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高八斗”的曹植在生活道路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他的一生以父亲曹操之死为界限，分为前后两个时期。父亲在世时他曾是备受宠爱的贵族公子，甚至一度有可能被立为世子。父亲去世后，他因与兄长有争立世子的经历，备受政治迫害，生活悲惨，壮志难酬，抑郁而终。
（一）魏国公子
曹植出生的时期，正处于中国历史上最混乱的时期，地方割据势力突起，军阀混战日益剧烈。作为关东群雄之一的曹操，最初实力有限，因助剿黄巾军有功，又加之袁绍的支持，得任东郡太守，但实际上并无稳固的根据地。192年曹操击败青州黄巾军，得到降卒三十万人，他从中选拔精锐，组成自己的“青州军”势力逐渐壮大起来。200年，凭借官渡一战，曹操消灭了他最大的对手袁绍，建立了邺城根据地，挟天子以令诸侯，成为北方实际的统治者，而且也完成了中国北方的大体统一。曹操的妻子儿女在这段时期一直随军行动，曹植自幼就同兄弟们一道“生乎乱，长乎军”，接受着战争生活的锻炼。曹操打败袁绍之后，攻克袁氏父子盘踞多年的邺城，把自己的大本营安居在那里。曹植开始了他真正的贵公子生活，其时是建安九年（204年），曹植13岁。他的家庭不但有浓郁的政治气氛，同时还颇具文学气氛。曹操身边不但聚集了大批文臣武将，还有大批文人骚客。在这种环境下，曹植的文学素养发展得很快，他“十岁余，诵读诗论及辞赋数十万言”，并且“善属文”。定居邺城后，他在与一些著名文士的切磋琢磨中，文学才能更加成熟，才名也更快地传播开来，人们给他起了个诨号叫做“绣虎”，意即全身都是文采的百兽之王。对于他的文才，开始曹操还有点不信，以为是求人代作，曾经问过曹植：“汝倩人邪？”意思是你请别人帮助了吗？他回答说：“言出为论，下笔成章，顾当面试，奈何倩人？”曹植请求父亲可以当面测试。之后父亲又对曹植进行了一次考试。曹操在铜雀台落成之际，把几个儿子都召集到台上，命各自做一篇赋，结果曹植第一个完成，而且文才最高，竟然使得一代文豪的曹操也不能不深为赞叹。
曹植在29岁以前，除了随父出征，其他大部分时间过的皆为贵族公子生活，大部分精力放在文学活动上。邺城的政治地位十分重要，而这里的文学空气也很浓厚。在曹操本人的率领和支持下，在他幕中任职的一些文人学士，公事之余从事文学创作活动，组成了一个邺下文人集团。曹操因公务缠身，日理万机，这个文人集团的领袖由“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的曹丕和“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的曹植两人担任。邺下文人集团的基本活动方式就是宴饮娱乐、诗赋唱和，热闹非凡，其情形正如曹植在《娱宾赋》中所写：“遂衎宾而高会兮，丹帏晔以四张。办中厨之丰膳兮，作齐郑之妍倡。文人骋其妙说兮，飞轻翰而成章。谈在昔之清风兮，总贤圣之纪纲……听仁风以忘忧兮，美酒清而肴甘。”这场面是够热闹的了。又如他的《公宴诗》：“公子敬爱客，终宴不知疲。清夜游西园，飞盖相追随……”也是对这段热闹浪漫生活的写照。
曹植虽然是贵族公子，但是在和文人的交往中却没有一般纨绔子弟傲慢无礼、盛气凌人的习气。《三国志》中记载：“（曹植）性简易，不治威仪，舆马服饰，不尚华丽。”曹植平时的为人也确实如此。曹植与文士邯郸淳初次见面即坦诚相待、无所不谈的故事，历来是文坛的佳话。尤其是他对待朋友的真挚热情和爱护备至很是难能可贵，因此，曹植获得当时文人的欢心和好感是理所当然的。
这个时期曹植也有跟随父亲出征的经历。一方面是曹操要对爱子进行历练，另一方面也是曹植有要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正是有了这些出征的经历，使得曹植有了更深刻地接触社会、了解人民的机会。这些从以下诗作中我们就可以略知一二。
《泰山梁甫行》约作于建安十二年曹军北征三郡乌桓途中，曹植随军到了北方滨海地带，那里的风土和边地人民的贫苦生活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八方各异气，千里殊风雨。剧哉边海民，寄身于草墅。妻子象禽兽，行止依林阻。柴门何萧条，狐兔翔我宇。”
