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试，亦称“大比”，每三年举行一次，照例在子、卯、午、酉年的秋天举行，所以又叫“秋闱”。乡试的举行地点是南、北二京和各省省会。各地乡试由皇帝特命的考官主持，每一考场有主考二人，同考四人。考官亦称内帘官，一般由中过进士的京官和教官担任。此外还有由地方行政机构布政使司司官担任的提调一人。地方司法机构按察使司司官担任的监试官二人。提调、监试官统称外帘官，负责乡试的具体事务和监场，但不得侵夺考官的权力。参加乡试的考生主要是成绩优秀的生员和国子监学生监生。以及个别成绩十分优秀的童生和未入流的小官。参加考试的人数受到录取名额的限制，其比例大致上是三十比一。明初，大多数省份的乡试录取名额是三、五十人左右。明中叶，南北二京增至百人乃至一百三十余人，其余各省增至四十至六十五人不等，全国乡试录取名额达一千至一千一百余人。乡试连考三场，初场考经义和四书义，二场考论、判、诏、诰、表，三场考经史时务策。考试之日，考生先报名签到，然后进入考场“贡院”。贡院门口和四周有士兵把守，考生入场时要验明身份，严禁冒名顶替。还要经过搜身，防止夹带。考场中隔成若干小间，叫作“号房”，每房只有一名考生，并派有一名“号军”看守，严禁考生作弊。每场考试时间只限一天，天黑之后未交卷者，可以给蜡烛三支，用完为限。考卷收齐后，要经过弥封、誊录。考生答卷时只准用墨笔，叫作墨卷。誊录时则用朱笔，叫作朱卷。考官集中在贡院判卷，判卷时要“封锁内外门户”。判卷结束后发榜，考中者称举人，前五名举人叫五魁，头名叫解元。举人也叫乙榜或桂榜。中了举人也就取得了做官的资格。但由于举人所得之官大多是清贫的教官，在官场上受歧视，所以，绝大多数举人不愿做官，宁愿参加会试。
会试和殿试是中央主持的最高级考试。会试也是三年一次，在乡试的次年，即辰、未、戌、丑年的春天举行，所以亦称“春闱”。举行地点是京师，由皇帝特命的主考二人、同考八人主持，主考例以大学士为正，翰、詹为副，同考例由翰林官充任。明中叶，同考增至二十人，其中翰林官十二人，科部官各四人。此外设有礼部官充任的提调一人，御史充任的监试官二人。由于会试的具体事务由礼部负责，所以又叫“礼闱”。会试也考三场，考试的内容和考场规则与乡试相同。考中者称贡士，头名称会元。会试录取名额无一定之规，少则数十，最多则达四百七十二人。明中叶定为三百人至四百人。会试录取不仅考虑成绩，还要考虑考生的籍贯。明中叶，会试录取名单分南、北、中卷，其比例为南取百分之五十五，北取百分之三十五，中取百分之十。“中”指云、贵、川和中都凤阳。南指淮河以南各省，北指淮河以北各省。会试的次月举行殿试。殿试亦称廷试，由皇帝主持，皇帝特命大学士、翰林等任读卷官。殿试只考一场时务策。殿试中不淘汰，只依成绩上下将考生排为三甲。殿试之后的第三日发榜。皇帝亲自主持发榜仪式，叫做“传胪”。一甲称“进士及第”，只取三名，第一名称状元，第二名称榜眼，第三名称探花。二、三甲名额不限，分别称“进士出身”和“同进士出身”。一、二、三甲统称为进士。亦称甲榜或杏榜。传胪之后，皇帝赐宴，吏部授官。状元例授翰林院修撰，榜眼、探花例授编修。二、三甲进士中的优秀者选人翰林院学习，称庶吉士。庶吉士学习三年后一般授翰林官。其余进士授御史、知县等官。
清代基本上承袭明制。只是清初在科目上比较重视制科，如优待明朝遗老遗少的博学鸿词科。在进士科中设优待八旗子弟的翻译科。在考试上增加试帖诗，规定题目用经史子集中的句子，限定韵脚，体裁为五言或七言，限六韵或八韵，即十二句或十六句。还规定前四句要用上题目中的全部字眼或绝大多数字眼。在会试之后增加了朝考。
明清两代在三年一次的乡、会试之外，遇有国家庆典，皇帝可下诏加科，叫做“恩科”。而正常举行的则被称为正科。正、恩科的考试内容、方法完全一样。读书人凡是通过中举人、进士而做官的叫“俩榜出身。”如果兼有解元、会元、状元三个头衔，就被称为“链中三元”，十分荣耀。
明清的科举制度条规更加森严，对士人的束缚更加严重，日见其僵化腐朽，但仍不失为笼络士人的上策，所以直到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才被废除。
