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中心和社会活动的中心，首都的安全在国家安全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战时，首都的存亡，甚至标志着国家的存亡。中华民国建国后，南京被定为国都。后来的国民政府也以南京为首都。但当时孙中山已认识到，南京在对外战争中存在许多不利之处，指出，“南京一经国际战争不是一座持久战的国都”，因而主张在“西北的陕西或甘肃，建立个陆都”。但孙中山时期，在西北建立陆都的主张并没有付诸实施。
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意识到日本此举“系对于首都加以直接危害与威胁”，便着手继承孙中山关于建陆都的“遗志”。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行政院长汪精卫（兆铭）通电全国，宣布即日起国民政府迁移洛阳办公，以便把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放在安全的地位，保证国民政府得以独立、自主行使职权。3月5日，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通过决议：以长安为陪都，定名西京，以洛阳为行都。全会还通过了《开发西北案》。之后，国民政府即加强了对西安和西北的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绩。可见“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是以西安为陪都，以西北为战略后方的。之所以作出这种选择，实迫不得已，其主要原因在于，华北、华东、华南易攻难守，西南诸省一直处于军阀混战与割据中，国民政府所能牢牢控制的地区只剩下中原和西北地区。
然而西北地区贫穷落后，不可能担负为众多人口提供必需的生活物资的任务，而且同样容易受到日本武力的威胁与攻击。因此，将战时首都定在西北地区并不理想。为选择理想的战时首都，从1934年秋开始，蒋介石用了一年多的时候，对中原、西北以及西南的10多个省份进行巡视、考察。
1935年3月2日，蒋介石飞抵重庆。此后半年里，他对四川，特别是重庆，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萌发了将西南作为抗日大后方，将重庆定为战时首都的意向。
3月4日，蒋介石在他到四川后的首次讲演中说：“就四川地位而言，不仅是我们革命的一个重要地方，尤其是我们中华民族立国的根据地，无论从哪方面讲，条件都很完备。人口之众多，土地之广大，物产之丰富，文化之普及，可说为各省之冠，所以自古即称天府之国，处处得天独厚。……所以要统一国家，完成革命，必须四川同胞先来负起这个责任。如果四川同胞不能负起革命责任来尽力于革命事业，我们整个革命事业，更没有完成之一日。”讲话中，蒋介石强调了四川对国家、对民族的重要性，表明了他对四川寄予厚望，婉转地表达了要求西南诸省，特别是四川要尽快结束军阀混战、军阀割据局面，统一到国民政府指挥下的意思。
嗣后，蒋介石对西南各地地理、气候、矿藏、物产、民风民俗等进行了调查了解，掌握了大量情况。在这几个月的考察中，坚定了他把四川作为复兴民族的最后根据地的决心。8月11日，蒋介石在峨嵋训练团的演说中明确提出，辛亥革命发端于四川，四川也“应该作革命之永久的根据地。革命之花，既由四川而放，亦要由四川来收革命最后成功之果”。同年10日6日，蒋介石在成都出席国民党四川省党部会议讲演时进一步讲：“四川在天时地利人文各方面，实在不愧为中国的首省，天然是复兴民族最好的根据地。”两天后，蒋介石又在成都作题为《四川治乱为国家兴亡的关键》的讲话。讲演中，蒋介石特别强调了四川在国家兴亡中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说：“现在我们就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来讲，中国的精华——国家生命的根基是在长江流域，长江流域不能统一安定，无论是华北或华南都不能统一安定。我们四川既居长江上流，又是本部各省之中拥有最广的土地，最多的人口，最大的富源与最好的形势之所在。所以四川的治乱，不但影响长江流域的治乱，而且可以定整个国家的治乱。……所以今后治乱国家的兴亡，根本还是要看我们四川如何？……所以现在要救亡复兴，当以稳定四川，统一长江以巩固本国为第一要首！”讲演中，蒋介石也分析了在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中国可能出现的情况与在对外战争中四川所处的地位与作用。他说：“今后的外患，一定日益严重，在大战爆发以前，华北一定多事，甚至要树立伪政府都不一定。但是我们可以自信，只要四川能够安定，长江果能统一，腹地能够建设起来，国家一定不会灭亡，而且一定可以复兴；日本人无论在东四省或者将来再在华北弄什么伪组织，都不相干，都不足以致我们的死命。……只要我们四川能够稳定，国家必可复兴！”可以说，蒋介石上述的两次讲演表明，在他离川前，已经牢固地树立起了抗战爆发后遂以四川为对日抗战根据地的思想。
