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泓
东北亚的海上交通道路主要是由环黄、渤海的各国形成，在历史上他们之间早就形成密切的经济、文化交流、而这些交往就大都通过海上进行，因此东北亚各国间早就形成了许多条海上交通道路，大部分时间以丝绸为主要商品，因此，也就通称为海上丝绸之路。这些海上交通道路，南起宁波、上海、连云港，中经登州、莱州、大连、丹东，东北直至珲春以东，有无数条。他们大都很早就形成，但有的见于记载比较早，有的见于记载比较多，有的见于记载比较晚，有的见于记载比较少。这是与当时各国政治、经济中心所在有关，大凡与各国政治经济中心相近的海上通道交往就必然频繁，见于记载也就是比较多，而与早期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相近的道路当然就见于记载比较早。因此，登州道见于记载比较早，这正与早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在北方有关，而明州道见于记载相对就要晚一些，这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移有关。而有的海上交通道路只见于一时，如渤海道、日本道，这与渤海一度成为海东盛国，不久就衰亡有关。
但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转移，并不意味着某一海上通道就不存在了，它仍存在，只不过交通不再像那样频繁了，因此，见于记载也就少了。我在论述这些交通道路时，不能不受这些历史条件的影响，交往多、时间长的必然就多论述一些；交往少、时间短的就只能少论述一些。
东北亚地区海上的交通道路形成较早，大体上有5条道路：
一、明州（宁波）道
明州（宁波）道，即从宁波出发到韩国、日本的交通道路。宁波和东北亚各国的交往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的越文化和韩国、日本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是中国南方稻作文化、丝绸、瓷器传播的重要途径。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南方的稻作文化就经由宁波海上交通道路传入日本、朝鲜，对日本、朝鲜的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重大的影响。从公元后不久，东吴等六朝南方政府就主要是通过宁波与日本、朝鲜展开交往。隋唐时期宁波也是各国政府交往的主要道路之一。宋代明州更成为全国三大主要贸易港口之一，名列两浙路各海港之冠。北宋起中央政府的交往也通过登州道转移到宁波道。南宋起宁波更成为南宋与高丽、日本的惟一通道。元明清时也是对朝鲜和日本的重要港口。
它同时也起了东西交通中转站的作用，宁波通过广州、泉州与南洋建立了交往，东面与韩国日本建立了交往，特别是在唐宋元明时期，更成为东西交通的重要通道。在这条道路的形成过程中，季风起了极大的决定作用。
（一）中朝之间的明州海上交通道路
明州和朝鲜半岛的交往历史悠久，中国的稻作文化就是由明州传播到朝鲜半岛的，但中国和朝鲜半岛之间的海上交通道路早期主要是以辽东半岛和山东半岛为主，直到两宋时，才因为辽、金雄踞中国北方，登州道被辽金骚扰，才改走明州道。中、朝海路往来的繁荣时期也随之到来。随着航海技术的发展、指南针的应用以及造船技术的进步，中、朝海路往来更加便捷。
北宋前期高丽来华的使团，主要是在登州上岸。后由于登州濒临辽朝统治区，危及安全，且“登州路有沙碛不可行”，改为由明州上岸。据《宋史·高丽国》记载：“往时高丽人往返皆自登州，（熙宁）七年（1074年），遣其臣金良监来言，欲远契丹，乞改途由明州诣阙，从之。”自此以后，宋朝同高丽的交往，均从明州出发，向东北行，抵黑山岛，经古群山群岛，沿西海岸北上，至高丽对宋贸易的港口。
海上航路改为“明州路”以后，随着明州造船业的蓬勃发展，北宋与高丽的海上交通更加繁盛。明州成了中国对高丽海上交通的主要港口，对东北亚的影响也是与日俱增。由于明州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文化底蕴、航海技术的发展，使得明州成为了“东北亚文化圈”中文化传播的中心地带，从而使得“南航路”成为中、朝交流的主干线。
南宋定都临安后，明州与高丽的海上交通线变得更为重要。据记载：“凡中国之贾高丽与日本，诸蕃之至中国者，惟庆元（即明州）得受而遣焉。”“非明州市舶司而发过日本、高丽者，以违制论。”由此可见，明州在当时的重要地位。
元明清时，因政治中心在北方，所以又开辟了北方新的航路。但庆元还是元与高丽之间的重要海上贸易港口。
（二）中日之间的明州海上交通道路
明州虽然很早就和日本建立了联系，但因中国政治中心的关系，并没有成为中国和日本的主要海上交通道路。到隋唐时，因为“新罗梗海道，更由明、越州朝贡”。明州道才开始成为中日之间的主要交通道路。
