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先锋在海外业务中的资产仅占公司总资产的8%，因此公司在这个领域还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即使不谈理想或志向，单从纯粹的商业角度来看，麦克纳布发展海外市场的计划也足以让他这位首席执行官在公司发展史上留下自己的功绩。但是，海外扩张这条路走起来并不轻松，先锋要面对管理障碍、额外成本、激烈竞争和国外市场知名度不足等种种问题。即便如此，麦克纳布还是充满希望，他说：“我们会在短期内登陆中国的个人投资市场吗？大概不会。但是我们已经看到了来自亚洲的广泛利益，特别是在新加坡和中国香港市场。此外，我们同样看到来自欧洲、英国，特别是来自荷兰的利益。至于澳大利亚，那里的表现一直都很出色。现在我们大概已经在10个国家展开了业务，这些市场的表现都很不错。”
但是，如果麦克纳布想要青史留名，我指的不单是作为管理者对先锋集团而言，而且是作为尽职的管家对先锋的基金股东而言，还有一个更激进的做法可以选择，实际上，如果做到了这一点，麦克纳布甚至有可能赢得和博格一样崇高的声望。这个选择就是—成为坚定的股东激进主义分子。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在投票支持管理层提出的有关高管薪酬的提案时，如果共同基金公司的平均支持率为84%，考虑到先锋在整个行业中的巨大影响，如果公司每次都对这些提案以及支持高额薪酬计划的董事坚决投反对票，由此产生的深远意义将会是不可估量的。作为美国最大的共同基金公司，先锋这样做肯定会让竞争对手感到羞愧，这种压力很有可能促使它们实现先锋式管理结构的积极转化。与此同时，麦克纳布也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的英雄，投资者会因为先锋忠实履行了受托人职责而更加爱戴这家公司。
博格认为，先锋和其他基金公司将会在代理投票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这种趋势将是不可避免的。他说：“未来需要良好的企业公民，这种需要来自两方面，一是联邦法律对受托人责任做出规定，要求企业成为良好公民，但目前来看这条路还很漫长；二是投资者开始关心他们的钱是怎么被管理的，这就要求他们选择那些能代表自己积极投票的管理者，即良好的企业公民。”作为一个以买卖股票为业务的指数产品提供商，先锋绝对有必要开始真正关注企业管理，以便改善股东的长期回报。博格希望先锋有一天能够和其他指数产品提供商联合起来，为弘扬更加激进的股东至上主义发起冲锋。他说：“考虑到基金行业的竞争本质，未来在贝莱德/巴克莱、道富和先锋之间可能出现某种大型指数管理公司的联合体，在这方面（更加积极地维护股东权益）发挥领先作用。”
鉴于先锋的巨大资产规模以及投资者对公司的尊重，在改善企业管理方面它似乎没有多少理由表现消极。如果是因为公司在代理投票中可能会否决管理层意见，因此而担心丢掉一些机构的401k或养老金基金业务的话，为基金股东利益着想这种忧虑其实早就可以抛开了。博格表示：“现在的企业应当表现得比以前成熟了。比方说，如果有人选择先锋为其公司管理养老金计划，我们会告诉对方先锋是全球最好的管理公司，但是可能会否决某些董事的连任计划，你说对方董事会会怎么回答？难道对方会说‘不，那可不行’吗？他们肯定不会这样做，明确反对肯定是个严重错误。如果他们表面同意暗中反对（跟先锋合作），人们肯定不理解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此，这种形势对先锋非常有利，原因在于基金股东的话语权正变得越来越响亮，而我们正是为他们而不是为企业管理层服务的。长此以往，我想人们慢慢就会发生变化，习惯自己是股票所有人的身份，习惯按照这种身份来主张自己的权利。对这些企业来说，它们也会慢慢发生变化，习惯成为股票所有者的代理人的身份，习惯为它们所代理的群体的利益服务。”要想进一步改善形象，先锋作为一个共同所有的基金公司还可以提高内部的信息公开程度。如果先锋愿意主动披露公司五大执行官的薪酬和奖金，以及各高级管理人员、资金经理和董事在公司基金中投资的数额，而不是等到有关机构出台政策规定整个基金行业都必须这样做，这样会非常好地证明先锋的确是一个共同所有的基金公司，证明公司管理层和基金股东之间亲密无间，毫无利益冲突。同时，这也是一招杀手锏，会迫使竞争对手也纷纷效仿。而增加的企业透明度则会转化成先锋的竞争优势，即新的宣传卖点。此外，先锋还可以在改变董事会结构上做文章，主动将其变成100%独立的董事会，主动为董事会聘请独立的外部咨询专家。这样做也会强化先锋公司股东所有、股东控制的企业形象，而不像其他基金公司那样呈现出股东所有、管理公司控制的混乱形象。
