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老龄化改变世界
欧洲用了100年的时间才实现工业化，同样的过程，在中国仅经过一代人便实现了。欧洲经过了100年的变迁，逐步步入老龄化社会，同样的进程，在中国也仅经过一代人便完成了。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全球化，在世界范围内带来冲击。从制造业到资金流向，中国在制造着世界的革命。
从原材料需求到汇率变更，中国的变化牵动着世界的心。当全世界都在惊呼中国世纪的到来，当国人兴高采烈地计算何时中国经济可以超越美国时，人口老化的阴影已悄悄笼罩在中国社会的一角。
由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中国的人口老化来得更突然、更猛烈。对于一个强烈依赖制造业、人均收入每年不足1000美元的人口大国，老龄化可能是一个比工业化更难应付的挑战，而它的成败关乎中华民族的兴衰。从世界的角度看，中国的老龄化进程将对制造业的分布、资金的趋势、世界储蓄率的变化以及各国移民政策，带来重大且目前尚难以量化的影响。而且，中国的老龄化时间基本上与以欧洲、日本为首的发达地区的老龄化进程相重合，更加大了这一难题的复杂性。
“人口红利”最多维持15年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中国人口已剧增7.5亿人。急降的新生儿死亡率和大幅上扬的平均寿命，将中国人口拉到了一个史无前例的高峰。在中国3000多年的历史中，平均寿命基本维持在35～40岁。但是，由于营养、卫生和医疗保健上的改善，中国人平均寿命预期由1949年的41岁上升至70岁，名列低收入国家寿命最高的国家之一。
20世纪五六十年代高达5.8%的出生率，制造了共和国自己的婴儿潮。人们谈及中国今天所取得的经济发展成果时，多与改革和开放相联系，其实，“人口红利”也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因素。婴儿潮下，大量廉价、有纪律的劳工投入社会、投入建设。这批人进入生育期、储蓄期，拉动了国内需求，同时制造出43%的高储蓄率。高储蓄率带动高投资，中国的工业化从轻工业蔓延到电子业，近年更进入重化工业。相对年轻的社会下，每一个老人的背后，有六名多劳动人口支持供养着，社会负担不重，资金更多地投入生产性支出。
然而，中国的“人口红利”还能维持10年，最多15年。
在这之后，几乎没有办法维持目前的劳动力供应。人口出生高峰已在20世纪70年代出现，之后的人口增长基本上靠惯性和延长寿命来取得。根据美国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测算，中国的劳动人口大约在2015年达到高峰，而总人口高峰在2029年前后出现。国内学者在预测高峰的时间上，与此略有不同，但大方向是一致的—“人口红利”已接近尾声，接下来的是社会老龄化。
20世纪70年代，中国老年人占社会总人口的7%，是美国当时的一半，今天则上升至12%，是美国的2/3。到2040年，老龄人口预计占中国总人口的28%，大大超过美国。中国每一个60岁以上老人的抚养，20世纪70年代有8个劳动人口在支持，今天有6个劳动人口支持，到2040年只有2个劳动人口支持。中国育龄妇女的生育率由20世纪70年代的5.8，跌至今天的1.7左右（个别大城市更低至1.2）。
控制人口增长速度，将有限的资源用在最需要、最有效益的地方，是必要的。70年代初开始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也有迫不得已的一面。然而，过犹不及。1979年开始的独生子女政策，已在人口及社会结构上造成严重缺陷，其后果会在2015年之后体现出来。受影响的不仅是中国，还有整个世界。
“中国制造”模式十年后难以为继
中国人口老化对自身经济以及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多层面的，其中最重要的是对制造业的冲击。中国制造业在过去十几年的崛起，对整个行业进行了重新定义，制造业版图出现了再分割，全球消费者的消费模式也因此改变。毫无疑问，拉动中国制造业的第一要素是人力资源。源源不断、廉价高效的民工，是“中国制造”的法宝。中国制造业民工工资是马来西亚工人的1/4，而马来西亚工人工资是日本工人的1/10。中国民工工资是墨西哥工人的1/4，而墨西哥工人工资是美国工人的1/10。印度尼西亚、印度的工人工资低过中国，但是当地严苛的《劳工法》以及落后的基础设施拖累了当地制造业。