在抗战全面爆发前，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的筹划与主持下，在改革四川的政治、整顿四川的军队、开发四川的交通、统一四川的币制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成效，为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奠定了坚实基础。
全面抗战爆发后，面临日军由北而南迅速推进的形势，国民政府在蒋介石的授意下，作好了随时迁都的各项准备工作。
1937年10月29日，在中国军队在淞沪战场处于不利、南京日益受到威胁的形势下，蒋介石在国防最高会议上作了题为《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的讲演，明确策定四川为抗日战争的大后方，重庆为国民政府驻地，并表示将抗战到底。毛泽东充分肯定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发表的抗日言论，提出拥护蒋介石抗日是中国共产党的基本方针，表示愿意和坚持国共合作，共同抗日。30日，国民政府作出迁至重庆办公的决定，并于31日就此发表宣言且致电前线将士：“政府决迁都重庆，继续抗战，以争取最后胜利。”11月15日，国防最高会议举行常会，作出决定：“国民政府及中央党部迁重庆，军事委员会迁移地点，由委员长酌定；其他各机关或迁重庆，或随军委设办事处，或设于长江以南之地点。”从次日起，国民政府各机关职员，除其最高长官外，均离开南京去重庆。17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乘海军军舰溯江西上，在南京的党政机关亦陆续出发，从而揭开了国民政府西迁重庆的序幕。
11月20日，国民政府向中外各国公开发表了《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称：“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阐明了迁都重庆的目的，在于抗战到底。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定，受到了国民党中抗战派的拥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以为，此举不仅表示了国民政府坚持抗战的决心，而且激励了抗日将士的斗志，中华复兴的宏图定能实现。他在给林森的致电中说：“顷读我政府宣言，知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移驻重庆。有此坚决之表示，益昭抗战之精神，复兴既得根据，胜算终自我操”。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的决定，更受到重庆各界人士的拥护。11月28日，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发表《欢迎国府主席暨各委员莅渝告民众书》，明确表示：“日本帝国主义……积极向我进攻，企图袭击首都，迫我订城下之盟。我贤明的中央当局为策应万全计，已将国民政府移来重庆。这种非常措置和奋斗精神，值得我全体民众的竭诚拥护和热烈欢迎！”《告民众书》阐明了迁都重庆的重大意义：“一方面是将最高政府暂时避开，以免受敌人的暗算；一方面是表示不屈不挠，长期抗战，奋斗到底。所以国府迁渝，不是消极的示弱，正是积极的表示了与敌偕亡的决心。”重庆市各界抗敌后援会还号召全体重庆市民“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去和倭鬼拼个死活，以争取国家民族最后生存的胜利。”正是在重庆市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国民政府各机关及国民党党部迁来重庆后，很快投入运行。
1937年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新址（现重庆市人民政府驻地）正式办公；国民党中央党部也于12月7日开始办公。1938年10月25日武汉失守后，国民政府的党、政、军所有机关全部迁到了重庆。12月8日，蒋介石率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委员长侍从室及其他有关军事人员迁驻重庆办公。不久，其他各军事机关也相继迁抵重庆。
1940年9月6日，国民政府发布通令：“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难，矢志不移，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更为西南建设的中心，恢宏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规模，借慰舆情，而彰懋典。”从此，重庆被正式定为中国抗战时期的“陪都”。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之所以定重庆为陪都，主要是由川滇黔尤其是重庆的有利条件决定的。迁都重庆的意向萌发于1935年蒋介石西南诸省考察期间，决定于南京陷落、武汉失守后。虽早有预定，但也迫不得已。
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全国的军心、民心，对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