上述建议都能帮助先锋在服务股东和承担受托人职责等方面继续保持基金行业领头羊的地位。虽然博格一直倡导在整个行业实施变革并在很多方面做出了改变，但如果他仍执掌先锋公司，很难说他能亲力亲为地把所有目标都一一实施。正如他经常说得那样，现在作为远离世界最大共同基金公司管理层的自由人，他反倒可以更轻松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意见和评论。如果麦克纳布也希望成为美国基金史上的伟人—而不是伟大的商人，这些改革方向是非常值得考虑的。
博格留下的遗产和先锋的遗产一样值得称道。在那些熟悉他爱戴他的人的心中，博格永远是一位伟人。而这些爱戴他的人来自各行各业、五湖四海，这不但是因为博格的聪明才智和倡导的主张，还因为他对人性的深刻关怀。在结束采访前最后的几次交谈中，博格反复对我说，在他管理先锋公司时，几乎每个员工都在工位上挂一个小标语，上面是博格说过的一句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希望先锋永远是一个判断第一、过程第二的公司。”诚然，面对公司现在庞大的规模，强调过程的官僚做派不可避免地统治了企业上下，但博格流露出的对往昔不再的感伤，以及对个人价值和个人成就的信念却是非常真挚诚恳的。
博格的儿子小约翰告诉我：“对于在他生命中出现的每一个人，父亲总是努力和对方建立情感联系。有一个小故事曾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无论平时还是周末，每次和他一起走路去公司的办公室，都会在大门口看到一个警卫，父亲总是能叫出那个警卫的名字。如果某个警卫的孩子病了，他会过去问他的孩子和妻子怎么样了，实际上那只是个兼职警卫，并不经常过来，是公司职务最低的员工，可即便是这样我父亲还是对他很熟悉，每次都对他嘘寒问暖。后来先锋发展到了几千名员工，他还是这样，几乎能叫出每个人的名字。我觉得，他就是出自本能地喜欢和身边的人建立情感联系。但遗憾的是，先锋的规模越变越大，后来他就无法和每个人打交道了，我能看出他感到非常失望。”
包括比尔·克林顿在内的很多社会名流，都认为博格体现了美国精神中最好的一面—勤奋踏实、公平交易、心怀大善。在为博格最新版的《够了》作序时，克林顿这样写道：“约翰·博格是一个卓越而善良的人，他在本书中分享的重要人生经验可以让每一位读者获益。这本书让我想起了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一百多年前他在《论美国的民主》中对美国的描述至今仍是真实的：美国之所以伟大在于其优秀，如果她不再优秀，这种伟大也将随之而去。而《够了》这本书会让你重新体验美国的伟大和优秀。”4
当然，克林顿写的这段序是博格为我热心提供的，除此之外他还有多得数不过来的奖励和荣誉学位。看来，自负是这位伟人身上唯一的一个小问题了，他还喜欢说：“除了我还有谁站出来呐喊呢？”此话虽然不假，据我所知整个基金行业的确是他一个人在单打独斗，可是这种说法究竟更多出于博格性格中的自负，抑或是真的出于对基金行业现状的忧虑呢？这个问题还是留给各位读者自己去品味吧。
为了满足一下本书主人公的虚荣心理，此处不妨罗列几项博格接受过的部分荣誉：《时代》杂志称他是世界100位最有影响力人物之一；《财富》杂志称他是21世纪投资行业四大巨人之一；普林斯顿大学为表彰其在国家服务中的杰出成就，向博格颁发了伍德罗·威尔逊奖；博格被编入固定收益分析师协会名人堂（如果要搞名人堂展出的话，他们可以拿先锋的招股说明书和博格的计算尺做展品）。此外，博格还得到了很多高校的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普林斯顿大学、德拉维尔大学、罗彻斯特大学、新学院大学、萨斯克汉那大学、东方大学、威得恩大学、阿尔布莱特学院、宾夕法尼亚州州立大学和德雷塞尔大学。
如果说博格留给社会还有一项伟大的公共遗产，这项遗产既未曾在其奖励或作品中提及，也没有在博格的演讲甚至先锋公司中体现，但却是影响最为深远的，那肯定是博格帮助过的投资者了。博格派共同创始人，曾在迈阿密自建的公寓中设宴招待博格的泰勒·拉里莫尔和杰里米·达菲尔德一样，都说过“博格建造的房子”5这句话，只不过两人的所指并不相同，达菲尔德指的是先锋公司这个“大房子”，而拉里莫尔指的是博格带来的投资回报为自己修建的更舒适的“小房子”。在先锋这个“大房子”和拉里莫尔的“小房子”之间，负责为先锋这个金融巨头代理业务的人必须牢记，博格在全美国为投资者建立的“小房子”，意义其实比先锋这个“大房子”更深远。实际上只要他们做到了这一点，博格留下的遗产就一定会继续发扬光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