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教育的历史回顾
在西方，教育的起源与宗教组织的巨大影响密切相关。很早开始，神父们就认识到教育的重要性，建立起学校体系，因此，很多在欧洲最初成立的大学都有天主教背景。在苏格兰，宗教改革之后建立了新的国立苏格兰教会。
与欧洲相似，日本教育的起源也受到宗教的极大影响。最初建立学校的目的是为了培养研究佛教成为僧侣的年轻人，学校就是庙宇。随着时间的推移，愿意学习知识的孩子一般就去“Tera－koya”（庙宇小屋）学习读写日文。
印度的制度化教育起源很早，据说在佛教兴起之前，印度已经建立了完善的教育制度。印度教育的现代化被划分成两大发展阶段：殖民地时期和独立后时期。殖民地时期被认为是印度教育现代化的始发阶段，它由三个阶段构成：传统教育向现代教育的过渡时期（1498—19世纪初）；殖民地印度教育体系的形成时期，即印度教育的西方化时期（19世纪初—20世纪初）；民族教育的兴起和发展时期（20世纪初—1947年独立）。1947年，印度取得独立以后，其教育进入全面发展期。
在中国，教育初始于中国古典著作，而不是像西方一样的宗教组织。早期，中国任用受过教育的官员管理国家。隋朝时科举考试制度建立，用以选拔朝廷各级官员，到了唐朝唐太宗统治时期，科举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清朝末期的1905年科举制度被废除，西方教育方式取而代之。新中国成立以后，教育制度经历了巨大的变化。
（第二节）我国外语教育历史回顾
在新中国成立前的100年当中，教育制度受到当时社会体制的限制，属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当时，在沿海地区与一些大中城市，学生从国立中学或外国人办的教会学校毕业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英语水平。在大学期间，学校非常重视学生的听课能力与阅读能力的培养，除国学外，人文和自然科学一般都使用英文原版教材。
当时的外语语言教育模式有它的成功之处，但是其文化传承方面却带有浓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色彩。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的杨周翰先生在撰写的文章中提到，当时他所任教的北大英语系三年级的学生的英语阅读能力仅仅相当于三十年代杨先生读大学时高中毕业生的英语水平。
建国初期，在朝鲜战争以及恢复国民经济的背景下，国家急需外语人才。很多刚跨入大学校门的年轻学生，在战争和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事业中被培养成了英语专家，至今他们仍被奉为我国英语界的带头人物。20世纪50年代，我国与苏联发展了前所未有的友好关系，在此政治格局下，历史见证了大量英语工作者改行从事俄语教学或从事与俄相关的工作，这可以看作新中国的一大社会文化特色。
1962年，召开春节会议以后，我国开始进行教育整顿工作，中学教育不在是俄语独控天下的局面，英语课逐渐替代了一些俄语课。国家出版了中学英语教材，这是自建国以来第一批大范围使用的教材。由于受到政治与历史原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中小学师资力量（包括英语教师在内）是建国以来最雄厚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的外语教育的发展一度陷入停滞期。在文革复课期间，“文革英语”进入中学课堂，完全取代了中学俄语课的角色。
自我国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形成的局面是英语教育一统天下。全国1000多所大学几乎都开设了英语专业，在一段时间内，各所大学英语专业的录取分数线几乎达到最高，这种现象说明了在当时社会转型期的最初阶段，社会急需院校培养大批外语人才。
（第三节）我国成人高等外语教育历史回顾
回顾成人高等外语教育的历史，可将其按照年代划分成三个时期：一、成人外语高等教育恢复期（1978—
1985）；二、成人外语高等教育规范期（1986—1997）；三、成人外语高等教育调整与创新期（1998年至今）。
各个时期的详细说明：
（一）成人外语高等教育恢复期
十年浩劫中，成人外语高等教育遭受到重创，夜大、函授教育等成人高等教育形式基本上被停办，我国一大批公民被高等教育拒在门外，无法得到进一步受教育的机会。总体来说，国民素质偏低，缺乏外语方面的专业人才。1978年12月，召开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具有划时代精神的会议上，提出了经济建设与改革开放的时代主旋律。从那时起，我国迈进了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时期，成人外语高等学校开始恢复办学与招生。20世纪70年代末期，因为文化大革命教育被忽视的一代怀揣着对高等教育的美好憧憬，渴望能走进高校这个象牙塔深造。但是，高考的挑战、招生名额的控制以及对年龄的严格限制，阻止了这代人中部分人前进的步伐。在这样的背景下，普通外语高等院校顺应时代的要求建立了成人教育部，以脱产、夜大和函授等不同形式开展了外语成人教育，作为普通外语高等院校的有效补充，受到了求学者的欢迎。一直到八十年代末，成人外语高等院校的招生对象主要是在职人员，在职人员进行培训的目的是为了强化自身的外语水平，提高整体文化素养，提升学历层次。1979年—1980年，成人外语高等教育开始走上正轨；1982年—1985年，受教育对象的人数增长迅速。
