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家小戏院里看完了《侵略》的试片，我想起了战时在重庆的一段往事。
那是一九四三年冬天，我们在重庆支持着一个唯一不受官方支配的民间戏剧团体。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戏剧运动的黯澹似乎还没有超过今天，因为第一，当时国民党还挂着抗战的招牌，尽管每一个戏的上演都要经过三次审查，但标榜着抗日的剧本，他们总还不好明目张胆地禁止；第二，当时他们还没有控制到所有的剧场，所以只要能够筹得到租金，民间剧团也可以有上演的机会。当时最大的困难，无疑的是剧本，进步作家创作的，十九不能通过，侥幸通过了的，也一定会删改到体无完肤，前句不接后句。人民对戏剧的要求非常热烈，剧团工作者的生活也要靠不断的演出来支持，于是，当几个创作剧本不能通过而预定了的节目不能维持的时候，我们就想演一些苏联的抗战剧本来试一试了。当然想上演的剧本，就是《俄罗斯人》、《前线》和这儿要谈到的李昂诺夫的《侵略》了。
我们最初看到这个剧本，是曹靖华先生的翻译原稿，大家觉得这是一个出色的剧本，但在重庆的物质条件之下，作为一个外国戏来上演，和我们排演了而终于不能公演的《俄罗斯人》一样，不论在装置、服装的演出上都有很大的困难。有一天，忽然宋之的兄很兴奋地跑来，好像透露了一个独得的秘密一般地告诉我说：“我已经想出上演这个剧本的办法了。”
他想出的办法是“改编”，就是将这个剧本改写成中国的事情。他说：“这是一个难得的好剧本，而且这剧本的情节、气氛、人情习俗，也太和中国的相像了。”这想法是对的，李昂诺夫在苏联是一个老作家，他在旧俄时代已经成名，他深刻地懂得新旧两个时代的人物性格，他一面衷心地憎恨那些旧社会的残滓，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坚决地相信在革命初期成长起来的一辈青年。虽则由于旧社会残留下来的环境影响而容易走入歧途，但是这一辈人在反侵略的爱国战争的锻炼中，也还有“重新燃烧起生命的火焰”，而再替人民效力的机会。在《侵略》中，李昂诺夫所写的都是新旧交替时代的人物，俄奸法尤宁是旧俄地主，革命后流亡在外而一直梦想着死灰复燃的“白俄”，这是命运注定了要消灭的。费多尔是出生在旧俄时代的上层知识分子家庭，宠纵过甚，思想生活未能彻底改造而带着虚无倾向和自弃性质的中年人。他自己不能适应新社会而感觉到“世情的冷酷”，他心身俱病，很难有改造成为一个新时代人的可能了，但他只是走错了路而还不愿意彻底堕落下去。所以当他一方面看见了民族敌人的残暴，而另一方面又发觉了抗战中的人民还可以“相信”他“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还可以重新振作起来，用他“快要熄灭的生命之火”，来代替一个革命者的生命。他的父亲，是李昂诺夫笔下的英雄，也就是在抗战中作者竭力要求表扬的代表了俄罗斯知识分子最优秀传统的典型人物。至于党部书记游击战士安特烈·费多尔的妹妹奥丽，那就完全是新时代的新人物，李昂诺夫将这些人物的典型个性刻画得十分清楚，故事曲折而又入情入理地配合着这几个人物的个性发展，而在此特别使我们感到兴趣的，就是这个新旧过渡期的悲剧，不论从人物性格和故事构成来说，都和我们抗战中的中国现实有着许多酷似的地方。
我同意了宋之的兄这个提议，并且竭力怂恿他赶快完成这一个改编的工作。可是国民党的反动远出于我们的想象之外，当中国艺术剧社准备改编上演一个苏联剧本的消息传出之后，剧本审查会方面很快地就派出一个特种人物来警告，要我们不要作此种“无谓的精力浪费”了，“只要和苏联有关，是决不可能通过的”。这是我们一再试探之后所得到的结果，一个穷剧团不能作绝望的冒险，这个得过斯大林文艺奖金的名作就这样地失去了和中国观众见面的机会了。
因此，当我能够在银幕上看到这部杰作的演出，我个人的喜悦是双重的。
作为一个反对法西斯侵略的人，我可以以极大的信心，把这部雅俗共赏、老幼咸宜的影片推荐给任何一位过去对苏联电影有偏见而不愿意接受的观众；而同时，作为一个戏剧电影的工作者，我们更可以细心地向这部完整的艺术品学习，而获得我们创作实践中所该遵循的教训。假如说一种艺术品对危难中的国家和人民所应有的任务是使“顽者廉，懦者立，伤病者皆起”，那么像李昂诺夫的这部《侵略》，才应该是十足地符合了这要求的标本。
一九四五年
（原载香港《正报》一九四八年五月总九十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