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一年，在廖承志同志的主持下，我们曾在香港出版过《华商报》，那是一张对开晚报，时间也只出版了八个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就被迫停刊。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和国民党进行谈判之后不久，一九四五年九月，南方局和周恩来同志派徐迈进和我回上海，分别筹备在上海出版《新华日报》和复刊《救亡日报》。但是，由于国民党的种种阻挠，《新华日报》于十月十日复刊，只出版了十五天，也遭到了国民党上海市党部的查禁。于是，党中央、南方局就决定派章汉夫、胡绳、乔冠华、龚澎、廖沫沙、林默涵、范剑涯、邵荃麟等同志到香港，会同广东区党委派出的饶彰风、杨奇等同志，重新建立新的传播据点。后期《华商报》于一九四五年十月间开始筹备，翌年一月四日改为日报复刊，董事长和督印人仍旧是邓文钊，总经理是萨空了，经理是陈东，总编辑是刘思慕，副总编辑是邵宗汉、廖沫沙、杜埃。当时我在上海，没有参与筹备工作，对《华商报》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一九四六年四五月间，在“法币”猛跌之际，恩来同志要我把一笔现款通过我熟悉的通易信托公司的黄定慧，尽快汇寄给章汉夫同志。同年七月，我到南京梅园新村，恩来同志同意我在谈判破裂后一起去延安。可是九月间，恩来同志知道了陈嘉庚先生已安全回到新加坡之后，决定派我去新加坡了解抗战时期流散在东南亚一带的文化工作者的情况，并向陈嘉庚等爱国侨领转达党中央对他们的关怀，向他们通报国共谈判破裂后我党的方针政策。我于十月间和潘汉年一起从上海飞到香港，为了办去新加坡的“入境证”，在香港耽误了四个多月。这时，在香港除了《华商报》之外，还办了一张小型的《正报》（它的前身是东江纵队的机关报《前进报》），由方方同志直接领导。章汉夫、胡绳同志负责的《群众》，乔冠华、龚澎、张彦等同志负责的英文半月刊《今日中国》，都已陆续出版。同时，还创办了有利印务公司和新民主出版社。
据我记忆，这时期的《华商报》比五年前更正规化了，除高天、赵元浩、黄新波、吕剑、华嘉、杨奇、司徒坚……等同志负责日常工作外，还有一个阵容很整齐的社论委员会，它的成员是章汉夫、许涤新、陈此生、乔冠华、刘思慕、廖沫沙、饶彰风、张铁生等。我路经香港时，也参加了社论委员会，并在华嘉主编的副刊上写一些杂文随笔。大家知道，香港是一个藏龙伏虎的地方，战后的政治情况也十分复杂，“惨胜”之后，中国成了“五强”之一，内战也还没有全面展开，所以《华商报》复刊初期，港英当局的态度也还比较“友好”（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港英当局取消新闻检查制度，因此从这以后，报刊上就没有开“天窗”的事了）。但是，《华商报》是“中共喉舌”，已经是众所周知的事，因此在香港这个地方，它的销数一直是徘徊在一万份左右，经济上有不少困难。当我在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四日动身去新加坡的前夕，章汉夫、饶彰风又交给我一个任务，要我在南洋展开一个“为香港进步文化事业筹款”运动。我在三月二十日（我军撤出延安的下一天）抵星，到同年八月下旬被“礼送出境”这半年多的时间内，通过胡愈之同志主持的《南侨日报》，给《华商报》和其他进步报刊募集了三万多元（叻币）经费。由于抗战时期国内有不少社团到南洋向侨领们募捐，有少数人没有把捐款用途向陈嘉庚先生报告，侨领们很有意见，所以我离开香港时和方方、章汉夫、① 这是作者《懒寻旧梦录》第6 章《记者生涯》中的第8节。
连贯同志商定，这次筹款一定要通过群众路线，并且把筹得的经费数目逐日在《南侨日报》和《华商报》上公布。筹款不向侨领们伸手，靠的是集腋成裘，因此，这笔在半年内筹集的三万几千块钱，都是一元、五毛乃至三分、五分的小数目累积起来的。有时我和陆浮到《南侨日报》经理部去接受捐款，当我收到几个或者十几个侨胞——有橡胶工人、司机、小学教员以至清洁工人联合“捐献”的五元、十元捐款，和读到他们写的“向香港进步文化界致敬”之类的函件的时候，真的会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年冬，我收到过暨南大学新闻系给我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在华南和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搞新闻史也好，写华侨史也好，这种处于华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节衣缩食地为革命事业献出几个“斗零”的义举，是永远不该忘记的。直到今天，事隔三十多年，我还能回忆得起，当时他们交出捐款信件，又急于想从我们口中知道一点国内解放战争情况的面影。这些侨胞实在太可爱、太可敬了！
