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宪法中心博物馆的成功开幕，博格的贡献可谓居功至伟，以至于在1999～2006年修建期间任管理委员会主席。同时，他也是该博物馆的主要资金筹集人，共募得了1.85亿美元。1999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艾德·伦德尔（Ed Rendell）辞去博物馆主席职务，担任民主党全国委员会负责人，宪法中心博物馆馆长乔·图塞拉（Joe Torsella）知道，时任管委会董事的博格是接替这一职务的最佳人选，而且这个时机选得也非常好，当时博格正准备从先锋公司辞去董事会主席职务。图塞拉说：“我们得让博格帮忙，当时我们没那么多钱，还需要筹集大约4 000万美元，我们从没做过这么大数额的私人募捐活动，必须到街头搞募捐会，我觉得没有人比博格更适合做这个了，博格的名字就是一个品牌，能有效地推动我们的募捐活动。当我告诉他这件事之后，博格马上投入了巨大热情。”
博格自己也捐献了很大一笔钱，但具体数目并没有公开。图塞拉说：“我们离总金额目标还差一点，于是发起了捐款送礼品的活动，博格同意捐款，但要求他的礼品是匿名的。他在这方面表现出了典型的清教徒思想。”最后，博格匿名捐款的事情还是让管委会成员知道了，他的捐款因此也得到了一个外号—“博格的匿名礼物”。
2000年9月17日，宪法中心博物馆正式动工修建，这一天正好是美国宪法签订213周年。2003年7月4日，博物馆正式完工，这一天是美国国庆日，这两个日子都是让博格倍感荣耀的日子。从那之后，博格经常带领游客在博物馆内参观。里克·斯腾格尔（Rick Stengel，2004～2006年担任博物馆馆长）说：“博格喜欢带领人们到宪法制定者的雕像堂，他向大家讲述雕像如何按真人大小制作，如何完成整个过程。讲述的时候，他喜欢把手搭在麦迪逊的肩上，麦迪逊是参与宪法制定的伟大人物之一，但也是所有参与者中个子最矮的。”
斯腾格尔也认为博格颇有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人物的遗风，他说：“我觉得他对启蒙运动时期的理性很感兴趣，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理性的人。我想美国的一些建国先驱，例如本杰明·富兰克林，他们的实用主义精神让博格很认同。另外，博格也很喜欢他们的爱国主义和理想主义。可以说，他是一个实用主义和理想主义，或者说是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体。很多制定宪法的先驱也具备这种混合特质，我感觉博格就好像是受到了他们的召唤一样。”对于把自己和《穷查理宝典》的作者（指本杰明·富兰克林）进行对比，博格表示接受但并不敢妄自尊大。他说：“有些人把我比做本杰明·富兰克林，这种感觉很好，虽然有些名不副实，但确实让我感到很骄傲。”实际上，这种对比并不过分，本杰明·富兰克林也是韦伯在描述新教伦理时大力赞扬的对象，在其文章中有大量篇幅的介绍。
当然，博格的贡献并不仅限于宪法中心博物馆，他还捐赠大量资金给布莱尔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以及心律不齐性右室发育异常疾病的研究项目，因为博格和女儿南希都患有这种心脏病（虽然博格没有公布捐款数额，但从普大和布莱尔学院修建以博格命名的建筑来看，他的捐款数目一定相当巨大）。从很多方面来看，积极从事慈善活动正是博格离开先锋公司管理层之后弥补生活空白的方式。斯腾格尔说：“无论博格是否和先锋公司言归于好，但自从他担任宪法中心管委会主席时起，博格就已经升华了个人的形象。而且，既然博格离开先锋之后主要从事演讲和写作，我觉得他肯定会找到其他事情做的。”其实，单是从博格向先锋公司股东退还40%的合作伙伴计划分红这件事来看，我们便不难了解他是多么看重自己的工作道德和社会责任感了。