诗里明显流露了对“边海民”的关切和同情，这是颇为可贵的情操。
《门有万里客行》，则描写了一位流落他乡者的痛苦心情，他“本是朔方士，今为吴越民”，而现在不得不“去去适西秦”。诗中没有明写此人为什么会成为“吴越民”，又为什么要去“适西秦”，但从他“挽裳对我泣，太息前自陈”的表情看，一定是遭遇到了某种无法抗拒的重大不幸。
通过以上诗作，我们可以发现曹植是不同于普通的纨绔子弟和无聊文人的。
（二）世子之争
关于世子之争，必须从曹操说起。曹丕之前，曹操本有长子，就是曹昂，字子修，其生母为刘夫人。但是，在建安二年征讨张绣的战役中，曹昂为掩护曹操而战死。之后，曹操又想传位给环夫人所生的曹冲（字仓舒），因为曹冲自幼聪明过人，可惜此子13岁时病夭，曹操只好在诸子中选择继承人。当时曹丕最年长，按照封建时代“立嫡以长”的传统，最有可能被立为世子。但曹操强调“唯才是举”，他为曹植的过人才华所打动，有立他为嗣的念头。而曹丕凭借长子的优越地位，同样是世子的人选之一。曹操为了从长计议，打算对自己的儿子进行一番观察和考验。就这样，从建安十三年开始，曹丕和曹植兄弟间的矛盾逐渐尖锐起来，酿成了一场长期的、复杂的斗争。
围绕着曹植和曹丕两人的世子之争，魏王朝形成了拥植派和拥丕派两个小的政治团体。拥植派推立曹植为世子的理由在《三国志》注引《文士传》中有所记载：“临淄侯（曹植）天性仁孝，发于自然，而聪明智达，其殆庶几。至于博学渊识，文章绝伦。当今天下之贤才君子，不问少长，皆愿从其游而为之死，实天所以钟福于大魏，而永受无穷之祚也。”曹操出于爱才之心也的确在很多场合暗示过欲立曹植为世子，但是曹植本人并没有经受住考验，他生性任意洒脱，才子气太重，缺乏自制能力，在政治上不是很成熟。陈寿说他“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的行为，就是一个明证。在他的过失中，有一件使曹操很恼怒。事情大约发生在建安二十一二年间，曹操有事外出，留在邺城的曹植喝醉了酒，就私自坐着王室的马车，打开王宫的正门司马门，在只有帝王本人在举行典礼时才行走的“驰道”上纵情驰骋游乐了一番，一直走到金门。在当时，这件事是严重违犯法制的行为，曹操为此处死了掌管王室车马的公车令，同时就此发布了几道命令。其中有一篇令文是直接针对曹植的，令中说：“始者谓子建，儿中最可定大事”，“自临淄侯私开司马门至金门，令吾异目视此儿矣。”这里明确地表示了曹操对曹植的极端失望。这是曹植由擅宠到失宠的转折点，也决定了他在立世子之争中的失败。有史书记载说此事是曹丕陷害曹植，但无论如何，这都说明了曹植在政治上的不成熟。
曹丕也把曹植看做争夺地位的劲敌，为了继承王位，他挖空心思，拉帮结伙，活动频繁。同曹植的“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相反，他是“御之以术，矫情自饰”。“矫情自饰”的典型例子就是“送行路哭”事。史料记载：“魏王尝出征，世子（曹丕）及临淄侯植（曹植）并送路侧。植称述功德，发言有备左右届目，王亦说语。世子怅然自失，吴质耳曰：‘王当行，流涕可也。’及辞，世子泣而拜，王及左右咸歔欷，于是皆以植辞多华，而诚心不及也。”原来每次曹操离开邺城时，百官及诸子都去城外送行。此时，曹植都要即席发表一通称颂父亲功德的言辞。凭着他的文思和口才，他总是成为在场众人瞩目的中心。面对这种处于下风的局面，曹丕只能怅然若失。后来他的心腹吴质为他想出了对策，即在这种场合不同曹植较量口才，而是伏地痛哭。这一方法果然有效，曹操及众人都觉得，曹植虽然才思超于曹丕，但是诚心却比不上曹丕。曹丕还笼络了一批“耆年硕德”的大臣，如贾诩、崔琰、毛玠等为自己说好话。甚至他竟然还用手段获得了曹操宠妃王昭仪的帮助。
建安二十二年十月，曹丕在这场持续将近十年的世子之争中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被立为魏世子。这场争斗的结果直接决定了曹植日后悲惨坎坷的人生。
（三）特殊囚徒
