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其值得指出的是，翼鉴先生的这些论文都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且绝大多数都是在无官一身轻的情况下写的，可谓“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他厚积薄发，如飞瀑直下，一发而不可收拾，且乐此不疲，不知老之将至。这些充满真情实感、真言实话的论文，从一个侧面说明，改革开放路线给我的党、国家和个人注入多少生机和活力，带来多么巨大的变化。这本文集是一个老教育工作者，以其心血和智慧的结晶献给他所钟情的事业的一份厚礼，又是我国教育战线在结束十年动乱，开始拨乱反正，进入改革发展新时代以来，教育理论界的一束多彩的浪花，一个丰硕的成果，一个生动的历史见证。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历史意义。
孟子说过，君子有三乐，即“父母俱在，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翼鉴先生当之无愧，他已经享受并正在继续享受这三乐。他虽然已进入耄耋之年，但回首平生，教书育人，忠于职守，勤奋有加，俯仰不愧，功、德、言早有公论。古往今来，有此三乐者君子也，君子者必健康长寿也。
吴翼鉴先生的教育文集即将付梓，他特地从九江来南昌，索序于我。我谨以这篇读后感，表达我的敬意和祝愿，同时希望更多的人能读他的文章，学他的做人，分享他的快乐。
2004年6月初稿
2010年11月修改
让抗战历史告诉未来
65年前的江西，既是抗日战争的前方又是其后方，为争取全国抗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学习、研究江西抗战的历史，给我印象最为深刻的有以下几点：
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1937年6、7月间，周恩来两上庐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谈判，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和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庐山也因此成为国共合作的倡议地与和谈圣地。庐山谈判不久，坚持南方游击战的项英、陈毅，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开始大余谈判、南昌谈判，促成改编红军和游击队，释放政治犯，并在南昌创立新四军。从此，八路军在华北坚持敌后抗战，新四军驰骋大江南北，全国抗战波澜壮阔。在抗战期间，蒋介石一方面发表庐山谈话，宣布并组织对日作战，另一方面又不断制造反共事端，削弱抗日力量，在江西就导演了毒害黄道、“吉泰赣惨案”等亲痛仇快的事件，这也说明中共是全面抗战的中流砥柱。
国民党正面战场的浴血奋战。抗战八年，国民党在正面战场共组织大规模会战22次，江西境内就有赣北、南昌 、上高、浙赣四次会战，其中德安万家岭大捷被叶挺赞为“与平型关、台儿庄鼎足而三，盛名当不朽”。这些会战阻挡了日军西进的步伐，有效保卫了西南大后方和江西的大部分国土。中国官兵以血肉之躯与日军奋战，气壮山河。
江西民众抗日风起云涌。抗战伊始，江西很快掀起抗日救亡浪潮。随着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地沦陷，大批流亡学生和知识分子，包括许德珩、王造时、夏征农等赣籍文化名人深入江西城乡，组织社团，创办报刊，动员抗战。江西民众出人、出钱、出粮、出力，以各种形式投身抗日。著名诗人陈三立从庐山移居北平，拒任伪职，北平、天津沦陷后，“发愤不食五日死”。中正大学教授姚名达，率该校战地服务团支前，在新干被杀害。更多的爱国志士和平民百姓，或死于日寇炮火，或倒在国民党的反共屠刀之下。从十年内战到抗战八年，江西人口减少一半，为中国革命作出了巨大牺牲。
战时江西高等教育的崛起。抗战中，复旦大学、浙江大学等高校迁徙来赣，一时文化名流云集，江西在战火中创办了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和一批大学专科学校，汇聚了胡先骕、雷洁琼、杨惟义等数百名著名教授，既为战时也为新中国建设培育了大批高素质的人才。去年荣获“上海市科技功臣奖”、被称为“心脏病学之父”的中山医院心内科陈灏珠教授，就是1943级中正医学院毕业生，他那个班30人就出了3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与研究西南联合大学一样，总结中正大学、中正医学院办学经验，对于我们今天求解“钱学森之问”、培养创新型人才，具有现实意义。
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只有客观、全面、公正地评价抗战历史，才能正确地告诉未来。我们曾经比较多地关注中共抗战史，而较少研究国民党正面战场；比较多地关注新四军、上饶集中营等抗战遗址的保护与开发，而较少关注四大会战等遗址的开发与利用；比较多地关注抗战军事政治问题，而较少研究经济文化教育问题。现在，这种状况有了改变。近年来，庐山抗战纪念碑、陈列馆的辟建与“庐山与全面抗战的形成”等学术研讨会的召开，上高会战纪念馆、纪念公园的兴建与万家岭大捷的宣传等等，把江西抗战史的研究、宣传和文博工作提升到一个新水平，得到国内外和海峡两岸的广泛好评。抗日战争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抗外族入侵第一次取得伟大胜利的战争，是一部伟大悲壮的英雄史诗，一份极其珍贵的文化遗产，一本对全民族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我们要继续深入研究，争取有更多的学术成果和更大的作为，这也是对抗日战争胜利最好的纪念。
