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
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
（《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
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轻一代。
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是一个从旧垒中战斗过来的人，他也是“封建宗法社会的贰臣逆子”，所以他对世象中的一切宗法迷信、萎靡苟且、唯上唯书、自欺欺人，以及奴隶相、市侩气等等，就特别敏感，抓住了就一批到底。
林放的杂文有他独特的风格，平易通畅、朴实精练，也就是言简意赅。
读林放同志的杂文可以使人振奋，使人沉思，同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
（鲁迅：《小品文的危机》）。
我认识林放同志是在一九四四年读了他的《延安一月》之后。这一年正是第三次反共高潮之后，也就是黎明之前的最黑暗的时刻，要把延安的真实情况记录下来，在被叫做“雾都”重庆的一家私营的《新民报》上连载，这就要有巨大的勇气和精湛的“技巧”。周恩来同志不止一次赞赏过这篇报道，把它比作斯诺的《西行漫记》，要党的新闻工作者向他学习。一九四五年毛泽东同志到重庆，也对潘梓年、章汉夫和我说：“我看过《延安一月》，能在重庆这个地方发表这样的文章，作者的胆识是可贵的。”
在艰难的年代辛勤地笔耕了半个多世纪，林放同志已值“垂暮之年”，但是他没有老，他继续在写，继续在为匡正时弊，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而奋斗。“庾信文章”，多多益善，我衷心地希望能看到第三本、第四本林放杂文集的问世。
一九八五年七月二十五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