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五十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管理工作随着各个时期政治、经济情况的发展，同时发展着。适应国民经济各时期的情况，制定了一系列的方针政策和法令规章制度。从建国初期的个别命令、指示，发展成为全面系统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直到文物法的公布，进一步向法制和科学管理的正规化道路发展。
我们重温一下五十多年来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所走过的历程，对于今后的工作也是有益的，现介绍简要的情况如下：
还在解放前，各解放区人民政府都曾发布过保护文物的通知、布告、指示。解放以后，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于1950年5月24日以政文董字第十二号令颁布了“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其中把古建筑物和模型作为禁止出口之例，制止了过去古建筑被拆毁盗运出口的局面。同时又以政文董字第十三号令颁布了“为规定古迹、珍贵文物、图书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办法中第一条明确规定：“各地原有或偶然发现的一切具有革命、历史、艺术价值之建筑、文物、图书等，应由各该地方人民政府文教部门及公安部门妥为保护、严禁破坏、损毁……”为了更好的保护古建筑，1950年7月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又以政文董字第三十五号令专门发布了“为保护古文物建筑办法”的指示：“凡全国各地具历史价值及革命史实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遗迹及古城廓、宫阙、关塞、堡垒、陵墓、楼台、书院、庙宇、园林、废墟、住宅、碑、塔、雕塑、石刻等等以及上述各建筑物内之原有附属物，均应加以保护、严禁毁坏。”这一指示中还同时要求“暂时利用古建筑的单位保持旧观，经常保护，建筑物内不得堆放易燃、易爆的危险物”。“如确有必要拆除改建时，必须经由当地人民政府逐级报呈各大行政区文教主管机关批准后始得动工”。“对保护有功者予以适当之奖励，破坏或疏于防范而致损者，应予以适当之处罚”。这一专门指示保护古文物建筑办法的公布，对于古建筑保护工作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这一指示办法，又在同年8月1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秘书厅通知各地土改组织在土地改革工作中作为学习文件，使在土改工作中注意保护古建筑。
关于古建筑的合理利用问题，1951年7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对天津市人民政府要求将一些废置庙宇改为学校的报告中，作了明确的批示。对“该废置的庙宇为具有历史文物价值之寺庙，则须妥加保护，防止破坏，不要轻易移作他用，倘必须使用时，应先与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洽商，取得同意。而且在使用中还须对该寺庙具有历史文物价值的部分妥慎保护，不得有任何破坏或变更”。这一批示对古建筑的利用与保护问题，作了明确的答复。
随着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进行，开展了大规模的基本建设工程，在建筑工程中，若干文物古迹遭到破坏。为了及时做好地上、地下文物的保护工作，并保证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不致遭受破坏和损失，1953年10月12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以政文习字24号专门颁发了《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在基本建设工程中保护历史革命文物的指示》。指示中的第一条首先强调要以各种方式“对基建工地技术人员及工人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政策及技术知识的宣传和人才的培养”，并规定了中央、省（市）级工矿、交通、水利及其他基本建设主管部门在确定较大规模的施工路线、施工地区之前，应负责与同级文化主管部门联系，必要时应即商定工地保护文物工作的具体办法，认真执行。指示中规定，一般地面古迹及革命建筑物，非属必要，不得任意拆除。如有十分必要加以拆除或迁移者，应经由省（市）文化主管部门报经大区文化主管部门批准并报中央文化部备查。指示中还特别强调了对保护有功人员要予以表扬或奖励。对革命纪念建筑、名胜古迹、古代建筑物、纪念建筑、古墓葬及古文化遗址等采取粗暴态度，任意加以拆毁、破坏致使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者，应由各级文化主管部门提请监察部门予以适当处分，其情节重大者，依法移送人民法院判处。
随着农业生产高潮的到来和农业机械化的开展，以及农业各项基本建设的广泛进行，为了保护古建筑和地上地下各种文物古迹，1956年4月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又以国文二习字第6号专门发出了《国务院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这个通知在总结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七年来文物保护工作经验及参考世界各国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广泛宣传文物保护政策法令，普及文物知识，开展群众性的文物保护工作，组织群众性保护文物小组的办法。提出了把古建筑和各项文物纳入绿化和其他建设的规划加以保存和利用的办法。提出了在重点文物地区进行农业生产基本建设规划的时候，必须征得文化部同意。这一指示中十分重要的一条是提出了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文物普查，并由省（市）人民委员会先行将重要的革命遗迹、纪念建筑、古建筑、古遗址、古墓葬、碑碣等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方法。然后将名单上报文化部汇总审核，并且在普查过程中逐步补充，分期分批地由文化部报告国务院批准，置于国家保护之列。这一次的普查和公布为有计划地分级保护管理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凡是“地下蕴藏的文物，都是国家的文化遗产，为全民所共有”的观念。在生产建设中，如果有所发现，应该立即报告当地文化部门并且把出土文物移交文化部门保管。
