杠杆作用是每次股市泡沫和崩盘中必不可少的要素，原因是它不但让价格飞涨，而且迫使借款人在股市出现下行趋势时立即清算头寸，因为债权人要求他们未到期之前还款并拒绝继续为其提供资金，这样就会导致雪球效应（snowball effect），让股市崩溃变得更加迅速和剧烈。这就像加尔布雷思所说的那样：“所有的股市危机都和债务有关，无论形式如何，这种债务的规模都远远超过了潜在的支付方式。”4在这种情况下，关于股市泡沫就只剩下一个问题了，即接下来会出现哪种新式金融杠杆工具把股市推向悬崖。因此我们不禁要问，受托人坚守职责，为投资者担任基金管家的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到底何在？在《够了》一书中，博格以自己成长的时代和启蒙运动时期为例介绍了贪婪的罪恶。但即使是启蒙运动时期的伟大科学家牛顿也在南海泡沫事件中输光了身家，不由得感慨道：“我能计算出恒星的移动规律，但却摸不透人性的疯狂。”不过，博格称他所说的基金管理者视自己为真正受托人时，指的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美国的基金行业。他说：“1949年我成立投资公司，在我读大学的时候这是一个对道德和价值观有很高要求的行业。当时经营共同基金的都是小公司，基金管理者就是受托人，他们通常都是公司的合作伙伴。即使当时没有明确的基金管理委托责任，他们对自己该做什么也清楚得很，每个月都要和公司董事坐下来商讨如何管理基金。但这种精神在60年代末逐渐消失了，随着速利时代交易额猛增消失得一干二净。”
虽然承认管理当局和1940年颁布的投资公司法对于人们积极看待基金行业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博格认为，1929年股市大崩盘之后整个基金行业在很大程度上是自我进行矫正的。他对我说：“不用多谈1929年的情况，我同意你的观点，整个基金行业充满了严重问题。这些问题必须纠正，通过严重的熊市和对私利更加进步的理解来纠正。事实也的确如此，股市果然崩盘了。所以说，要想让这个行业变得健康，你就必须动手清除其中的污垢，只有那些愚不可及的基金经理想不明白这个道理。毕竟，光指望国会颁布法案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
那么，事实真的像博格说的那样，整个共同基金行业可以不用新法规的帮助自我进行修复吗？这个结论似乎并不确定。当监管者跟不上金融投行业投机手段花样翻新的步伐时，灾难就必然会在前方潜伏，但正如博格在其作品中偶尔提到的那样，导致股市出现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危机的，从所有制社会向代理制社会的转变，并非我们这个时代所特有的现象。博格称如今越来越多的代理人试图控制市场，这一点是正确的，但即使这种问题并不普遍，股市也一South Sea Bubble，是英国在1720年春天到秋天之间发生的一次经济泡沫，它与密西西比泡沫事件及郁金香热并称欧洲早期的三大经济泡沫，“经济泡沫”一语即源于“南海泡沫”事件。
样容易出现泡沫、腐败和严重崩盘。历史上的资产所有人和代理人也一样倾向于投机行为，不劳而获的基金股市也一样会靠盘剥投资者发财。在我看来，博格如此受人欢迎，原因并不在于他准确描绘了资本主义的前世今生，而在于他向人们展示了在正确的道德观下运行，资本主义将来会变得怎样。博格无疑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不过不是胡言乱语的那种，而是真正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他非常想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种热情极具感染力。博格说：“我把《维护资本主义灵魂之战》的副标题定为‘全世界所有者联合起来’，就是要让投资者重视长期投资，减少交易，避免投机。投机行为的成本很高，这就是为什么指数基金才是久经市场考验的投资之道。你减少一点投资成本，他减少一点投资成本，最后就会形成很大的市场回报。因此，你必须让投资者明白这个道理，必须让基金管理者承担起信托责任。如果你的老板是美国银行，你怎么做好受托人？董事对管理公司和基金股东都负有信托责任，这种利益冲突早晚必须要解决。”
