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七年抗战到全国解放，我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写社论，写时事述评，也写杂文。我还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政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或有所感而不写出来，就像少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上瘾？其味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偶有警句很快就会在社会上传开。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之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蒋主仆之间的互怨互嘲，小朝廷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闹伪选，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欢畅。但是后来想想，问题也还不少，这就是在势如破竹的胜利条件下，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忘记“有理、有利、有节”中的这个节字，误伤了一些正在转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基本上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九四九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报迟，新闻单调，社会短评很少，还有一件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同时，尽管当时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十之八九都已经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有感而就想动笔这种习惯，也还是很难改过来的。
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弢、孟超等同志合作。
二十年后的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袁鹰同志问我还有什么人可以邀约的时候，我叹了一口气说：“可惜绀弩不在。”为什么我这样积极？原因很多，首先当然是自己的积习难改，其次是那时正在三年冒进之后，在新闻界，“亩产稻谷十万斤”之类的“假大空”（这是苏联“客里空”的翻版和发展）盛行，文艺界则把写作题材卡得很死很死，号召文艺必须为当前的政治运动服务，这都是和恩来、少奇同志的意见相违反的。也许有人还会记得，丰子恺在上海写了一篇散文《猫》，就受到了批判。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人民日报》同志给我看了由报社编委会讨论通过的办这个专栏的一份书面方针，其内容是：“希望这个专栏在配合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方面，在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方面，起更大的作用。”
我赞成这个方针，特别是对“匡正时弊”、“增加知识”这两点，认为十分必要。“时弊”，指的是“当时之弊”，主要是假大空、顺杆爬、党八股，任何一篇文章都得戴帽穿靴之类，而其实“古已有之”的弊，如教条主义、封建迷信等等，实在也不少。至于“知识”，说老实话，由于在一九五四年我在一次青年作家学习会上讲了一通“知识就是力量”，不久就在一九五七、一九五九两年一再受到批评，却又未能把我“批倒”、“批服”。加上经过了一九五八、一九五九两年刮共产风的教训，使我更加认识到愚昧无知不仅是生产之敌、文明之敌，而且是民主之敌。所以我不察世风，不自量力，就积极主动地又想用杂文这一武器，来为“匡正时弊、增加知识”方面做一点工作。结果呢，有点理性和常识的人谁也不会料到，这个专栏（《长短录》）竟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店”，连由于我的推荐而写了几篇文章的人也受到了株连。
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当然，往者已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各地报刊上的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等）的气势和锋芒，似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弱一点了。
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几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么？
以上看法，主要是对一般的政论、杂文而说的，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某些人的“心有余悸”，提倡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今日谈”并不是单纯的杂文专栏，它的作者除了报社的编者之外，还有一大批报社外的干部、专家、学生、工农群众。因此，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有相同的文风乃至观点。但是，值此振兴中华、厉行改革的时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直到今天还想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的人，用软磨硬顶的办法来抵制体制改革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
而歧视、欺压、折磨知识分子的人……我认为，受到全国人民爱读的“今日谈”的文章，即使不猛击一掌，大喝一声还是十分必要的。长期的习惯势力，正像积厚了的水垢和铁锈一样，轻轻地揩擦一下是清除不掉的。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文风犀利的作者来为“今日谈”写稿，我希望“今日谈”在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树立新文风这一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