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景唐同志告诉我，要编印《陶晶孙选集》，这使我想起了许多往事。
虽然晶孙离开我们已经四十二年了，但我不会忘记我们相知、共事的那段岁月。晶孙一生热爱祖国，热爱人民，为夺取抗日战争的胜利，以及在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方面，默默地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现在，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文化现象，一些青年人不知道革命过程的历史，否定或厌弃革命文艺的传统。自然，这些人更不知道晶孙自一九二九年一月回国后，就在潘汉年等同志的引导下，热忱地投入党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的历史。
我认识晶孙是在一九二九年。他是早期创造社的成员，他积极参与创造社的文学活动，投身于上海艺术剧社的创作、演出和音响等工作，主编《大众文艺》，他曾明确提出：“光说普罗列塔利亚文学的战胜，已经取得领导权了，这样地一说了似乎很痛快”，但更需要“提倡完善的普罗列塔利亚写实主义作品”和“建设正确的马克思主义的批评”。
抗日战争爆发后，陶晶孙和他的夫人陶弥丽（郭沫若夫人安娜的妹妹）留在上海。我和潘汉年同船离沪南下香港，潘曾告诉我，他们的人都作了安排，陶晶孙留下来，因为他长期留学日本，与日本文艺界有广泛的交往，让陶隐蔽下来，为我们做些工作。由于这是党的秘密，所以外界都不知道。有人随便说他“汉奸”，使他蒙受不白之冤。事实上，他和左翼女诗人关露一样，他的行动是受潘汉年领导的。以上这些情况，业已由陶瀛孙、陶乃煌写入《陶晶孙小传》，由陶坊资写入《回忆父亲》文中，还有我一九九二年五月八日在回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刘平的提问所写的一封短简中，也已为晶孙的这段历史作证。这三篇文章都刊登在一九九二年《新文学史料》第四期内，当会引起关心晶孙为人与文学创作的人们的重视。但是这也需要时间，因为过去的传言，已经造成了“先入为主”的不良影响。我希望以后认真汲取教训，再也不能以讹传讹。
我高兴地祝贺晶孙的作品选集问世。让我们历史地实事求是地对晶孙的作品进行鉴赏，进行分析研究，作出公正的评论。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
（原载《陶晶孙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九五年五月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