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海住了十年，上海对于我成为一个可爱而又可恼的地方。不论离得多少远，隔得多少久，上海的印象总是那样的强烈而鲜明，在这迢遥的山城里，我好像每天都感到上海的呼吸，她的愁伤，苦恼，她的愤恨，斗争今年春，上海出版的《戏剧与文学》杂志提出了一个“表现上海”的号召，那时候，我正计划着写两个以上海为舞台的剧本。我响应这个号召，把计划提前，在五月里写了《心防》。
也许是由于感情上的反驳，也许是由于计划上的分工，或者也可以说，由于一种三年来不断地在心里起伏着的对于在上海苦斗着的朋友们的感慕与忧戚，我把场面安放在斗士们的一面。三年以来，由于我们剧作者的无私与勇敢，我们已经毫不遮掩地呈现了我们自己朋辈里面的最丑恶的一面，《残雾》里的红梅，《乱世男女》里的大部分的角色，我们的笔力似乎都集中在对于这一些人物的鞭笞，沉淀是泛起了，而对于沉淀以外的呢？除出公式化的中央社电讯之外，我们的创作年代记忆上还替他留下了一大片的虚空。中国旧戏里本来有不少文人出身的二丑，于是我想，假如拿沉淀粪朽来逗人哄笑的风气继续下去，恐怕几年之后，在那些惯于笼统地用一两个特例来概括其余的人们心中，文人和文化工作者恐怕会定型成一个奇妙而丑怪的形象。
我们不辞替我们的同时代人背了十字架游行，但是我想对于在上海那种特殊环境下辛苦挣扎着的朋友们终于是一种残忍和亵渎，我不自量力地担负起了这个填补空白的分工，我只想说：“还有这样的一面，还有这样的一面！”
工拙，是不想计较了，我总算在空白上“涂鸦”，留下了一点墨渍。
因为这种原故，我所写的便不能涉及到上海文化斗争的全貌，这实在是遗憾的事情。上海文化人有的在阳光下做人，有的在阴暗中做鼠，对于那些耗子的面目，我自问也还认识得清楚。过去十年中，一直到今天，也许已经可以说，一部分精力还是支付在对于这些耗子的斗争之中。这些恼人的小动物变化多端，神出鬼没，一忽儿钻进来，一忽儿逃出去，它躲藏在人们不注意的角落，用他刻毒的牙齿，破坏着人们辛苦建造起来的东西。为了中国要有进步的电影，从前我们就被软性电影论的耗子纠缠过三四个年头。去年五月在上海，冯执中之类的耗子也正在用一切无耻方法，破坏那用血汗凝聚起来的上海戏剧工作的基干。记得在广州听到刘呐鸥附逆的消息，我曾写过一篇短文：《我们要算旧帐》，但是在《心防》里，对于这些耗子的描写，终于轻轻地略过了。要不是约翰·斯坦贝克已经抢先用了那个《人鼠之间》（Of Mice andMen）这魅人的书名，我真想也在这个题名之下，另写一部人鼠之间的剧本。
一年来自己也觉得写得太少；办报和跑腿是原因之一，想求全是原因之二。可是，反过来想，涂鸦终于胜过了空白，也许，我涂得使人看了不快。
但是只要有持久抗战之心，那就不必期待每一仗都能打胜，只要诚意地和要写而该写的戏剧搏斗，斗败了也不失为长期战争中的一次锻炼。差幸身心都还健康，性子也还不肯苟安于怠惰，凝视一下这作品之后，我仍将以拙劣的工具，忠实地去刻画人生的严肃。
一九四0年九月
（原载《野草》，一九四○年九月第一卷第二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