作为一个骨子里的乌托邦主义者，博格为理想中正义的所有制社会制定了一个行动方案，在这个社会中，明智的投资者拒绝投机行为，诚实的基金管理者积极承担自己的信托责任。博格是这样说的：“有两种方式可以实现这种全新的更为健康的金融体系。第一种是通过政府法令形式实现，制定受托人责任标准，每个从业者都必须遵守；制定董事会评估标准，不要简单地说此规定适用于基金管理者。如果基金管理者承担受托人责任，他们就不会一直交易，而是积极地投票推荐公司股票。比方说，他们会对投资者说：‘我要确认通用电气公司的股票管理符合股东的利益，而不是符合管理公司利益或当前价格走势。’这就是我说的第一种方式，自上而下地推动政府法令。不过我们还可以用另一种革命性的战略来实现这个目标，即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战略，让投资者在市场的自由调节下确定自己的最佳利益何在以及怎样去实现它。购买指数基金，购买低成本基金，尽量避免让不负责任的管理者代理投资，这样才能把共同基金行业中的‘卖方主张’（博格很讨厌这种说法）心理转变成‘我们是你的服务商和受托人’思想，这样要比告诉客户‘我们会帮你挑最热门的股票投资’要好得多。”
博格的所有制社会理念，其根基是启蒙运动思想和18世纪的价值观，包括约翰·洛克在《政府论》中的提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以及贵格会的新教工作伦理。不过，他也看到这种思想在19世纪随着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而达到顶峰。在《维护资本主义灵魂之战》中，博格以18世纪统治商业阶层的贵格会为例，说明了信托思想对保证资本主义正常运转的必要性。他说：“他们对可靠性、绝对诚实以及精确记账的强调，使其在互相交往中形成了信托意识，其他商人慢慢发现彼此信赖是促使商业成功的重要因素。这说明，私利主义也需要美德。”5博格认为，正是这种信托意识的“良性循环”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
因此，博格的思想让人感觉他更像是一个应该生活在古代或其理想世界中的人，现实世界对他这个老古董来说的确有些格格不入（当然，博格极力赞美的资本主义崛起的时代并不那么光彩，它的背后有奴隶制、契约苦役、帝国主义和对劳工的残酷剥削）。博格看起来就像典型的贵格会商人，实际上，他完全就是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经典作品《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中描述的勤奋工作的基督教资本主义者。
当然，这倒不是因为博格是个虔诚的教徒，虽然他也时常去教堂礼拜。这是因为工作就是他的信仰，对博格来说，维持生计并不是劳动的目的，劳动本身才是真正的目的。关于新教伦理对博格的影响，我们可以从他小时候严格的苏格兰式家庭教育中略见一斑，因为他的祖母总是告诫他：“懒惰是罪恶的渊源。”受此影响，博格从很年轻的时候就开始工作，而且一直到今天都没有中断过。虽然积累的财富已经足够自己退休，但博格在80多岁的高龄仍坚持每周工作4天，他说工作其实就是自己的快乐。此外，虽然博格拥有相当可观的财富，但他的节俭和不愿乱花钱也是新教禁欲主义的一个标志。关于新教禁欲主义，韦伯的描述是这样的：
贵格会（Quaker），又称公谊会或教友派，是基督新教的一个派别，成立于17世纪的英国，创始人为乔治·福克斯。
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首先涉及伦理的至善，也就是说，在获得大量金钱的同时必须严格避免去享用它们。追求财富就必须剥夺消费和其他方面的享乐。因此，如果从强调个人享乐和实用的角度来看，这种无法享受的奋斗本身就意味着结束，在某种程度上是完全处于正常形势之外和毫无道理的。普通人把获得财富视为生活的目的，但对他们来说，获得财富已经不再是满足物质生活需要的目的。那些同时追求财富和享乐的人，认为这种做法是对自然条件毫无意义的违背。尽管这种无法理解的新情况在当代资本主义触角延伸范围之外很普遍，但实际上正是这种违背才构成了当代资本主义的指导原则。6