2004年夏天开始在华南、华东一带出现的“民工荒”，为中国似乎取之不尽的廉价劳动力敲响了警钟。笔者认为，中国暂时还不存在劳动力短缺的问题，“民工荒”更多的是将过去10年民工收入的零增长，进行一次过式的补偿。只要工资有所增加，民工还是请得到的。今后几年，中国政府的忧虑，仍是为民工找工作，而不是为没有人打工发愁。但是一个新趋势已经形成。中国的劳动力年增长已从20世纪80年代的2.2%，降到今天的1%，而5年之后则几乎接近零增长。
在20世纪80年代，全世界新增劳动力每3人中便有一个人来自中国，这是打造制造业王国的人力资源基础。到下一个10
年，全世界新增劳动力每12人中才有一个人来自中国。换言之，目前中国的制造业模式，10年以后便难以为继。中国要想维持制造业的荣光，要么加大资本投入，要么提高科技含量，总之人均生产力必须有一个显著的提升。
对于全世界的消费者来讲，“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可能还有10年保鲜期。之后，随着中国人力成本的上升，可能加上自有品牌的诞生，中国产品的价格会逐步上升。这种趋势在日本、韩国的发展周期中也曾出现过，不过它们的产品供应种类要远少过今天的中国。
当中国越上一级世界产品链的台阶后，会不会有国家可以接替中国成为下一个“世界加工厂”？南亚次大陆（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是最有可能的一个，不过当地的电力、港口等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相当的差距。至于拉美、中东甚至非洲，那里的工资并不便宜，而且工作态度很成问题。笔者倾向于相信，中国之后再无中国式（割喉减价式）价廉物美，而代之以较贵的替代品。这对全球消费者来说，绝对是一大损失。
我们对中国经济今后10年、20年的发展非常乐观。在今后的10～15年，中国在劳动力市场上不可避免地对全世界非熟练工人的工资带来直接冲击。但与此同时，来自中国的订单，又使世界其他部门得到进一步发展。随着中国人口老龄化，目前的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中国必须在今后的10～15年大大提高生产力，这样才能维持经济的长期繁荣。我认为在今后的10年，中国完全有可能、有能力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强国，但是在今后的30年、50年里有没有可能超过美国，还需要所有人的努力，还需要经济结构的转型。
城市化的趋势与购买力
中国的人口结构中还有一个趋势，就是城市化的趋势。
1983年，中国总人口中大约只有17%的人口是在城市中，到了2013年我们估计大概有50%的中国人口会进入城市。这涉及一系列社会、经济、文化上的变化，同时也表现着中国收入增长的过程，我认为这也是一个比较大的人口结构趋势。
尽管中国的农村和城市收入在今后10～20年间的差距会继续拉大，但是在城市居民之间收入增长可能会出现一个削峰补平的现象，这种趋势在过去10年里表现得很明显。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以前，中国整体城市居民收入基本上是一个趋于平缓的势头。当然这并不表明城市内部收入差别没有在扩大，实际上中国收入最高的5%～7%的人口家庭收入每年会超过10万元人民币，这部分人与整体人口之间的差距确实在拉大。但是总体来看，中国新的中产阶级正在形成。我们还进一步做了一些省市地区收入水平的调查，得出的结论是：目前北京的城市居民收入居全国首位。估计现在大概有45%的北京家庭的家庭年收入在4万元左右，其次是上海和广东，大概38%，浙江是26%的人其家庭收入超过4万元，而下一个集团军是天津、海南、云南、重庆、江苏、福建，大概10%～17%的家庭年收入超过4万元。就是说，中国城市居民收入的地域性差别相当明显，而所在地区市场的成熟程度对收入水平有直接关系。