随着中日之间往来的频繁，两国的海上航路也开辟出了新的航线。除了经朝鲜半岛南端横渡黄海，到达黔州的航路继续发展外，又开辟了中日之间的直接海上交通道路。据日本学者木宫泰彦研究，隋唐时期中国和日本的直接海上交通道路主要有：南岛路：自难波——筑紫——多褹——夜久——吐火罗——奄美——横渡东海——长江口登陆；南路：自难波——筑紫——值嘉岛——横渡东海——长江口登陆。《唐会要》记载：“贞观五年以后，太宗数幸国学、太学，遂增筑学舍一千二百间……已而高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酋长，亦遣子弟请入国学。于是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国学之盛，近古未有。”大食人李岩升、波斯人李殉、新罗人金云卿、崔致远、日本人阿倍仲麻吕等在唐入仕。
此外，日本遣唐使由唐朝回国时，还曾使用黄海线。
宋代中日海上交通路线是从明州港（今宁波）出发，横渡东海，到值嘉岛一带后，再转航至博多港，与唐、五代时完全相同。但又把这条航线从博多延伸到了日本海，在敦贺港登陆。日本为了接待宋朝的商人还在敦贺设立了松原客馆，而博多早就设有鸿胪馆，也是专门招待宋朝商人食宿的。
元明清时期中日间的商船往来，以庆元和博多为主要港口，前来元朝的日本商船多在此进港。
二、扬州、海州（连云港）道
扬州、海州（连云港）道，即从扬州、出发到韩国、日本的交通道路。
扬州港，兴于唐前，随着隋朝沟通南北的大运河的开凿，使扬州成为南北陆路交通的枢纽和货物集散地。扬州通往朝鲜半岛和日本的海上交通道路，也有两条航线。
北线：从日本九州航抵朝鲜半岛南部，沿西海岸北上，再西至山东半岛北部的登州（今蓬莱）登陆，转由济水入淮河，沿淮南运河，直抵扬州；或由江苏北部的楚州及其附近沿海登陆，转由淮南运河抵达扬州。
南线：由日本九州岛南部萨摩半岛或北部的博多湾一带渡海，直航杨子江口岸，驶抵扬州，再沿长江转至襄鄂，或沿运河至京洛。
扬州与朝鲜半岛的往来主要走北线，日本遣唐使和鉴真东渡走的都是南道。据统计日本到扬州的遣唐使团达9次之多。
有一个时期，因为扬州有长江和运河的交通便利条件，使它在海上交通的单位，更在海州之上。特别是在六朝建都南京之时和明朝初期建都南京的时期，扬州更成为当时主要的海上交通道路。不仅是中国和朝鲜半岛、日本的海上交通道路，同时，也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海上交通的重要港口。后因长江不断沉积，江口东移，逐渐变成内河港。
连云港，又称海州，海州古城被称为“六朝古郡”。汉代之海州，就有了中国最早的朐港，唐代之朐港已有外国大型船队驶入。秦赣榆方士徐福奉秦始皇之旨，率三千童男童女就是通过这条道路东渡到日本的，也有人认为是从登州出发的。
三、登州（蓬莱）道
登州道，即从山东蓬莱出发到朝鲜、日本的交通道路。登州对日本和朝鲜自古以来就是重要的交通路线，在早期和晚期海上贸易中占有一定地位。中期因政治中心南移，北方战乱频繁，而且北方又不是丝绸的主要产地，所以，在海上贸易之路中所占地位较次。
（一）中朝之间的登州道
登州是辽东和朝鲜半岛海上交通的起点。隋代，通向朝鲜半岛的航线有两条：一是沿渤海和黄海沿岸到达朝鲜；二是横渡黄海到达朝鲜。
从登州出发，经庙岛群岛，北渡渤海海峡，沿辽东半岛南海岸，到达朝鲜半岛，这条航线称为北路航线，又称“北路北线”。这一航线虽然迂回曲折，航程比较远，但因为是逐岛和沿海岸航行，相对比较安全，沿途又可不断供水给粮，是通往朝鲜半岛最古老的海上航线。
隋朝征高丽就是以登州为基地而展开的。5世纪以后，高句丽称雄朝鲜半岛北部，占据辽东，南朝与百济间的交通就只能从长江口出海，沿黄海北上，至山东半岛成山角转向东驶，横穿黄海，直航朝鲜半岛西海岸江华湾，抵达百济，这条航线称为黄海航线。
唐代航线亦有两条：一是贾耽所记的“登州海行人高丽、渤海道”。据《新唐书·地理七下》记载：“登州东北海行，过大谢岛、龟歆岛、末岛、乌湖岛三百里。北渡乌湖海，至马石山东之都里镇二百里。东傍海蠕，过青泥浦、桃花浦、杏花浦、石人汪、橐驼湾、乌骨江八百里。乃南傍海塥，过乌牧岛、贝江口、椒岛，得新罗西北之长口镇。又过秦王石桥、麻田岛、古寺岛、得物岛，千里至鸭绿江唐恩浦口。乃东南陆行，七百里至新罗王城。”这条航线的走向，是从登州过渤海海峡，至辽东半岛南岸，再沿岸东北行，至鸭绿江口，然后沿朝鲜半岛西海岸南下，陆路行至朝鲜半岛东南部的庆州。这条航线虽航程比较长，但因为是逐岛和沿海岸航行，相对比较安全。
二是从山东半岛的登州、莱州起航，横跨黄海直抵朝鲜半岛西海岸的大同江口或江华湾。唐代张保皋所建立的东亚海上贸易网络中，山东半岛是特别重要的基地，他所展开的活动也主要是通过这条道路。张保皋组织在唐朝的新罗侨民，利用他们在山东沿海以及海州、楚州、扬州等地侨居的联系渠道，开展起从山东半岛经新罗莞岛至日本九州大宰府之间的海上贸易，从而形成了东亚地区海上贸易的重要力量。
宋代与高丽往来的海上北路航线，分别可从山东登州和密州板桥镇起航。
据史载：“冯景任赴高丽信使，视近便海道，今至登、密州，问知得二处海道并可发船至高丽，比明州实近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