我参加后期《华商报》，是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这一段时间。当时，党要我做的是统战工作，只是捎带着给《华商报》和《群众》写一点文章。近年来有人写回忆文章，说这段时期我分管文艺工作，并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这样说，按实际情况是不完全准确的。当时在香港分管文艺工作的是邵荃麟和冯乃超。《华商报》副刊《热风》主编是华嘉，到一九四七年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华嘉一定要我替《热风》出主意，写文章，这样我就挤出一部分时间，到编辑部参加一点工作。讲到出主意，记得起来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我曾怂恿郭沫若同志写一篇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在《热风》上连载，发表后哄动一时，这就是后来整理成书的《洪波曲》；其次是当司马文森的连载小说《阻街的人》登完之后，为连载《虾球传》续篇《白云珠海》，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预告”，并刊登了谷柳给我的一封信，因此很多人认为我是《热风》的主编。谷柳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在十年内乱中折磨致死，为了怀念他，我把他给我的短简抄录如下：夏先生：送上《白云珠海》稿，请指正。今天的珠江在啜泣，从理念上去解释珠江的苦难是比较不太费力的，但我现在准备做的却是记录她的生活和抒写她的情态，这件事就不容易了。我一定尽力做去。谢谢《热风》给我刊登的机会。
由于我几乎每晚都到编辑部去，经常看到读者来信，加上那个时候正是南京小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可笑可怒可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于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病”复发，在《热风》和后来改名为《茶亭》上写了不少短文和补白。我现在只看到了一部分《热风》和《茶亭》的复印本。其中能够认明是我用笔名写的三五百字的短文和“答读者”之类的东西就很不少。淮海战役前后，不仅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召开各党派的代表大会，然后陆续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不少爱国反蒋的青年人也被逼到了香港。当时的《华商报》实在已经是够“左”的了，而《热风》和《茶亭》，又必须是一个通俗的、力求为香港当地居民接受的副刊。可是编辑部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有人批评我们“态度不够鲜明”，“多有曲笔”；也有人说我们“文风太俗”，“不像一个革命文化人办的副刊”。对此，我向韬奋学习，也写了一些“读者与编者”之类的补白。举一两个例子：当时胡希明（三流）同志是这个副刊的台柱，他用“打油诗”、“新乐府”、“心照不宣”的形式写了不少绝妙的文章。可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于是我写了一个简复：××先生：你对本刊的爱护，十分感激。本报是人民的报纸，自然各版都是服务于人民的。凡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愤慨，人民的控诉……一定发表，甚至仅仅做到消极的暴露，只要没有毒，不低级，不猥亵，也都欢迎。说到表现形式，小说、短剧、诗歌、报告、杂文、通讯、特写、打油诗、填词、唱本、说书、讲古、漫画、木刻以及不属于上述的“怪乐府”、“歪诗”，也都可以。不过我们有一点希望，就是文字尽量通俗，不拘一格，方言乃至文言，均无不可。
又如不止一次有读者批评我们的副刊上的文章太俗，乃至“俗不可耐”，我也作了“简答”：××先生：雅与俗是相对的说法，本来这中间很难有一定的界限。譬如（一篇文章）甲看了，觉得太俗，“俗不可耐”，而乙看了觉得也还有趣。编者取稿尽可能以大多数读者的需要和趣味为标准，尽可能不让《茶亭》里有毒害的东西，至于爱吃不爱吃，那只好让广大读者去“自由选择”了。……从前《热风》编者说过：编辑像一个大杂院里的厨房，要开出来的每样菜全院子的人都爱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一点，只有请多原谅，包涵一下了。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回忆得起，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发行“金圆券”的命令和“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汇及外国货币”的条例，还派蒋经国到上海组织以“管制物价，打倒贪污”为口号的“戡乱建国大队”，一方面竭泽而渔，搜刮了总值达两亿美元以上的黄金外汇，同时还演出了一场“查封扬子公司”（宋子文系的财团）和“捉放杜维屏”（杜月笙的儿子）的滑稽戏，引起了蒋管区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因此，我们除了在《华商报》、《群众》上发表了大量社论、述评、专论之外，还几乎每天在《茶亭》上写杂文。当时胡希明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不仅传遍港九，而且很快地传到广州、上海。这首诗的题目是《闻道》，诗云：闻到金圆券，无端要救穷。
依然公仔纸，难换半分铜。
骗子翻新样，湿柴认旧踪。
这真天晓得，垂死摆乌龙。
“斗零”、“公仔”、“湿柴”、“瓜直”、“摆乌龙”等等，都是广东人口头常用语，我们这些外江人在香港办报，为了“入境随俗”，争取更多的读者，是化了不少功夫才学到的。