1960年11月17日国务院全体会议第105次会议通过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是建国以来十一年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总结。对地上地下文物的保管进一步条理化、系统化、科学化了。《条例》对国家保护的文物的范围，省、市、自治区人民委员会所负的职责，地方保护管理文物的专门机构，文物保护单位公布的程序，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文物保护单位的维修、拆除、迁移、考古发掘、出口展览等等都作了明确的规定，进一步把全国地上地下文物纳入了科学化管理的轨道。
与此同时，国务院还通过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计有革命遗址及革命纪念建筑、石窟寺、古建筑及历史纪念建筑、石刻及其他古遗址、古墓葬等六种类型的文物保护单位共180处。国务院在公布名单的通知中还要求文化部继续在省、市、自治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中选择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保护单位，分批报国务院核定公布。要求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在短期内组织有关部门对本地区内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划出保护范围，作出标志说明，并逐步建立科学记录档案，同时还应当督促有关县、市人民委员会做好所辖境内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
1961年3月4日，国务院在颁布《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同时，又发出了《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文物保护和管理工作的指示》。要求文化部和各级人民政府、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执行《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的规定，重申了“两重两利”方针和保持原状、保护革命纪念建筑和古建筑环境的维修原则。要求各级人民政府把这次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管理工作做好。
在十年动乱中，文物保护管理工作虽然遭到了极大的破坏，但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等仍于1967年3月16日在关于保护国家财产的布告中把文物图书的保护作为一项重要的内容写入了保护国家财产的布告之中。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又专门发布了《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使许多重要的古建筑和其他文物得到了保护，免遭破坏。
正当“四人帮”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大搞阴谋活动，煽起极左思潮逆流的时候，为了使一些珍贵文物免遭损失，1974年8月8日，国务院又以国发[1974]78号文发布了《国务院加强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其中对古建筑的保护、维修工作做了详细的阐述。通知中说：“保护古代建筑，主要是保护古代劳动人民在建筑、工程、艺术方面的成就，作为今天的借鉴，向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要切实做好保护和维修工作，分别轻重缓急订出修缮规划。对古代建筑的保护和修缮，要加强宣传工作，说明保护文物的目的和意义……在修缮中要坚持勤俭办事业的方针，保存现状或恢复原状。不要大拆大改、任意油漆彩画，改变它的历史面貌。对已损坏的泥塑、石雕、壁画，不要重新创作复原。更不能借口保护文物大修庙宇，起提倡迷信的破坏作用。”这一国务院通知的公布，及时揭穿了“四人帮”及其极左思潮对古建筑文物的诋毁与破坏。
粉碎“四人帮”之后，文物古迹保护工作，进一步加强。国务院于1980年5月以国发（1980）132号文发布了《国务院关于加强历史文物保护工作的通知》，通知中提出要“认真保护各种有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建筑、石刻、石窟等历史文物。未经原来规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机关批准，不得对这些历史文物进行拆除、改建，严禁损伤或其他破坏活动，违者严惩”。与此同时，国务院还批转了国家文物事业管理局、国家基本建设委员会《关于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请示报告》。对林彪、“四人帮”在十年动乱中给古建筑所造成的破坏，进行了揭露和批判。针对当前古建筑保护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切实加强古建筑和文物古迹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建议各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加强对文物工作和城市建设工作的领导，对古建筑使用情况作一次全面的调查了解。一切有损古建筑安全和有碍开放游览的，都必须限期迁出。要严肃法制，今后凡是故意违反规定破坏文物的要追究责任，情节严重的可由文物部门依法起诉。报告还建议各级人民政府在制定生产建设规划和城市建设规划时，要通盘安排，因地制宜，合理布局，把文物古建筑纳入规划之中加以保护，并注意保持周围环境的风貌，防止和治理“三废”。在一些古建筑和文物古迹附近添建建筑物的形式、色调、高度和体量，要考虑与周围的环境气氛相协调。任何单位在古建筑周围修建新建筑都必须事先与文物部门协商并经城市规划部门批准。报告着重指出了重要古建筑必须坚持原地保存的原则，如果与基本建设发生矛盾时，要权衡轻重妥善处理。
