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意识到了特别的东西（有点不寻常）能激发他的需求。他关心我们，他关心我们学到的（或没学到的），关心我们应该朝什么方向努力。如果我们学习松懈下来了，或者学习成绩下降了，他都会注意到。他还更多地把我们当作即将要成为的成年人，而不是我们已经成为的孩子来看待。他会对我们的写作作业提出一些探索性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不仅仅思考作业本身，也让我们思考人生——对一个10年级的学生来说很困难（或者对一个10年级的老师来说，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作业）。他考验了我们的文 学理论，比如这些作业，尽管我们确实有思考的能力，当我们反驳时，他也会倾听。他不仅仅照顾最聪明或最突出的学生，他经常也能将成绩差的学生成功地吸引到讨论中来，巧妙地给予他们信任。他经常选择和他的青少年学生一起吃午餐。期间，他会半开玩笑地预测我们未来的生涯。他并不总是正确（他预测我未来是一名英语老师兼曲棍球教练），但他为我们每个人构想了一个富有成果的未来，这帮助我们每个人都积极地想象未来成为成年人后的自己，这对我们意义深远。
如果幸运的话，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在生活中都会有过一个这样的成年人，通常他仅仅让我们众多关系中的一个关系发生变化，就能够激发出我们最好的一面，远远超出我们认为自己能做到的。这不仅仅因为他们所要求的，也因为我们之间形成的联系。正如我们所提到的那样，父母往往想尽可能多地教训我们，或者给我灌输大道理。问题不在于这些建议不好，或者青少年不需要这些建议而在于：当如此多的建议来自一个源头，青少年发现很难不依赖那个源头，尤其当这个源头是父母时。大多数父母都有这样令人恼火的经历：听到青少年回 家后不停地重复某一受崇拜的成年人的建议——这些来自父母的大部分被青少年忽略的建议！这些其他成年人可以为青少年的发展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需要让英雄的成年人无私地奉献大量的时间来促使这件事的发生吗？我们对那些已经顺利走出青春期的青少年的访谈结果表明，它并不是这样的。
20分钟
我最近与弗吉尼亚大学一些最成功的、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进行了一次焦点团体座谈。这些学生从一个令人惊讶的视角，向我呈现了与家庭之外的成年人形成有意义的关系都需要些什么。他们是一个极具思想深度的、内省的小组，他们中的所有人都致力于我的研究项目，很理解从青春期向成年的转变过程，我在讨论这本书中的一些想法时，都会让他们作为我的参谋。在这个特殊的星期里，我给他们提出的问题是：告诉我一个在这个班级以外的影响你们的老师的故事。我准备好了去听关于英雄老师或教练的“为人师表”类型的故事，例如这些英雄老师或教练在放学后和周末花了许多时间来为这些青少年工作。这些成年人老师做的工作，远远超过了他们的职责所要求的。
这些学生在回忆给他们造成很大影响的老师和其他成年人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困难。然而，令我震撼的是，对青少年产生影响的这些成年人所需要做的事情是如此的微不足道。学生一个又一个地讲述了，老师或教练只是在课后或训练后把他们拉到一边，跟他们谈话的故事。有时，谈话是因为学生显得非常沮丧。有时，谈话仅仅是告诉学生他们有巨大的潜力。
有时，谈话仅仅是学生在课堂上进步后的一个随访。通常情况下，谈话会持续20分钟或更短。很少有学生叙述说，谈话持续时间超过一个小时的。虽然关系经常会长时间地保持下来，但是这种支持通常来自在走廊里的一个小问题、一个会心的微笑或者评分文章背面的一小段话。然而，这些成年人在使青少年走向成熟，建立与成年人的关系时，显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它不需要那么多的时间，就像我对塔玛拉的治疗工作那样，塔玛拉似乎在我们的会谈中很无聊，但是，我怀疑很多这样的成年人甚至不知道已经发生了什么事情。正如当我们试图把成年期拉回 到青春期时结果经常所呈现的那样，问题的关键是，我们不一定非要承担一些巨大的极其繁重的任务，以使成年人与我们的青少年来互动。甚至，适度的参与也可以产生一个巨大的影响。
接触有效果吗
青少年渴望与他们的家人以外的成年人建立联系的强烈程度，当缺乏这种联系的青少年突然有机会建立这种联系的时候，显现得最清楚。这就是青少年参加Wediko的情况，Wediko是为问题青少年提供的一个暑期夏令营，一个可以让问题青少年常年居住的地方。在大学期间，我在那里工作过几个夏天，它是我职业发展中一段有意思的经历。这个项目中的一个比较有趣的特点是，它可以提供常年居住的机会。如果他们做得足够好，他们就能够获得白天与成年人一起工作的“特权”。我们给“特权”加引号是因为青少年所做的工作，从园林绿化，到厨房工作，再到日常维护，都是枯燥的、不那么让人兴奋的。除了这个“特权”，青少年还可以得到一些报酬，但报酬大约2美元/小时。更进一步的是，这些工作时间不计参与该项目核心方面的时间，因此，必须来自青少年的娱乐时间。不过真正引人注目的是，这项工作是几乎所有参加这个项目的青少年普遍渴望的“额外待遇”。他们非常努力地控制自己的冲动，并使他们的行为保持良好的状态，以便不被从这些工作中“开除”。他们渴望与工作人员在一起的时间，因为这时他们几乎被平等对待。然而，被剩下来的其他同龄孩子只能“玩游戏”。尽管只有一点点以成年人身份与成年人互动的机会，但是，这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孩子都会抓住机会。
如果我们邀请他们……
那么，我们如何使这些与家庭成员以外的关系更经常地发生呢？这种任务主要包括提供使联系发生的机会，然后顺其自然地发展。在现实中，我们不需要创建新的青少年与成年人可以联系的场所，也不需要把青少年从已经存在的场所里排除出去。我们可以从大大小小的方面做到这一点，所有的一切加起来就能产生影响。
例如，当我们最近拜访我们的朋友大卫和海伦，参加年度逾越节晚餐时，我们发现，青少年与成年人混合坐在一起是如此美好。没有“儿童桌”，在成年人和儿童混坐的餐桌上进行谈话，所需要的努力略高于只有成年人桌和儿童桌，甚至略高于成年人在餐桌的一端，孩子在餐桌的另一端时的谈话所需要的努力（例如，可能是因为大卫和海伦邀请来自另一个国家的客人加入聚会），但整个晚上还不错。每个人只需适度的努力，我们的青少年就有两个小时的时间学习如何在一个正式晚宴上与成年人进行对话。
我们的朋友马特和珍妮，在一个只有成年人的聚会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当他们16岁的女儿基拉在晚餐临近结束的时候穿过客厅时，马特和珍妮邀请她坐下来与6个成年人吃甜点。当时的主题是政治，而基拉来自一个通晓政治的家庭和学校，她有很多自己的观点。他们所给出的和采取的观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甚至有时还略带挑衅。从青少年身上，我们发现在这种情况下，与他们自愿加入对话相比，我们往往能从他们与其他成年人的对话那里学到更多。基拉与我们在一起的30分钟的谈话，为原本就很丰富的晚间交谈增加了不少乐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