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八国联军入侵中国，沙俄侵略者以武力相挟，企图强迫清政府签订出卖东北的条约。对此，一位舍生忘死、勇于虎口夺食的爱国外交家，同沙俄侵略者作了艰苦的斗争，使东北大好河山免于垂失，维护了祖国的利益。他就是当时不畏强暴、捍卫中国主权而名扬中外的外交家——清朝驻俄公使杨儒。
杨儒出任驻俄公使期间，正是沙俄侵华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沙俄在侵吞了中国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以及西北地区150多平方公里领土以后，又把掠取整个中国东北作为它的侵略目标。1896年，沙俄以助华抗德为名，强租旅顺；1900年，又趁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华军总司令，出动17万军队，公然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叫嚣要用刺刀把满洲变成第二个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西南的一座城市）。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01年1月1日，杨儒以驻俄公使身份被任命为全权大臣，负责与沙俄谈判交收东北三省问题。
杨儒受任于国难当头，他身处异国，势单力孤，是在一群野心勃勃的强盗中间周旋的。当时，八国联军占据北京，清廷君臣逃到西安。此时此刻，要维护祖国的权益，特别是要在强盗嘴里夺回一颗晶莹的珍珠，真是千难万难。
谈判从1月4日到4月6日，历时三个月，杨儒等与俄财政大臣维特和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分别会谈了22次。
1月3日，杨儒读到英国《泰晤士报》刊登的一条消息：沙俄与清政府已订立《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章程规定：沙俄在沈阳派驻“总管”，奉天将军所办要政，该总管应当明晰；奉天的中国军队一律遣散，军火交出，炮台、火药局拆毁；俄军留驻奉天，他们的住房、粮食由清朝方面供给。杨儒阅后，气愤地说：“这不是完全剥夺了中国在奉天的主权吗？”可是，他又感到奇怪：为什么朝廷不把这样一件重大的事情通知他这个驻俄公使呢？杨儒立即去维特那里质询，证实确有其事。杨儒及清廷至此如梦方醒，才知道沙俄炮制了这样一个侵犯中国主权的文件。原来，沙俄在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以后，为了制造“合法”依据，力图与清政府秘密交涉签约。由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出逃西安，所以，就软禁了盛京将军增祺，要他派人去旅顺“谈判”交还奉天问题。失去自由的增祺，只得让已革职道员周冕前往。岂料周冕一到旅顺，放在他面前的竟是沙俄早已拟就的这份章程。在沙俄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周冕被迫签了字。这一切，逃亡中的清政府毫无所知。
当时，奕劻、李鸿章正与占领京津地区的八国联军谈判《辛丑条约》，杨儒远离祖国，身处群魔环伺的龙潭虎穴，处境极为艰难。要收回东三省，无异于虎口索食。杨儒深感，为了捍卫中国的主权，必须义不容辞。他抱定宗旨：新订条约必须无损中国的兵权、利权、行政权，而且一定要措辞得体，行文严密，使别国无法从此效尤。
中俄交涉首先围绕《奉天交地暂且章程》展开。
第一次正式谈判一开始，沙俄代表维特和拉姆斯多夫凭强凌弱，在谈判桌上气势逼人，他们坚持要杨儒首先承认“暂且章程”，然后再议正约。杨儒当即严正指出：“章程不但夺我兵权，而且干涉内政，侵犯主权，此事断难允准！”维特说：“章程已经由中国官员签字。”杨儒驳斥说：“这是已革道员擅自画押，并未请示，政府更不知情。章程没有法律效力，必须罢废。”此时，帝国主义分赃谈判正在北京举行，俄国急于在各国与清朝签订条约之前，先行与清朝订约造成既成事实，使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无法干涉。因而俄担心由于“暂且章程”的争论影响正约的谈判，经过6次交涉辩驳，只得于1月23日允废“暂约”。
沙俄一计未成，又施一计。在谈判“暂且章程”时，维特曾口头提出过“十三条款”。转入正约谈判后，又先后抛出两个约稿，即2月16日的“十二条款”和3月12日的“十二条款”，并声称“细节可商，大旨难改”！这三个约稿大同小异，实质是想把中国北部诸省均纳入沙俄的势力范围。
杨儒一针见血地指出：俄国是欲将东北像俄之待布哈拉、英之待印度一样，所谓“交地”有名无实，道破了沙俄要把东北变成殖民地的要害。维特大为不满，认为杨儒视俄国未免如疯子愚人一般。杨儒对约稿提出“三驳三改”的意见，对其中关于中国北境水陆师不用他国人训练、金州划归租借地、驻军及蒙古、满洲路矿利益等问题一一予以驳斥，实际上是对约稿进行了基本否定。
