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中，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
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
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后回上海，我又整整不停笔的写了一年，当然依旧一点也不留下些什么。真的一点不留下吗？那也未必。举例说，我在《救亡日报》后身的《建国日报》上写过一个标题《两种》的小方框：其一，“战后的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地下钻出来的”，其二，“上海人要房子只须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而这个小方框，很快就传遍了上海，不是到今天也还有人提起它么？只要不单单为了稿费而写，只要写下来的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我相信即使不是长篇大论，即使是两语三言，同样的还是会给反动统治者以一点伤害——最少也会给他们以一点不痛快吧，我凭着这一点自信，就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就要凭着这傻劲一直写，写，还要写下去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香港，这一年，写的并不比去年多，但写下来而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而已，承朋友们替我剪辑起来，又幸亏香港还有可以让我印出来的方便，就这样让它印出来了。
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使我觉得惶恐的，只是一直思想搞不通，包袱除不掉，以致尽管想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而做出来的却只是如此微弱无力而已。
一九四七年除夕
（原载《劫余随笔》，香港海洋书屋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