（第六节）秦汉以后选拔官吏的其他方式
历代王朝选拔官吏都不是只依靠一种方式，而是“多途并用”。虽然汉代以察举征辟为主，隋唐以后以科举为主，但都辅之以学校培养、军功吏进、荫袭捐纳等办法，以求广开才路，笼络官吏和士人，扩大统治基础。
一、官学
古代的官学是传授管理国家经验，培养治国人才的场所，因而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极大重视。宋代教育家胡瑗说：“致天下之治者在人才，成天下之才者在教化……教化之所本者在学校。”
按孟子的说法，夏商周三代已有学校。“夏日校，殷日序。周日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夏代学校的情况不详。商代学校虽有卜辞的证明和补充，但详细情况我们仍不甚了了。只有周代的学校在典籍和金文中留下了较多的记载。西周“学在官府”，没有私人设立的学校。官学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种。国学又有大学、小学之分。周天子的大学叫辟雍，诸侯的大学叫泮宫。乡学亦称庠、序，由乡官掌管。入学者均为贵族，“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始知室家长幼之节。十五人大学，学先圣礼乐，而知朝廷君臣之礼。”学习科目为礼、乐、射、御、书、数等六艺。六艺之中书、数为小艺，是小学学习的课程。学了识字计数之后，再在大学里学礼、乐、射、御等大艺。大学由大乐正掌管，学生称造士。天子、诸侯从学生中选拔优秀者，授以官职。
以后历代统治者都很注意通过学校培养和选拔人才。如汉武帝时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创立太学，并设五经博士，置弟子五十人。博士弟子通一经以上者皆可授官。明初朱元璋虽行科举，但更重视通过学校选官。国子监监生毕业成绩优异者甚至径直被任命为三品大员。
二、军功
军功之法是秦汉以后历代王朝采用的重要选官方法。
汉代察举有“勇猛知兵法”、“明兵法有大虑”等科。隋唐以后的科举中有武举、武科。但是由于察举、科举和学校都有名额限制，范围比较狭窄，更由于各种类型的战争绵绵不断，军功反而成了选择武官的主要方法。如汉武帝时，为了提高对匈奴作战的士气，“有司奏请置武功赏官，以宠战士”，“军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唐代可以凭战功取得勋官，“凡以功授者，覆实然后奏拟，战功则计杀获之数。”宋代，“凡人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所谓“从军”，即凭军功取得官爵。明代武官的来源“其途有四，日世职，日武举，日行伍，日纳级。”清代“武职以行伍出身为正途，科目次之。”所以，清代“以兵丁积功保至提、镇记名者，殆难数计”。历代名将中的李广、薛仁贵、岳飞、韩世忠等人均为行伍出身。
三、吏进
吏进是历代选拔中下级文官的主要方法。“吏”可以泛指官员，也可以特指负责收发、抄写公文的小吏，此处指后者。秦汉时重视吏进，吏员可以通过察举征辟得官，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官。如，东汉规定郡国的典郡书佐一职必须从郡吏中选拔，还规定郡国上计吏留补郎官。秦汉时，公卿大臣之中有不少是吏员出身。魏晋南北朝重门阀，实行九品中正制，官和吏的界限森严，吏员升高官的机会很少。隋唐以后虽废除了这种森严的界限，但鄙视吏进的风气仍然存在。
