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
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对于创作的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
（原载《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