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国农学史上，影响最大的一部农学着作是北魏贾思勰所着的《齐民要术》，它集魏晋以前的历代劳动人民农业生产经验和生产技术之大成，内容包括农作物栽培，选种、育种，土壤肥料，果树蔬菜，畜牧兽医，养鱼、养蚕，农副产品加工等等，涉及农林牧副渔各个方面，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生产理论体系。此外，这本书还保存了大量的古农书资料。
元明两代，经常被人们提起的有三大农书：元朝政府编纂的《农桑辑要》、14世纪初王祯着的《王祯农书》和明末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农桑辑要》由畅师文执笔，是一部官修的综合性农业技术专着，其内容分为十门，从耕作到栽桑、养蚕、竹木、药草、畜牧等门类均有记载，元朝多次刊行此书，影响很大。《王祯农书》分为三个部分：农桑通诀、农器图谱和谷谱。农桑通诀总结了一系列农业技术问题，而且地区不仅仅限于黄河流域；农器图谱部分（附农具图200多幅）所汇集的农具图谱，更是非常珍贵的史料，极为详实；谷谱则介绍了各种粮食作物及经济作物。徐光启是明末着名科学家，他在数学、天文历法和农学等方面，都有着巨大的贡献，而尤以农学上的成就最大。《农政全书》凡60卷，70余万字，采用了前人着作220余种。全书分为12个门类，内容十分广泛，而以屯垦、水利、荒政为重点，还收录了《王祯农书》中的农器图谱，并有所增补。它是我国古代内容最为丰富的农业科学巨着，反映了封建社会后期的农业生产技术水平。
除了传统的农学外，为了促进农业生产的发展，中国历代政府都很重视水利事业，并在这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
在原始社会末期，我国就出现了最初的水利事业。传说大禹治水，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导水入海，治服了洪灾，大禹因而也受到后人的尊崇。
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规划修建了我国第一个见于历史记载的水库——芍陂。公元前3世纪中叶，秦国蜀守李冰父子主持修建了着名的都江堰水利灌溉工程，引岷江水灌溉农田。这项工程的设计和建造都具有很高的技术水平，解放后经过整修，至今仍灌溉着成都平原上的800万亩土地。春秋战国时期的着名水利工程还有：春秋末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而开凿的沟通江淮的邗沟；战国时魏西门豹、史起主持修建的引漳灌邺水利工程；魏国从公元前4世纪中期起开始建造的沟通济淮黄的运河鸿沟；水工郑国在秦关中地区主持修建的贯通泾水、洛水的郑国渠等等。秦统一后，派史禄主持开凿了灵渠，灵渠第一次沟通了长江和珠江两大水系，至今还发挥着效益。汉武帝时，大兴水利灌溉事业，先后开通了龙首渠、漕渠等灌溉、航运渠道，对发展农业生产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大业元年-大业六年（公元605-610年），隋朝开通了北起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全长2500多公里的大运河，迄今为止它仍是世界上最长的运河，大运河的建成，是世界水利史上的一个奇迹。
黄河为害，历史已久，在我国治黄史上，也涌现出了许许多多杰出的水利专家，其中以东汉的王景、北宋的高超、明朝的潘季驯和清朝的陈潢最为着名。他们在治理黄河方面，都有创造性的方法，为后人征服洪水灾害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第七节）手工业技术的发展
我国古代的手工业制造，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齐全的门类和发达的技术，其中尤以陶瓷业、纺织业、造船业和建筑业最引人注目。
陶器的出现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促进了人类定居生活的稳定，并加速了生产力的发展。我国的陶器，最早出现在六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早期。当时的陶器，是把粘土塑造成一定的形状，在摄氏五六百度的温度下烧制出来的，由于烧制温度不够高，因此质地粗疏，吸水性强。在新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存中保存了大量的陶器，这些陶器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不同部族之间物质文化水平的差异，因此在考古学中常常把陶器作为衡量文化性质的重要依据。如仰韶文化以彩陶最富特色，称为彩陶文化，龙山文化以黑陶独具风格，称为黑陶文化。