唐代以九品以上官为“流内官”，不足九品的官职为“流外官”，以吏部郎中主持流外官的选授，称为“流外铨”，亦称“小选”。“凡择流外，取工书、计，兼颇晓时务……每经三考转选，量其才能而进之，不则从旧任。”唐代，人流官员数量很大。开元十七年（729年），国子祭酒杨玚上疏说：“天下明经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人。而明经进士不能居其什一，则是服勤道业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宋代流外补选流内，先要具备一定的资历和劳绩，有本衙门长官的保荐，再经过尚书省的统一考试，成绩优秀者才能人流。
元代不重视科举，重视吏进。元代规定，每年从各府州儒学中挑选“行义修明、文学优赡、通经史、达时务者”作吏员。“各路司吏有阙，于所属衙门人吏内选取。”选取方法是由本路长官参佐和儒学教授进行考试，考试内容是数学、书法、言辞和《诗经》、《尚书》、《论语》、《孟子》等书。地方官每年要向中央选送吏员，选送标准“以性行纯谨、儒吏兼通者为上，才识明敏、吏事熟闲者次之”，至于资历虽深，但“才能无取者”则不许选送。被选送的吏员到京师后要接受中书省和御史台举行的考试，“必中程式，方许录用”。所以，元代“虽名卿大夫，亦往往由是跻要官，受显爵；而刀笔下吏，遂致窃权势，舞文法矣”。
明清时对吏员入流作了较严的限制。如明代规定，吏员出身者一般最高只能作到外府、外卫的长官，如在京内供职，只能作僚属。清代则进一步规定，吏员出身者只能作“佐贰杂职”，不能作主官。
明清时还有一种类似于“吏进”的入仕之途，即靠做幕僚起家。秦汉时长官可以自辟僚属，幕僚是国家的正式职官。魏晋以后，特别是隋代以后，选官权逐渐收回中央，幕僚往往是长官私人聘用的，不算正式职官。但是，长官建立了功勋，可以“赞画”、“嚷助”等名义向朝廷保荐幕僚，使之获得官职。
四、荫袭
秦汉以后的荫袭制度是一种官职世袭制度，是世卿世禄制的变种，也是封建权力再分配的一种方式。就严格的意义而言，“荫袭”一词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荫”指官员的子弟亲属取得做官、入学等政治上的优待。“袭”指官员的子弟亲属承袭父祖的官职爵位。秦汉以后，官职一般不能世袭，但爵位可以世袭。官僚子弟，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子弟虽不能直接取得父祖的职位，但可以取得低于父祖的职位。
秦国在商鞅变法中打破了世官制，规定“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实行军功受爵、吏进得官的办法，使大批地主阶级分子获得官爵，形成了以军功地主为基础的统治集团。新的统治集团形成之后，出于狭隘的剥削阶级本性，力图使自己的子孙长久地享受荣华富贵，所以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世官制的残余。秦代有“葆子”制度，葆子即汉之任子。秦简“法律答问”中还记载有“可（何）为“后子”？官其男为爵后”，“后子”即官方认可的爵位继承人。秦朝的名将蒙恬就是“因家世得为秦将”的。
西汉时，诸侯王可以一子袭王爵，其余诸子封列侯。列侯只能以一子袭侯爵，其余诸子不得袭爵。但是二千石以上官吏可以享受“任子”制度的优待。《汉仪注》云：“吏二千石以上，视事满三岁，得任同产若子一人为郎”。按此规定，三公、列卿、郡守、国相、将军、校尉均可享受此特权。实际上任子的范围不限于儿子，兄弟、侄子也可通过任子得官。如昭宣时的名臣霍光就是靠其兄霍去病得任郎官的。西汉由任子而得官的人数相当多。汉武帝时，董仲舒指出：“夫长吏多出于郎中、中郎，吏二千石子弟选郎吏，又以富訾，未必贤也。”到宣帝时，由于“今使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骄骜，不通古今，至于积功治人，亡益于民”，所以，谏大夫王吉建议“宜明选求贤，除任子之令”。绥和二年（公元前7年），哀帝即位，下诏废除了任子制度。东汉时，为了照顾豪强地主的利益，恢复了任子制度，并将享有任子特权人员的范围扩大到尚书和大宦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