从这一年八月下旬起，《热风》改名为《茶亭》，我用“亭长”的笔名写了一篇开场白《请大家来歇脚》，因此，在圈内人也认为这以后的《华商报》的副刊由我主编了，其实我依旧是一个随传随到或不传自到的撰稿者，编辑工作先后是由陆浮、吕剑、华嘉等负责。当时写“今日谈”的人不少，廖沫沙、杜埃、秦牧、楼栖、胡希明都经常写稿，用的笔名也随时更换。有人问我：“你用过多少笔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好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敝帚自珍”的习性，那些“即兴杂文”，也都是在乱哄哄的编辑室或者会客室里写的，有的甚至在从九龙到香港的渡轮上写的，一个笔名可以几个人合用，更谈不上版权和稿费的问题。也幸亏这样，“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组也不能从这些副刊中找到什么“罪行”和“把柄”。顺便提一下，因为在《茶亭》副刊上我用过“亭长”的笔名。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是很有名的，因此，我又用“汪老吉”这个笔名，在《群众》上写了不少政论，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就开辟了一个《茶亭杂话》的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我从《群众》三十一期起，用“汪老吉”、“任晦之”两个笔名，每期写两三千字，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共大约写了十多万字。我忙于各民主党派的联络工作，这时候《华商报》的《茶亭》主要撰稿人是胡希明同志，他当时还主持办一张《周末报》，但是用“三流”笔名的文章，《茶亭》上几乎每天都有。（我在《群众》上用任晦之、汪老吉笔名写的随笔，后经顾家熙同志整理成书，题为《蜗楼随笔》，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留在蒋管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就陆续撤退到香港，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华商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时候东北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就租雇外国轮船，来往于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从解放区把大豆、农副产品运到香港，出售后购买了医药器材、轻工用品（如纸张等）运回东北。
同时，民主党派领袖们就搭乘这些持外国旗的货轮赴解放区。据我回忆，从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以及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都是经过这一途径，先到大连、烟台，然后转到解放区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首先看到了解放区的报纸。于是我们就把解放后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在《华商报》上发表。这时，正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不单港澳，连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华裔、华侨，都渴望知道新北平和解放区的消息，所以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华商报》的销路从七八千份激增到一两万份以上。这种“本报北平专稿”或“本报记者北平电”之类的通讯，大部分是我自作主张地编写的。
这时章汉夫已调到天津去担任外事工作，方方、林平都已经回到东江，我接替了章汉夫香港工委书记的工作，编委会同人也觉得这样做可以扩大影响。
直到三月间我接到范长江从北平来信，说这种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我才停止了编写这种“特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之后，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十二月，香港警察还搜查了许涤新的住宅）。我们乘胜前进，在四月二十六日中午，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在香港大酒店二楼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在港中外各界名流、工商界巨子以及文化、新闻、艺术界百多人参加了酒会，情绪非常热烈。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香港文化、新闻、文艺界人士六百多人又在金陵酒家举行了大规模的集团聚餐，还表演了庆祝胜利的文艺节目。
四月下旬，中央调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人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离香港，五月六日到塘沽，我在香港的工作改由乔冠华接替。同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翌日，《华商报》发表社论，宣告完成了历史使命，与香港同胞告别。这样，后期《华商报》一共发行了三年九个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