3月12日，沙俄把原先的“十二条款”作了一番删削，提出最后改稿“十一条”。这个修改稿，只是削去一些刺眼的字句，妄图独占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拉姆斯多夫声言：“此经我君核准，即为定稿。限15天画押，逾期则交收作罢！”
3月15日，沙俄外交部威胁说：“约稿不能再易一字，亦不能展限，或允或决，一言而决！”
3月18日，又加逼迫：“限期已迫，如逾期不画，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以决裂之势胁迫杨儒立即签字画押。
当时清政府主持外交的是奕劻和李鸿章，他们在沙俄的威逼利诱下早已屈服了。这时，他们见最后约稿已把刺眼的字句删去，五天内三次电示杨儒“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令他“即酌量画押，勿误！”逃亡西安的清政府则无定见，军机处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也于3月23日电告杨儒“唯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把所有责任推给了杨儒，至此，杨儒受到内外压力，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朝廷把签字画押的权力交给自己，该签而不签，那将负多大的罪责啊！而如此丧权辱国的条款，又怎么可以答应呢！正在此时，他收到了国内督抚和各地绅商的电报，纷纷要他拒签条约。
沙俄逼迫签约的消息传到国内，舆论哗然。上海绅商近千人两次在味莼园（张园）集会抗议，数十人慷慨演说。3月17日致电杨儒：“俄约激动全局，大祸立起，士民公愤，乞力挽。”并且通电各省：“东三省者中国人之东三省，非俄人之东三省。俄欲夺之，我必复之！”还致电朝廷，乞“力拒俄约，以保危局”。香港、澳门及新加坡、美国檀香山的爱国华人，纷纷致电清政府，要求拒签俄约。一些爱国官员和驻外使节，也劝杨儒“统筹全局，格外慎重”，不要轻率签约。读着一封封义正辞严的电文，杨儒心中踏实了，他感到自己并不孤立。他在给朝廷的电报中说：“何敢惜一己之声名”，“断不受俄人之逼迫”，表示除非奉朝颁发确旨，否则决不签约。
连续两个多月的艰苦斗争，使得这个年已古稀的老人身心交瘁；强敌的凶横，国内妥协势力的破坏，使他忧愤交加。3月22日，他回使馆时不幸雪滑坠地，跌伤了左臂和右腿。
沙俄得知清廷已让杨儒“全权定计”，能否签约，在于杨儒一人，便于3月24日约见杨儒。杨儒形容憔悴，步履艰难，在别人的搀扶下带病前往。
维特装着笑脸诱骗说：“贵国军机处既有全权定计、酌量画押之令，贵大臣为何不肯画押？”杨儒答道：“非明奉朝旨，何能自行画押？且画押后政府必不承认，必不批准。”维特马上接口：“如贵大臣能画押，他日政府不能批准，再行作废！”杨儒冷笑一声，回答：“私自画押，该当何罪？我惜只有一颗头颅耳！”维特又摆出俄国“国际警察”的姿态，口出大言：“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杨儒听此收买之言，顿时感到莫大耻辱，他正颜厉声痛斥：“贵大臣何出此言？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如此行为，我在中国无立足之地矣。……此言甚为贵大臣所不取也！”义正辞严，铮铮有声，显示出一位爱国者的高风亮节。
3月25日，签约限期只剩最后两天了。杨儒再一次强忍伤痛去沙俄外交部，要求暂缓时日，继续谈判。拉姆斯多夫威胁说：“不愿画押，只有从此不提此事了！”并限次日早晨9点20分之前作答。一日之限，弹指即过。该怎么办？杨儒忧心如焚地转回公使馆。这时，刀削似的寒风夹着雨雪漫天飞舞，他再次滑跌坠地，不省人事了，从此一病不起。
3月26日是限期的最后一天。午刻，刚刚苏醒过来的杨儒，忽然接到朝廷的谕旨：“不遽行画押！”原来，沙俄迫订条约引起了列强的密切注视，英、日、美、德等国都不愿沙俄独吞奉天，纷纷警告清政府不得订约。清政府感觉到，“不遽画押，仅只激怒于俄；画押则群起效尤分踞，其祸尤速”。
在国内爱国官员和各界人士催促下，清政府才电令杨儒不在沙俄约稿上签字。杨儒当即派译员将电文送往俄国外交部。拉姆斯多夫知大势已去，但又拿出无赖的腔调恐吓：“现在无话可说，中国自看以后情形可也！”4月6日，沙俄政府发表宣言，声明这次谈判暂作罢论。
在三个月的谈判中，杨儒据理力争，拒绝在卖国条约上签字。杨儒“大义当前，威武有所不屈”，不避艰难，力顾大局，“实大有功于国家”，不愧是一位有民族气节的爱国外交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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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俄公使杨儒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坚持民族气节，置生死于度外，据理辩驳，使沙俄独占东三省为殖民地的阴谋没有得逞。
国家利益是本国人民的最高利益，只有以国家利益为最高准则，才能真正维护国家的主权和安全。我们每个人都要热爱祖国，坚决捍卫国家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