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了。尽管这些年来一天也不曾偷闲，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可是每次参加戏剧界集会，或者听到戏剧界朋友抱怨没有“新戏”可演的时候，总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心情。不想写么？不，我还常常有创作的冲动；没有时间写么？也不，过去我写的那些剧本，没有一个不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下来的。那么，真的如某些先生们所说，我的创造欲求被“理论的刀子”和“棍子”“吓哑”了么？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九年来自己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提高，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懂得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才能写出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作品的原故。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我的剧作选中，我写过一篇代序，里面说：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
这几句话是我自己长期摸索之后所得到的体会，这几句话，也说明了我自己对于过去那些作品的看法。
解放之后，我一直在党委和行政机关工作，我有了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开始明确和逐步解决了多年以来早该解决而迄未解决的问题。
总路线学习和工作实践再一次唤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在一九五三年初夏写下了这个剧本的初稿。翌年三月，学习了“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剧本的主题，作了一次修改，作为一个“未定稿”打印出来，征询了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再经过一次改作，就由几位同志热心的怂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明知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或者应该说是有许多缺点的作品，可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发表了它。我清醒地认识到，同志们怂恿我发表是为了对一个九年不写剧本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而对我自己来说，则只是想借此来表示我的一个执拗的信念：这就是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适应当前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以为，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一点点——即使是十分微弱的积极作用，那么，尽管不能“达到高度的艺术”，尽管可能被嘲骂为“政治语言”和“公式概念”，也就“非所计”了。
值得感谢的是发表之后我就陆续收到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有鼓励，有批评，有很详细的分析，也有替我设想得非常周到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
我感到幸福，因为，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从来不曾得到过的、真正来自群众的激励和批评。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讨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实践和上面所说的读者们的意见，我又对方克和丁纬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了若干的修改，但是，限于认识和生活，限于时间和能力，这只是极其浮浅的修补，而不可能作较大和较深的重塑了。
感谢所有关心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指教和帮助，单行本出版之后，还希望能得到更多、更严正的批评。
一九五五年一月
（原载《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