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末年，曹操为了发展生产，解决军需问题，在大兴屯田的同时，亦不忘安定自耕农的生产，对旧的赋税制度进行改革，颁布了租调制。规定农民每亩田地向国家交纳粟4升，称田租；每户出绢2匹，绵2斤，称户调。废除了两汉以来按人头征收的算赋、口赋。租调制变人头税为户税，且租税数额固定，有利于减轻农民的负担，且比汉代口赋、算赋更易于征收。这种制度适应了当时战乱不息、土地荒芜、户籍散乱的情况。
西晋统一全国后，在颁布占田制的同时，亦颁布了新的租调制。规定丁男课田50亩交租粟4斛，每亩纳租合8升。比曹魏田租增加一倍。户调规定丁男之户每年纳绢3匹，绵3斤；丁女或次丁男之户减半。边郡递减。少数民族亦需交纳一定数量的蜜布。西晋户调比曹魏亦有所加重。
到了北魏以后，由于均田制的逐步实施，赋税制度演变为租和调均以一夫一妇（或丁）为征收单位。以一夫一妇（或丁）为征收单位，也是为了解决当时门阀大户隐占大量户口而不承担赋税，所谓“百户合室，千丁共籍”的问题，均平贫富负担，保证国家赋税收入。
北魏政府在废除了以前的九品混通制后，颁行了新的租调制。它规定一夫一妇每年交纳租粟2石，调帛1匹。15岁以上的未婚男女四口，从事农业生产的奴婢8口，耕牛20头，比一夫一妇。
北魏的租调制在历史上影响很大。此后，北齐、北周、隋、唐都沿用了其制，只是根据实际情况有所变通，而以唐制最为完备，将租调制发展为以丁为征收单位的租庸调制。
唐初的租庸调制规定，丁男每年向国家交纳粟2石，称“租”；绢2丈，绵3两，或布2丈5尺，麻3斤，称“调”；此外，丁男每年还要服徭役20天，如不愿服役，每天交绢3尺或布3尺7寸半，称为“庸”。
唐代租调较前代为轻，特别是纳庸代役的规定，正式使部分力役税转变为实物税，使农民有更多的时间从事农业生产，有利于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魏晋南北朝时，三省六部制形成，尚书省下的度支尚书主管财政税收事宜。隋唐时，中央主管财政税收的机构为户部（民部）。地方由行政长官负责。乡以下则百户设里，由里正负责赋税催纳事务。
租庸调制是以均田制为基础的赋税制度。唐代中叶均田制被破坏，土地兼并，人丁流转，户籍不实，租庸调制已无法继续施行，必然为新的赋税制度所取代。
五、从唐后期两税法到清代的摊丁入亩
两税法开始了中国赋税发展史上的又一个新阶段。这个阶段赋税制度的基本特点是：第一，资产税开始取代人丁税；第二，货币税逐渐取代实物税。这一取代过程虽然经过多次反复，但趋势是一定的。从两税法发端，中间经过明后期张居正推行的一条鞭法，到清初摊丁入亩，最终完成了这一变革。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为了解决朝廷财政困难，唐德宗在宰相杨炎的建议下，开始实行两税法。
两税法的主要内容有：
（1）量出制入。实际上是以大历十四年（779年）全国的赋税额为准。
（2）“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即不分土着和客居，一律编人现所在州县依财产确定户等。税分户税和地税，取消租庸调和其他杂税。户税纳钱，地税规定纳米粟，但实际上钱大多折算为绢帛。
（3）无论户税、地税，都分夏秋两次交纳，夏税无过六月，秋税无过十一月，故称两税法。
（4）无固定住处的商贾，由所在州县依收入征税三十分之一。
实际上，作为两税法主要税目的户税和地税在唐初就有了。唐初在租庸调之外，亦征户税和地税作为补充。户税规定自王公以下分天下民户为九等，按等输钱。一品官按上上户纳户税，九品官按下下户纳户税，余品依此类推。地税由义仓纳粟而来。即上起王公百官，下至地主、农民，按垦田田亩，每亩纳粟2升，以备荒年。后来，税额渐增，税物也由粮食变为轻货，再变为折钱交纳，征收方式也逐步变为一年分夏、秋两季征收。唐朝的户税和地税，对租庸调制贫富无差的缺点起了一定的弥补作用。唐初，户税、地税数量轻微，到天宝年间，已占唐朝税收的很大部分，租庸调制破坏后，在此基础上最终形成了“两税法”。
两税法代替租庸调制，是我国历史上赋税制度的一次划时代的革命。首先，以财产土地代替丁身作为征税标准，使得拥有大量财产土地的官僚、地主纳税也多，纠正了过去只要丁口相等纳税也就一样的弊病，改变了贫富负担不均的现象，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其次，无论是官僚、地主还是农民、商人，只要有财产就要纳税，这就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史称两税法实行后“天下便之，人不土断而地着，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再次，以土地财产代替丁身作为征税标准，有利于农民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的减轻。加之两税以货币计算征收，也刺激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但是，两税法亦有一定弊端。它推动了土地兼并的发展。同时，赋税总额在执行过程中并非固定不变，税目也一样，再加上随着物价的波动，使人民在折征时又横遭盘剥，负担有所加重。