我们根据现有的数字（假定人民币不升值），对中国城市人口今后10年收入变化做了这样的判断和计算：如果今后10年中国经济的增长在5%左右，那么全中国城市地区家庭收入达到4万元以上的，到2013年全国会有7700万户，收入超过6万元的，到2013年大概是3100万户，超过8万元的是1500万户。如果中国经济增长7%，那么中国总体的城市户将有1.07亿户收入最少达到4万元，5000万户达到6万元，2600万户达到8万元。因此说收入增长与中国的经济增长有着密切的关系。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9%或者10%，中期经济增长达到7%或更高的可能性很大。这里假定不出现通货膨胀。
中国的购买力，比起日本、韩国当年的购买力更高，中国确确实实在买东西。中国的汽车销售在过去的1年里增长了70%，中国从日本买的机器设备增长45%，中国对于马来西亚棕榈油的增长翻了3番。中国内地的自由行2005年可能将香港的GDP增长翻1番，这是中国的购买力。我们大家经常听到中国人均GDP是1000美元这个数字，但是这个数字有误导。中国不存在13亿人口的市场，中国既有农村市场，又有城市市场。在很多城市现在的GDP已经超过了4000美元。这相当于韩国1988年的水平。我想许多人1988年都没有去过韩国，但是那一年是汉城奥运会，相信大家在电视上已经见到过，当时汉城已经相当发达，中国今天的城市部分经济实力相当于韩国1988年的水平。实际上，我个人认为，中国城市家庭的购买力要比韩国1988年的购买力还要高。为什么？中国的房租要比韩国便宜得多，中国的食品要比韩国便宜得多，那么从购买力的角度来讲，中国人就可以省出很多钱来购买房子、汽车，这是一股相当强劲的力量。如果用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现在城市家庭实际的人均GDP水平在7900美元左右。
中国的城市到底有多大？城镇人口已经超过了5亿人，比美国人口和西欧人口的总和还要多。世界的全球化带来了一个生产的再分配，更多的生产进入了中国、印度，与此相连的是一个收入的再分配、增长的再分配、繁荣的再分配。
中国老龄化终结全球低利率游戏
中国的老龄化还可能导致全球性低利率时代的终结。全球共计100兆亿美元的财富中，一半在美国，剩下的主要在欧洲和日本。欧洲的退休基金和日本的企业资金一直是全球资本流动的主力，也是过去填补美国财政、贸易赤字的主要来源。但是，近几年欧洲资金流入美国的速度明显放缓，而亚洲央行因干预汇市、稳定本国汇率而积下大量外汇储备。
因此，亚洲外汇储备成为国际资金中的新贵，其一举一动尤其引人注目。
人民币汇率的走势，近来成为亚洲货币的一项指标，也成为国际热钱冲击的对象。自2003年以来，中国外汇储备暴增4890亿美元，相当于2000年总储备的4.6倍。预计中国会在2006年年初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第一大国，至2008年北京奥运会，总外汇储备预计超过1.1万亿美元。如果中国的人民币不动或小动，出于出口竞争的考虑，亚洲其他货币中没有哪家敢大幅升值，于是外汇储备也跟着暴涨。
估计亚洲总外汇储备在2010年时超过4万亿美元。
央行手上控制如此多的储备，是历史上绝无仅有的。与传统意义上的投资者不同，央行的任务不在于投资赚钱，而是维持汇率稳定、制造就业机会、促进经济发展。虽然在投资组合上可以做些微调，但是总体而言央行投资取决于外汇储备增长速度，而不是对风险、投资回报的判断。这就解释了亚洲央行为什么一窝蜂地投资美元资产。在过去两年，美联储将短期政策利率由1%加至3.75%，可是长期国债利率几乎没有上升，其背后便是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央行不停地购买。可以说，中国外汇储备支持了美国以至全球的低利率。
亚洲外汇储备的急涨，不可能是无限期的，要么美国政府对目前的双赤字政策做一个根本的纠正，要么继续拖下去，直至亚洲不再支持这场游戏。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很可能是这场游戏的终结者。今天中国为了就业和出口，不惜代价地维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但是10年之后，中国劳动人口比例开始下降，国内服务业的发展还可能令劳动力短缺提前。
没有了就业压力，中国便没有干预人民币汇率的动力；如果人民币完全自由浮动，亚洲其他国家也不必像今天这样干预汇率。亚洲外汇储备增速回落，支持美国债市的回流资金自然变少，届时美国债市利率可能急涨，甚至出现金融危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