华，其主要代表人物分别来自葡萄牙、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拉丁文化圈的国家。
各国入华耶稣会士的人员多少寡、成绩大小，明显地影响了于18世纪在欧洲形成的“中国热”风潮。这场中国热风潮尤为法国和意大利为甚。葡萄牙虽占他天时、地利与人和，却未在葡国掀起可与法国等相媲美的中国文化传播高潮，但也毕竟造成了某种影响。欧洲18世纪各国的“中国热”风潮之发展程度，与入华耶稣会士们的多寡及其活动密切相关。
入华耶稣会士门大多为上流和中层社会出身，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故入华后懂得并采取了“中国文化适应政策”，注重钻研中国文化并从事中西文化交流事业。他们在华从事的宗教之外的活动，大都与他们的家庭出身有关。
由入华耶稣会士们掀起的中西文化的首次撞击，既与欧洲继文艺复兴与产业革命前后，迫切了解和争夺外部世界有关，也与中国名末清初，特别是“康乾盛世”时代的世界目光有关。这场首次文化撞击的终止，也与西方殖民主义政策以及中西文化的差异、清代趋向于“闭关”有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