2010年9月
大美不言
听朋友说，铜钹山集黄山的壮伟，张家界的奇特，阳朔的妩媚于一方水土，值得一看。几年前去了一趟，果然名不虚传。
铜钹山地处闽浙赣边陲地区，方圆三百多平方公里。自唐末以来，这里就是农民起义的据点，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方志敏领导的闽浙皖赣苏区。我们在领略军潭湖、九仙山等湖光山色之后，又攀登红军岩，探访高阳村，接受红色文化的洗礼。
正如历代封建王朝的“封禁令”没能扑灭农民反抗的烈火一样，国民党围剿红军和苏维埃的暴行也没有摧毁苏区人民的革命意志。
那是一段血与火的悲壮历史。
1933年1月，主力红军奉命开赴中央苏区参加第四次反“围剿”，3月7日，国民党江山、广丰、浦城三县联防队出动500多人马，趁虚袭击广丰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高阳。为了掩护县苏维埃机关和群众转移，赤卫营一个排的红军战士在七岩阻击敌人。浴血鏖战一整天，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21位勇士纵身跳下悬崖，18位壮烈牺牲。后人为纪念英烈，改七岩为“赤岩”，又叫“红军岩”。
这18位英烈牺牲时连名字都没有留下。50年后，著名国画家吴俊发来到广丰县高阳凭吊，为英烈的千古壮举而悲恸，他挥毫泼墨，精心绘就一幅《红军岩》，先在《光明日报》、《北京晚报》发表，随后在他个人画展中展出，受到国家领导人和美术界的高度评价。从此，红军岩英烈的故事，像狼牙山五壮士、八女投江一样，在全国流传开来。
从铜钹山回来，红军岩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一幕，就时常浮现在脑海。最近，年近百岁的朱旦华老人去世，她的“遗嘱”随之公之于众，这使我的思绪再次与红军岩英烈故事相链接，久久难以平静。
朱旦华是闽浙皖赣苏区创始人之一的方志纯的夫人，我写《邵式平传》时曾多次采访、请教过方老，也因此认识了这位老人。方老是正省级干部，朱旦华是副省级干部，他们家的客厅不到10平方米，与卧室相连，除墙上挂有方志敏《清贫》全文的镜框醒目外，都是一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家具。住房之简陋，陈设之简单，生活之简朴，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确实难以置信。
和方老一样，朱旦华老人的经历也有着传奇的色彩。她早年投身革命，先是嫁给毛泽民，毛泽民牺牲后，再嫁方志纯。两位夫君，一位是毛泽东的胞弟，一位是方志敏的堂弟，两对伟人兄弟都给她以深刻的影响。2005年10月15日，她在致省政协并转省委的信中说：
我1937年只身从上海去延安参加革命，在将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经历了各种风风雨雨，坐过敌人的监牢，也被下放劳改过。但我从不后悔，只觉得自己为党和人民所作的贡献太少。毛泽民烈士为革命事业英勇牺牲，方志纯同志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们永远是我也是我的子女们学习的榜样。我已90多岁了，我想在现在住的房子继续住下去，我死后，房子交出。我还有一点存钱，交给我的大儿子，全部用于我的后事开销，尽量不再给组织增加负担。我认为，毛泽民烈士和方志纯同志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是留给子女们最宝贵的遗产。
信中还特别写道：“最近，省委要以低廉的价格为一些老同志，包括我，提供新房子，我理解并感谢省委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关心和照顾”，“趁我现在头脑还清楚，正式向领导表明：我不要买新房子，请组织上把这个指标留给那些比我更需要的老同志吧！同时，也请领导监督，不许任何亲属打我的旗号，利用这个指标。”“这是我认真思考后作的决定。也是我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遗嘱吧。”
这是一份特别的“遗嘱”。其中有三点内容尤其感人：一是谢绝省委以低廉价格提供的新房子；二是现在的住房身后交公；三是自己的全部积蓄用于后事开销，尽量减轻组织负担。
这些意见，是5年前老人在头脑十分清楚的时候，经过慎重考虑作出的决定并亲笔写下的。今天看起来似乎有些不合时宜、不随大流甚至不通情理，实则与红军岩英烈为革命献身的精神相同，与毛泽民、方志纯的革命精神和优良品格相通，与老人70年的革命生涯相合。是一位老共产党员毕生追求共产主义理想、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最后的无声的鸣唱，是一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崇高精神的正气之歌！
庄子说，天地有大美而不言。红军岩英烈生命如此壮美，牺牲时连姓名都没有留下；朱旦华老人生前默默工作一辈子，身后把一切都献给党……
这就是发生在中国、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感动。这些感动中国、感动人民的人是共和国的筋骨和脊梁。他们让人民看到了民族伟大复兴的希望，就像美丽的铜钹山虽然默默无闻，却让祖国大地分外妖娆一样。
2010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