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八年，我在广州《救亡日报》工作，当时是国共第二次合作初期，我们有可能和国民党军政人员接触。大约在三月初，《救亡日报》同人应余汉谋部的一位姓吴的团长的邀约，到广州附近的罗岗参观。吴团长是十九路军旧部，参加过淞沪战争，是一位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和新文艺的爱好者，他认识郭沫若同志，并读过茅盾、巴金的小说。我们在罗岗，参观了他的营地和一些名胜古迹，最后他要一位校级军官送我们回广州。当我们穿过挂果累累的梅林时，这位军官笑着说：“欢迎你们再来，这次时机不好，早几个月来可以看到著名的‘罗岗香雪’，迟几个月来可以吃到这里的特产——糯米糍荔枝，但现在只能请你们望梅止渴了。”这几句话，给了我一个奇异的印象，他不像一个普通的国民党军官，而像一个颇有才气的知识分子。当时我只听吴团长叫他黄秘书，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战争年代的日子是过得很快的。整十年之后，一九四七年秋，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给《华商报》编一个通俗性的文艺副刊。一天，一个陌生人来访，他一见我就说：“你可能已经忘记了，十年前我在罗岗见过你。”他交给我一叠很厚的原稿，这是一部长篇小说，题目是《春风秋雨》，作者的名字是黄谷柳。这时我才想起，他就是陪同我们参观罗岗的那位穿军装的文艺青年。
他对我讲了一段很不平凡的战时经历，他说，一九四三年他在重庆当一个小职员，知道我在《新华日报》，但当时他所处的环境，来找我是会有危险的。抗战胜利后回到广州，接受了一个好朋友的劝告，他才甩脱了国民党对他的束缚，举家搬到了香港。我看着他那消瘦憔悴的神色，便问他：“在这儿生活很困难吧？”他点了点头说：“在这儿举目无亲，卖文生活是很不容易的，我拚命地写，向报刊投稿，但十篇中最多只能发表一两篇，不久前我下决心写了这部长篇，先请你看看，假如觉得还可以的话，在杂志上发表或出版社出版都可以。”当天晚上，我看完了第一章，就使我很惊奇，这是一部很有特色的作品，写广东下层市民生活，既有时代特征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特别是文字朴素、语言精练。我决定把这个长篇在副刊上逐日连载。
几天后，我约他在报社附近的一家小餐室“海景楼”见面，我告诉他这个长篇可以在副刊上连载，但提出了一个对他说来是很苛刻的要求，就是要他按照报刊上连载小说的方式进行修改，每千把字成一小段并留有引人入胜的关节，他很高兴地同意了，说：“我正要向香港的那些章回小说家学习，这是一个很好的练习的机会。”
这部小说连载后立刻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他每隔三五天送来一次经过细心修改的稿件，并常问我报社和读者有什么反映。这之后，见面的机会多了，我向他介绍了一些在香港的文艺界朋友，还常和他一起到海边散步，我才知道了他幼年坎坷的生活和战时从反动阵营挣脱出来的一段经历。有一次我问他：“你生在越南，长在云南河口，为什么能那样熟悉广东下层社会的生活？”他乐呵呵地说：“那主要是因为生活穷困，做过苦力，当过兵，和穷人、烂仔、捞家经常打交道的缘故。”他的小说有独特的风格，这正是文如其人。他有顽强的性格，不怕困难，愿意和最穷困的人们交朋友。他告诉我，他曾为一个像小说中的主人公虾球那样的流浪儿打抱不平而遭到烂仔们的殴打。谷柳同情这些人，但又没有办法援助他们，这才迫使他开始寻找解放穷人的真理。
一年多以后，他向我提出了入党的要求。很明白，提出这个要求，他是经过反复的考虑的。他顾虑的首先是他常说的过去那一段“不光彩”的经历，其次是他又有一点旧知识分子的洁癖，因为那时正是全国解放的前夕，在这时申请入党，怕有人说他是投机。我和周而复同志和他谈过几次，解除了他的顾虑，这样，他在北平解放后不久，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南京解放后，离开香港回北京，接着随军南下到了上海，而谷柳却毅然抛弃了他前程似锦的创作生涯，挑选了一个艰苦而又危险的工作——他向党组织提出要求，为配合大军南下解放西南，他决心到十万大山去打游击。此后四年我和他未通音问，只从朋友们的来信和他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知道他当了《南方日报》记者，两次奔赴抗美援朝前线，并在上甘岭战役中立了军功。一九五三年他随志愿军凯旋回国，在第二次全国文代大会时，我才和他有过几次短暂的接触。他虽两鬓微斑，但精神饱满，兴奋地和我说，他正在酝酿写一部以抗美援朝为题材的长篇小说，我问他为什么不把《虾球传》
最后一部写完呢？他说：“很奇怪，对于描写旧社会的痛苦和伤残，我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有兴趣了。我在朝鲜战场上，看到过不少新的英雄人物，我想通过他们来刻画亚洲巨人的兴起。”就这样，《虾球传》就成了未完成的杰作。
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三年，我五次到广州都没有遇到他，据朋友们说，由于工作劳累和心情上的压抑，他性格变得更沉郁了，但他还孜孜不倦地在写那部以抗美援朝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不幸的是这部小说修改定稿之日，正是林彪、“四人帮”肆虐之时，他受到冲击，被迫退休，连这部长篇——《和平哨兵》的原稿也只能付之一炬。好容易熬到“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他正打算挺起身来重新工作的时候，病魔就夺去了他的生命。
在近代中国文学史上，黄谷柳同志是一位很有个性，很有特色的作家，他的一生是始终和劳动人民紧密联系的一生。他为人正直，不阿谀从俗，不隐讳自己的观点；在生活上他不避艰险，敢于走别人不敢走的最困难的道路；在创作上敢于创新，又善于吸取传统和外国的经验。茅盾同志曾评价过他的作品，说他的作品能“从城市市民生活的表现中激发了读者的不满、反抗与追求新的前途的情绪”，而在风格上“打破了‘五四’传统形式的限制而力求向民族形式与大众化的方向发展”。我认为这是很恰当的。
谷柳同志离开我们两年了，知道他的《虾球传》重新出版，我感到高兴，但又不自禁地陷入沉思：要是在过去的岁月中能有十年、八年安定团结的局面，让黄谷柳那样的作家都能够心情舒畅地挥动他们的彩笔，那么在新中国的艺苑中能出现怎样奇花争艳的景象呵！
现在，周天寒彻过去了，往者已矣，来者可追，我希望在新时期的新长征中能有千百个黄谷柳式的作家来继承他未完成的事业。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于广州
（原载《花城》一九七九年第一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