如果说博格有什么俗世之罪，他的自傲恐怕不得不算一个。尽管有清教徒思想对虚荣心的约束，但博格在先锋园区内七英尺高的雕像还是给人一种古怪的个人崇拜感。不过，这种对个人满足感的露骨追求还是要放到具体背景下来看的。当博格同意为自己塑像时，他似乎已经快要到了生命的尽头。负责管理委托塑像工作的芭芭拉·斯卡德说：“20世纪90年代初，我们已经请人给博格做了画像，还有他跟摩根和布里南的共同肖像。当时博格的身体非常差，虽然我绝对不会当面对他这样说，但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已经危在旦夕了。我还记得，有好几次博格朝我的办公室走过来时，我看到他的耳垂因为没有血液循环已经变成了黑色。”
虽然有些顾虑，但躺在病床上等待心脏移植手术的博格还是同意了为其塑像的计划。不过，博格坚持让雕像准确地反映出自己身上的每个缺陷。斯卡德说：“他的手有很严重的关节炎，看起来好像是残废的，但他要求必须真实体现出来。你要是在雕像旁靠近观察，就会发现他的手有多粗糙。但是他觉得这才是真实的自己。”因此，如果认为这个雕像完全反映了博格的虚荣心，我觉得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座矗立在先锋园区内人人都能见到的“约翰·博格纪念像”，其原型在雕像完成之后的14年里依然健在。
如果说博格有什么物质享受，唯一称得上的大概要算位于普莱西德湖畔度夏小屋的游艇了。这是一艘22英尺（约6.7米）长的1928年产克里斯游艇，原属于波斯特谷物公司女继承人玛乔丽·梅里威瑟·波斯特（Marjorie Merriweather Post）。这艘游艇名为Post Haste，是博格的岳父在一次普林斯顿聚会后为这位拉拉队女队员重新施洗时起的名字。博格一脸精明地笑着说：“这艘船我可是原价买来的，实在是物超所值，我后来又维修了一下，装了一个引擎。要是你问我到底有没有奢侈爱好，答案就是它了。买它其实毫无必要，有时候我也感到有点内疚，不过我想还是能承受得起。”此外，博格从妻子家里继承的乡下大屋修建于20世纪50年代，也已经颇有年头了。谈起在这里冬天暖气失效而父亲不肯修理的往事时，博格的儿子小约翰说：“乡下房子就是这一点让人受不了，要知道在阿迪朗达克山区，冬季晚上的温度都在零下，有时还会更冷。”可在博格看来，冬天本来就该一直穿着毛衣。
不幸的是，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博格的“志存高远、安贫乐道”。其实早在1904年，韦伯就注意到了其理论的矛盾之处，即工作高度努力又极其压抑世俗欲望的新教徒，一旦富有之后很有可能会彻底丧失原来坚守的新教信念。韦伯曾大量摘录卫理会创始人约翰·卫斯理（John Wesley）的观点，卫斯理担心的是，宗教让人们变得节俭勤奋，但随着财富的增加，人们的“肉欲”和其他世俗欲望也在迅速膨胀。他认为，除非信仰虔诚的人能够继续做慈善，否则卫理会必将走向灭亡，这就像韦伯观察到的那样：“此后（卫理会）便出现了训诫，为了在上帝的恩典中成长和以后在天堂积累财富，世间拼命挣钱的人必须散尽家财。”不过，在韦伯看来，这种道德标准的衰退在日益世俗化和理想化的世界上是根本无法避免的。他说：“随着寻找上帝国度的热情逐渐转变成冷静的职业美德，以及各种运动的宗教基础逐渐萎缩，一种功利主义的价值观开始形成。”12
当然，功利主义对于博格之外的共同基金管理者来说绝对是件好事，为自己赚钱是他们的第一目标，为基金股东盈利只是他们的第二目标。博格说：“基金行业中的每个人都是既做职业又做生意。先锋公司是把基金看成90%的职业加10%的生意，其他公司是把基金看成10%的职业加90%的生意。”显然，这样无疑是把功利主义的效率在错误的方向上应用到了极端—尽最大努力榨取基金股东的财富，为他们提供少得不能再少的蝇头小利。那些让博格极为推崇的贵格会商业前辈们恐怕绝对不会想到，如今的商业道德竟然会堕落到这种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