瓷器与陶器有本质上的区别。瓷器的原料是由高岭土（瓷土）、正长石和石英混合而成的，胎面涂有玻璃质釉，并经过1200℃以上的高温焙烧而成，胎质细腻，吸水性弱。我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瓷器的国家。解放以后，在河南郑州、陕西西安等地陆续发现了许多商周时期的釉陶器皿，它们敷釉的外观、制作原料以及烧制温度都与早期陶器大为不同，已处于陶和瓷的过渡阶段，人们一般把它们称作原始瓷器。1924年在河南信阳曾经发现东汉永元十一年（公元99年）的早期青瓷，解放后在考古发掘中也发现了大量东汉魏晋时期的青瓷。因此，人们普遍认为，瓷器就产生在这个时期。
从魏晋到唐朝，瓷器制造业迅速发展起来，成为手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部门。并且形成了青白两大瓷系，南方以青瓷为主，北方以白瓷为主。唐代在瓷器色釉的配制上创制出一种多彩色釉，闻名中外的唐三彩就是多色釉工艺中的代表作。
宋代是我国制瓷工艺的成熟期，宋瓷在胎质、釉料和制作技术上都有新的进步。宋瓷有五大名窑：定窑、汝窑、官窑、哥窑、钧窑。北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昌南镇改称景德镇，建立御窑，开始成为瓷器生产的中心。
我国生产的瓷器从唐朝起就通过海上和陆上丝绸之路传到国外，11世纪时制瓷技术传到波斯，以后又经过阿拉伯传到欧洲，但欧洲人真正开始生产瓷器，已是18世纪的事了。
纺织工艺是我国古代手工工艺中的一朵奇葩。尤其是中国丝绸素以其精美华丽而着称于世，早在公元前3世纪，希腊、罗马人已把中国称为Seres（丝国）。
从考古发现中可以知道，我国的纺织手工艺已经有五六千年的历史了。在许多新石器时代的遗址中，都发现了原始的纺织工具——陶、石纺轮；浙江余姚河姆渡的母系氏族公社遗址中，发现了最早的原始织机；江苏吴县草鞋山、浙江吴兴钱山漾的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出土了葛麻织品的残片。
在我国早期的纺织手工业中，织品主要是葛布和麻布，到商周时期又出现了丝织品。两汉时期的丝织技术，已经发展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1972年在长沙马王堆早期汉墓中出土了大批精巧的织物，其中有一件素纱禅衣，薄如蝉翼，重仅49克，堪称奇绝。汉代的丝绸产品，自张骞开通西域后，经丝绸之路大量输入西亚和欧洲。从此以后，丝绸制品一直是历代王朝对外贸易的主要商品，直到元明以后仍是西方市场上的畅销货。
随着纺织手工业的发展，纺织工具和技术也不断得到改进。大约在春秋战国时期，手摇纺车已取代了原始的纺轮，东晋时候出现了一种更省工的脚踏纺车，元朝王祯的《农书》中，更记载了一种利用水力纺纱的水转大纺车。宋末元初着名的棉纺织技术改革家黄道婆，年轻时曾流落到海南，向黎族人民学习了先进的棉纺织技术。回到故乡松江以后，把当地的脚踏纺车改成三锭棉纺车，并革新了轧棉和弹棉工具，大大提高了工效，丰富了棉织物的品种。
在纺纱工具进步的同时，织机也得到了改进。秦汉时期，已经普遍采用了脚踏提综的斜织机，斜织机的生产效率比原始织机提高许多。同时，还发明用梭子来往穿引纬纱的技术，进一步提高了织造速度，这是织布工具的重大创造，直到今天仍然行用不衰。
在织机的发明创造中还值得写上一笔的是，织造提花织物的提花机是在我国最先产生的。在殷墟出土的商代青铜器上，就曾发现有回纹图案的提花丝织品的残迹。1973年在陕西宝鸡发掘的两座西周早期墓中，也有提花丝织品的发现，但是在先秦典籍中，尚无关于提花机的文字记载。西汉时期使用提花机则见于《西京杂记》：巨鹿陈宝光妻为霍光家织蒲桃锦、散花绫，“机用一百二十镊。六十日成一匹，匹直万钱”。虽然宝光妻所用提花机的具体形制很难推测，但可以知道这种织机的提花机构是相当复杂的。三国时期魏国的马钧，对当时非常复杂的提花织机进行了改进，改进后的织机生产效率有很大提高，花纹图案和花型变化也都更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