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于一九七九年十月在北京召开。
这次代表大会和一九六○年举行的第三次代表大会，相隔了一十九年。在四个全国性的人民团体中（工、青、妇、文），文联当了殿军。一般人都说文艺界的十年浩劫开始于一九六六年，事实上这场浩劫的序幕早在一九五七年就开始了。这说明文艺界受到林彪、康生、“四人帮”的迫害，时间最早，损害最大；而重整旗鼓、恢复自己的组织，则在“四人帮”被粉碎了三年之后。在周扬同志、阳翰笙同志发言中，列举了一大批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迫害致死的文艺工作者的名单——其实，这些名单只是文艺界较有声望的同志，我们还不能准确地统计出一个全部受害者的数字。一九七八年五月文联召开第三次全委扩大会的时候，我们还希望熬过了十年灾难的文联主席郭沫若同志能再次主持这次盛会，可是，他和不少老一代作家如阿英、冯雪峰同志没有等到这一天，就离开了我们。这次代表大会的名额从原订的二千五百人增加到三千人，其目的就是为了让劫后余生的老一代文艺工作者，和二十年来受过不公正待遇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以及近三年来崭露头角的年轻的文艺工作者，能有相聚一堂的机会。因此，我认为，摄影家协会把这次会议的一些场景拍摄下来，收集成册，是很有纪念意义的。
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在这次会上，都曾有过相似的感受，就是在会场上和休息室常常碰到似曾相识而又叫不出姓名的朋友，直到相互自报家门，才知道是相隔十几年乃至二十年未曾见面的战友。有些人两鬓皆霜或满头白发，有些人拄着双拐或坐在手推车上，心情愉快地来参加会议。在这种场合，我奇妙地想起了龚自珍的《病梅馆记》这篇象征性的文章。但再琢磨一下，觉得《病梅馆记》所说的情况和作者所象征的情景，和我们的遭际有很大的不同。使龙蟠、邓尉、西溪之梅“皆病”的，是文人雅士，而使我们文艺界遭到灾难的却是一批目的在于篡党夺权的反革命恶棍。病梅还可以“疗之、纵之、顺之，毁其盆，悉埋于地，解其棕缚”等方法，使之复苏。龚自珍预期的治梅期限也只是五年，而我们文艺界的情况，为了“解其棕缚”、“毁其盆”就已经花了三年多时间。看来使我们真正做到“百花齐放”，恐怕需要更长的时间了。
在这本画册中，可以看到，从五四时期、三十年代以来的一些年近或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了封建法西斯的残酷迫害；大量的有成就的中年文艺工作者，也受到了诬陷和打击。但是，他们都没有在暴力与重压之下屈服，保持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固有的节操。当然，也有极少数的例外。我认为，这是中国文艺工作者值得自豪的品德。我们常常听到“能够活下来看到今天就是胜利”、“要以有限的有生之年，夺回十年来的损失”
这样的壮语。巴金同志曾充满感情地倾吐过的“噩梦醒来，人已衰老，但我要抓紧时间，抓紧工作，我要奋笔写下去”这一段话，形象地概括了我们这一代人共同的心声。当然，我们是乐观主义者。我们看到老一辈艺术家还在辛勤地工作，那些遍体创伤的中年一代就在这短暂的时期内，已经写出了不少优秀的作品。特别使我们高兴的是，我们有了一批新的闯将，他们之中有工人、农民、战士、科技工作者、教师和学生。他们敢于解放思想、冲破禁区、面对现实、独立思考，为文艺界带来了三十年来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
我们坚信，群星灿烂的我国文艺复兴，在不久的未来必将出现。
一九八0年
（原载《收获》一九八0年第六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