1982年11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使文物保护有法可依。祖国珍贵的文化财产将会得到更好的保护。
以上列举自建国以来中共中央、政务院、国务院所发布保护文物古建筑的指示、命令、通知、布告以及各级人民政府所发布的指示、通知、布告对制止古建筑的人为破坏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根据国家政治形势和经济、文化事业发展的不同阶段，党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一系列指示、通知、命令的同时，还根据工农业生产建设与文物保护的需要制定了既要坚决保护又要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
“坚决保护、严禁破坏”，这是党和人民政府在建国初期就提出的对文物保护工作的一贯政策。由于文物是历史的见证，是人民的财富、国家的珍宝，文物古建筑不像其他的任何商品、机器或是高楼大厦可以再生产、再建。它们是不能再生产再建造的东西，一旦破坏就不能再得了。一座古建筑如果破坏了便很难恢复，就算能恢复起来，也不是原物了。成了新的模型，便丧失了它的历史价值。这就是古建筑和一切文物必须坚决保护的主要原因。
为了使具有重大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文物得到保护，同时又要使一些重要的新建工程得以进行。国家在提出“坚决保护、严禁破坏”的基本方针的同时，又提出了“重点保护、重点发掘”和“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方针，简称作“两重两利”方针。这里所说的两利，当然是在要保护文物，要防止破坏前提下的两利，不然单从基本建设一方考虑，就无利可言了。经过二十多年来的实践，“两重两利”方针的认真贯彻执行，使很多珍贵的文物古迹，以多种不同的办法得到了妥善的保护。
要真正贯彻“两重两利”方针，最根本的一条就是要客观地权衡文物保护和新建设两者之间的轻重，合理地解决。有下列几种不同的解决办法：
一、当某一古建筑和文物古迹十分重要而又不能搬动，如果与新的建设发生矛盾时，这一新的建设就要为保护这一重要文物古迹让路。新建工程就要另选地址，或是绕道而行。
二、当某一新的建设工程十分重要而又不可能避开古建筑或文物古迹，因此必须在这一古建筑或文物古迹的位置上进行时，这一文物古迹就要为新建工程让路。如果这一文物古迹的价值不是很大，即在做详细的测绘、记录之后，予以拆除，把记录资料和有价值的构件保存下来留作研究参考。如果这一文物古迹价值重大，即把它迁移他处重建保护。
三、如果古建筑和文物古迹的价值重大，又不能搬迁他处，新建工程也必须在古建筑所在位置进行时，就要采取工程技术上的措施把文物古迹在原地保护起来。
以上三种不同的解决办法，在五十年的实践中对保护文物古迹，解决文物古迹保护与基本建设的矛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敬爱的周总理在亲自处理的几件文物保护与新建工程的矛盾时，为我们作出了光辉的榜样。例如北京北海前面的团城，正位于北京内城中心东西交通的于道上，起初一些同志单纯从交通的观点出发，要把团城拆除或砍去一半。周总理亲自作了实地勘查研究，考虑到团城的重要价值，在权衡轻重之后决定要保护团城，让马路往南绕道而行。为了解决马路宽度，还把中南海国务院北面的围墙向南移，使路面的宽度满足了需要。又如北京建国门的古天文台，是一个不能迁移的重要古建筑，也是经周总理决定让新建地铁工程绕道行走，并增加了保护古天文台基础的措施，使这一重要的古代科技建筑物得以保存下来。又如北京街道上的牌楼，是按照第二种情况处理的。周总理经过深入的调查和细致的思想工作，决定将那些价值的确不大，已经近代改成了混凝土结构的东西四牌楼和其他一些价值不大的牌楼，在取得充分的资料之后，予以拆除。而对一些价值较大的，如东、西长安街牌楼，帝王庙牌楼等，迁移到陶然亭公园内去保存。中南海的云绘楼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迁到陶然亭保存。在北京以外迁移保存的古建筑也很多。如山西原来永济县保存的有大量精美壁画的元代建筑群永乐宫，就是从黄河三门峡水库淹没区中搬迁到附近的芮城县境内高地上的。另一种情况是，古建筑文物本身的价值重大，无法搬迁，而建设工程也非常重要，也无法另选地址或绕道而行。这就只好按照第三种办法，采取工程技术上的措施来解决。如像甘肃永靖的刘家峡水库淹没区内的炳灵寺石窟就是这样。石窟无法搬迁，水库是国家重点项目，又必须要建，彼此都不能相让，这时正在无产阶级文化革命初期“破四旧”的阶段，一部分人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的干扰，要把这处艺术宝库毁掉。也是周总理亲自批准，在水库岸边修建了防水堤坝，保存了炳灵寺。这样水库建造工作照样进行，文物也得到了保护。目前正在兴建的长江三峡水库淹没区中的古建筑文物，也正按照这三种办法，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来保护。
以上回顾了建国三十多年来党和人民政府对文物保护所发布的法令、通知、指示、条例等等，可以看出，在不同的政治经济情况和不同的建设阶段所采取的各种保护法，其目的就是要把文物保护好。五十多年来，我们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取得了不少的经验和教训，这些历史的经验对于今后古建筑文物保护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坚决保护、严禁破坏”和“重点保护、重点发掘，既对基本建设有利、又对文物保护有利”的两个方针，是相辅相成、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两重两利”方针的前提在于“坚决保护、严禁破坏”，否则就不必谈两利了。但是如果没有两利，没有重点，坚决保护也难以进行，甚至行不通，反而造成更大的破坏。这两个方针正是多年实践工作经验的总结，对今后的文物保护工作，不仅有实际的意义，而且有理论上的指导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