在恢复期这个阶段，成人外语高等教育的规模较小，培养的大多数是领导干部、管理人员以及骨干力量。因为十年动乱的原因，这些受教育对象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自身的外语水平不能满足日常工作的需要。
因此，这些学员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受教育机会，刻苦认真，肯下工夫以弥补自身欠缺之处。在学习方面尤其表现得积极主动，不怕吃苦。工夫不负有心人，他们的拼搏精神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从学校毕业后，在工作中学以致用，表现出色，取得了喜人的成绩。此外，当时的办学机构也狠抓教学质量，严把教学关，以认真负责的态度将一批批优秀学员送到了社会的各级岗位。在各自岗位上，这些学员能发挥自己外语方面的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增砖添瓦，一定程度地缓解了文化大革命后我国出现的人才紧缺的被动局面，当时的成人外语高等教育也随之受到了社会各界的褒扬。
（二）成人外语高等教育规范期
这一时期可以看作是我国成人外语高等教育的发展壮大期。自1986年起，成人外语高等教育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统一招生考试，标志着成人外语高等教育步入了规范化进程。成人外语高等教育大胆改革，开拓新思路，在教学上采用脱产、夜大与函授几种模式相结合的办学风格，同时发展了专科、本科、专升本多层次学历教育以及非学历培训。20世纪90年代初期，普通外语高等院校的办学规模与层次远不能满足来自社会各界对高等外语教育的强烈需求，大量的应届高中毕业生极度渴望步入高等教育的殿堂。在这种局面下，国家大力扶持成人外语高等教育，来补充普通外语高等教育应对社会需求的不足。成人外语高等教育的生源结构显示出的一大特点是，全日制脱产生的比例大大增长，在有些院校甚至成了受教育主体，应届高考落榜生占到了这些脱产生中的大多数。另一特点是生源的年龄年轻化，并且不是在职人员，生源的个人素质与文化水平也高低不等。在此阶段，全国的成人外语高等教育的规模逐步扩大，许多成人外语高等院校的招生、毕业与培训人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外语高等教育事业蒸蒸日上、蓬勃发展。
（三）成人外语高等教育调整与创新期
1998年，国家教育部门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机构调整，在这次调整中，原成人教育司的职能分解到相关业务司局。与此同时，地方各级教育行政机构也进行了一定程度的调整。从1999年开始，响应国家的号召，我国普通外语高等院校接连数年大规模地扩大招生，并且也取消了年龄以及婚姻状况的限制，大量的往届高考落榜生重整旗鼓，开始了新一轮在高考战场上的拼搏。由于扩招幅度大，很多考生圆了期盼已久的大学梦，普通外语高等院校的入学率比起90年代中期来说大约翻了一翻。
然而，在给考生带来希望的同时，却给成人外语高等教育造成负面影响。普通外语高校的扩招意味着成人外语高等教育的萎缩，报考成人外语高等院校的考生人数急剧下滑，成人外语高等院校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一些大专、本科层次的院校甚至生源断档举步为艰。2007年秋季起，按国家规定，普通外语高等学校需停止招收以成人脱产形式接受教育的学生，这项政策的出台对成人外语高等教育来说无疑是另一大重创，雪上加霜。相对而言，下令停办成人脱产教育对我国内地城市的成人外语高等院校的打击更大一些，因为这些地区成人外语高等院校的生源的大部分属于脱产生。自21世纪以来，以业余形式学习的夜大生所占比例越来越少，而这些院校的函授或远程教育尚未走入正轨，还处于探索阶段，羽翼未丰。
一线以及沿海城市的成人外语高等院校境况要好得多，因为这些院校的绝大多数受教育对象都采用业余形式学习，而以脱产形式学习的学生凤毛麟角。因此，新政策并未造成太大影响。
虽然成人外语高等教育面临严峻考验，但很多院校并没有知难而退，而是不断探索创新，实行了一系列更加灵活的招生培养政策，想方设法解决生源问题，注重教学质量的改善以及师资力量的增强，积极开拓非学历教育市场。有些成人外语高等院校还尝试实行函授教育或远程教育模式，将传统的面授教学方式与新兴的网络教学方式相结合，走出了一条新路。在此阶段，继续教育的迅速发展是需要关注的另一焦点。1985年，国家教委批准成立我国第一所继续教育学院———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其成立标志着我国普通高等院校继续教育正规化办学的开端。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在我国继续教育已经办得有声有色，富有成效。为了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许多普通外语高等院校的成人教育学院相继更名为继续教育学校。清华大学继续教育学院进行的一系列探索与改革为全国各地其他综合高等院校的继续教育学院树立了榜样，南京大学积极开展继续教育工作，设立了包括中外合作大学英语培训中心在内的多个继续教育培训基地，采用了多形式、多层次、多风格的办学机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精英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