两税法颁行以后的八百年间，一直是赋税制度的基干，历宋、元、明数朝。但亦有所变化。如宋代，由于从户税中逐渐分化出专门的商税和间架税（房屋税），资产主要变成土地，因而户税也就变成地税。从此以后。两税法仅保留夏秋两征的形式，成为一半收钱、一半收谷物的“二税”。直到明后期张居正改革后，赋税制度才又一次发生了大的变化。
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出任首辅。他为了均平赋役，克服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在清丈土地的基础上，于万历九年（1581年）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
关于一条鞭法，史籍上有这样一段话可作注解：“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概括起来，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点：
（1）赋役合并，并将部分丁役负担摊入田亩。至于摊派的比例，各地有所不同，但趋势是一致的。
（2）赋役征银。农民可以纳银代役。
（3）赋役征收由地方官吏直接办理。废除了过去粮长、里长征解的办法。
一条鞭法是我国赋役制度史上的重大改革。它简化了赋役征收的手续，减少了地方官吏营私舞弊的机会，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人民的负担，缓和了赋役不均的矛盾，并限制了土地兼并的恶性发展，增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史称，到万历十年（1582年），“太仓粟可支十年，同寺积金至四百余万。”赋役征银有利于农产品的商品化和农民人身依附关系的减弱，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但是，一条鞭法也有一定的消极性，它把以前的各种加派都变成了正税，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再加上交税时要以粮易银，无形中农民又多受一层商人的中间剥削，同时，这种制度本身也无法防止各种新的临时加派的产生，所以，我们对其要进行科学评价。
清朝建立以后，初期继续沿用一条鞭法，分“田赋”和“丁银”征收赋役。随着生产的发展，清朝统治者顺应明中后期以来出现的将丁役摊入田亩征收的趋势，对赋役制度进一步加以改革。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鉴于“户口日繁，地亩并未加广”，清政府下令，将康熙五十年各地所报人丁数字，作为征收丁银的固定数额，以后“滋生人丁，永不加赋”。这还不是取消人头税，而只是把丁税总额冻结起来，但已为以后赋税制度的进一步改革奠定了基础。加上丁税总额冻结以后，随着时间的推移，又出现了新的矛盾，“额丁子孙多寡不同，或数十百丁承纳一丁，其故绝者，或一丁承一、二十丁，或无其户，势难完纳。”所以到了雍正元年（1723年），正式宣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摊丁入亩”，即把丁银全部摊入田亩中征收，称为“地丁银”。此后，“田载丁而输纳，丁随田而买卖。公私称便”。“地丁合一”最终完成了自唐中叶以来中国赋税制度的改革进程。清人王庆云评论曰：“乃知唐之庸钱，不得不归于两税；明之均徭，不得不改为条鞭，皆势之所趋，不得已也。”
“摊丁入亩”彻底废除了自汉代以来在中国实行了一千余年的人头税制度，简化了赋税征收的手续，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赋税不均的状况，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和对国家的人身依附关系，具有一定的进步性。然而，由于取消了人头税，使清代的人口增长迅速加快。我国从汉代开始直到清初，人口一直徘徊在五、六千万左右，而到了“摊丁入亩”后的乾隆初年，人口就开始突破一亿大关，到鸦片战争前的道光二十年（1840年），更达4亿余人。这其中当然有废除丁税后查出的隐匿人口，但人口的激增亦是事实。
唐代后期，朝廷财政渐依赖三司（户部、盐铁、度支）。到了宋代，中央即设三司使主管赋税，又称计相。元明清时期，中央一直由户部主持赋税征管。明初地方由里长、粮长催督赋税征解，张居正改革后规定由地方官直接办理。明代还编制了赋役黄册，以保证赋税徭役的有效征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