在花钱节俭方面，可以和博格齐名的后现代资本主义明星恐怕就只有沃伦·巴菲特了，他们都住小房子，开普通车，吃百姓食品，到打折店购物。而且，两人都决定在百年之后把积累下来的巨额财富捐献给慈善机构。
博格总是对生活中的“奢侈享受”避之不及，即便以先锋公司首席执行官身份出差，他也总是乘坐经济舱飞行，他在宾夕法尼亚州布林莫尔市的房子也很朴实无华。他的女儿芭芭拉告诉我，博格开的车是一辆1987年的本田讴歌，已经用了15年，直到实在不能用了才给儿子安德鲁用。博格说：“我才不会买什么捷豹或奔驰，那样显得我在炫耀。”实际上，在一个八口之家的大家庭里，博格家最多也就同时拥有两辆车。芭芭拉说：“有一阵子我们家六个人都要开车，没办法只好找来一辆那种很大的大众车来用。”当然，开车的一般都是博格，行驶在路上，别人一眼就能看出这是博格一大家子。
虽然有些故事不足为信，但博格家的六个孩子对父母的节俭印象非常深刻。当他们还小的时候，博格一家住在哈弗福德一栋四面透风的谷仓内。芭芭拉回 忆道：“谷仓里恒温器的温度只有14℃，因为那种老窗户很透风，冬天早上我们常常被冻醒，看到屋里的玻璃都冻出了霜。我们不住喊冷，父亲和母亲就让我们多穿些衣服。”
虽然早已时过境迁，但富裕之后的博格还是喜欢过去节俭的生活方式。博格从13岁就一直留小平头，这让他在80年代管理公司时让人感觉是个非常强硬的领导（1993年住院时他的头发变长了一些，从那以后他决定改为较为平常的稍短些的发型）。当男装早就转入运动时尚时，博格还穿着老式的领口带扣的白色或蓝色衬衫。吉姆·瑞普说：“博格有时候会穿黄色衬衫，让人感觉他好像是从70年代穿越到现代社会的，还以为他穿的是嬉皮士时代的阻特装（zoot suit）。”为了节俭，博格喜欢黑色羊毛领带，不喜欢亮色丝绸领带，因为羊毛领带用得久，而且黑色比较耐脏，洗完之后很快就能用。他还喜欢买便宜的西装成衣（虽然是布克兄弟牌的），不愿量身定做，据说连他的腰带都用了有20多年之久。
关于博格对铺张浪费的厌恶，有一个广为流传的小故事。1984年，博格去纽约豪华的广场酒店，让前台给自己一个最便宜的房间；前台查了一下价格，说最便宜的房间一晚230美元，有20%的折扣优惠。博格生气地说：“真是太离谱了！过去15年我经常来这里，每次都是住最便宜的房间，价格连100美元都不到，你马上给我安排一个那样的房间。”于是，前台给他找了一个挨着电梯、比较吵的小房间。
“这个房间多少钱？”“100美元。”“有折扣吗？”
“没有。”前台小姐一脸窘迫。“好吧，就要它了。”就在这时，在博格后面排队的人群中走来一个人，问道：“你是约翰·博格吗？”似乎有些不耐烦。“你怎么知道的？”“我是你们先锋基金的股东，见过你的照片。”
博格为耽误了时间向那人道歉，结果对方摆手道：“噢，不不不，不必道歉，一开始我不明白前面在干吗，现在知道是你就全明白了，先锋就是低成本、无溢价，我说得对吧？”
博格坦言，他对自己挣到的钱没多大兴趣，但是很喜欢向别人讲述他是怎样通过严格自律把这些钱挣到手的。实际上，对于那些按照博格的建议使用成本平均法慢慢积累资本的中产阶级储蓄者和401k投资者来说，这种思想不正是韦伯对禁欲者抑制支出的行为的最好总结吗？
除了节俭，每个认识博格的人都觉得他工作太努力了，就连博格自己都承认这一点。他对我说，自己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多花些时间陪家人。尽管如此，博格还是不止一次地表示过，工作就是他的生命。博格说：“有一年我在贝勒学院演讲，有一对年轻的研究生夫妇问我的事业家庭平衡维持得怎样，我的回 答是‘糟透了’。经营商业就是这样，没有别的捷径可走。一天只有24个小时，我想作为丈夫、父亲和祖父，我的表现还过得去。或许我的孩子会说我做得挺好，但实际上我觉得其实还可以做得更好些。”
博格对工作和金钱的态度都和韦伯的经典描述如出一辙，他把帮助他人视为重要的人生目的，对工作的物质回报看得很轻。博格说：“你可以这样想，我并不穷苦困顿，晚上有温暖舒适的家可以回，一日三餐不缺，而且还能喝上葡萄酒，虽然只是便宜的佐餐酒，但我对昂贵的东西并不感兴趣，我还能充实地工作一整天，这难道还不幸福吗？简直就像在天堂一样了。你说除此之外人还需要什么呢？我的确认为—或许这样说很自私—认为只要你为这个世界做了一点点贡献，那么你的一整天都是很美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