曹丕顺利地继位为魏王、丞相，在延康元年（220年）的十月末，通过禅让的方式把汉献帝撵下皇位，自己登上帝位。他执掌朝纲后，对兄弟们极为苛刻，以分封为借口，把大家流放到了外地，并且同时派去“监国使者”监视这些王侯们的一举一动。这些名义上高贵的王侯，实际上没有同等的权利，重重的禁令使他们连人身自由也没有保障。
在这种政治高压下，同曹丕有过世子之争的曹植，处境最为艰难，他成了一个备受迫害的罪人。首先，曹丕用尽手段消灭了曹植的羽翼，找借口把丁仪、丁廙及其家中男丁全部杀光。曹植眼看着自己的友人遇难，却无能为力，心中万分悲痛。他写了一篇《野田黄雀行》，诗中把丁氏兄弟比作罗网中的黄雀，说自己“利剑不在掌”，只能忍看朋辈遭遇灾祸。第二，禁锢终生。上文我们说过，曹丕在每个王侯的封地都安插监国使者。曹植在封地，一言一行都有人监督指点，大事小情都需要请示京师，名为王侯，实同囚犯。如曹操死后半年，曹植想在封地祭奠，当即上呈《请祭先王表》，并“乞请水瓜五枚、白柰二十枚”作祭品，结果遭到曹丕的严词拒绝，答复是“庶子不得祭宗庙”。曹植在封地孤居独处，没有一个志同道合的人，痛感自己已成为生无益于时、死无损于数的“圈牢之养物”，失掉了做人的一切欢趣和意义。第三，诬告不断，迁徙频繁。黄初二年，被曹丕安插在曹植身边的监国使者上疏奏曹植“醉酒悖慢，劫胁使者”，曹丕立即把曹植召至洛阳，交百官讨论治罪方案。官员们仰曹丕之旨，认为曹植罪行严重，有的主张免为庶人，有的主张处以死刑。最终有赖于曹植生母卞氏从中维护，曹丕不好下毒手，只得下诏说：“植朕之同母弟，朕于天下无所不容，而况植乎！骨肉之亲，舍而不诛，其改封植。”结果曹植幸免于死，被贬了爵位，由县侯的临淄侯降为乡侯的安乡侯，而且削减了许多食户，由原先的万户减为约千户上下。这样的诬告接二连三，在黄初二年（221年）秋冬间，曹植已经由安乡侯改封为-城侯。在-城，他被东郡太守王机、防辅吏仓辑诬告，又被治罪，被迁回邺城旧居，闭门思过。这次的治罪时间不常，不久就又返回-城，对此，曹植曾经在一篇表文中说是“虽免大诛，得归本国”。曹丕出于打击之心以及奸臣诬告，多次将曹植迁徙，曹植在他的《迁都赋序》中说道：“余初封平原，转出临淄，中命-城，遂徙雍丘，改邑浚仪，而末将适于东阿。号则六易，居实三迁。连遇瘠土，衣食不继。”这些话是他悲惨生活的写照。这种物质和精神上的打击使曹植诚惶诚恐，处处小心，他那“任性而行，不自雕励”的习性改了许多，而且还曾向曹丕上《责躬诗》，自责有罪，得到了曹丕的嘉许。黄初六年末，曹丕东征引军还，经过雍丘，对曹植又加赏赐，增邑五千户，并前三千。直到次年五月曹丕病死，他一直在雍丘。
总的来说，曹丕在位的六年间，曹植一直在艰难窘迫中讨生活，诚如后来袁淑所说的，他是身为王侯，却“思为布衣而不能得”。
（四）报国无门
黄初七年五月曹丕病死，他的长子曹叡继位，即魏明帝。次年改元太和。曹丕一死，曹植立即写了一篇诔文为曹丕“颂德咏功”，称赞他“如冰之洁”“心镜万机，揽照下情”等等，词旨哀切。不过对曹植来说，曹丕之死意味着政治迫害的减轻，他认为自己可怜的处境将要改变了。事实上，曹叡登基后，确也对曹植有过某些优待的表示，如把曹丕生前用过的衣被十三种赐给曹植，太和三年（229年），又将他从贫瘠的雍丘改迁到东阿，这是曹植首次被徙封到丰饶之地，他的物质生活因此有所改善。
物质和名位上的优待并没有给曹植带来实际政治地位的改变，他仍然被禁锢在封地上，不能参与朝政。曹植多次向魏明帝上书陈情，请求为国家效力，其中著名的有《求自试表》《求通亲亲表》《陈审举表》《谏取诸国土息表》等，此外还有《与司马仲达书》《谏伐辽东表》等，这些表文有的是恳求曹叡的任用，有的是为国家政事献计，但都未得到理睬。曹叡和曹丕一样，对曹植在政治上是怀着防备之心的。
太和二年发生的一件事，使曹叡的戒心更加重了。这年春天，蜀国丞相诸葛亮率军攻打祁山，魏国军情紧急，曹叡亲临长安监督军队御敌。此时一个消息忽然传到首都洛阳，说曹叡已经死在长安，从驾的群臣要迎立雍丘王曹植来继承大位。一时间，洛阳城里从卞太后直到公卿大臣都很慌乱。之后曹叡却平安回到洛阳，大臣们都惴惴不安，唯恐曹叡怪罪。曹叡并未追查谣言的出处，但对曹植的疑心却加深了一层。
曹植怀有满腔热情，想要为国家建功立业，但苦于报国无门。曹植一脉人丁不旺，除曹志外，其他一子二女都已经夭折，他晚年的生活用他在《求通亲亲表》中的话说是“块然独处，左右唯仆隶，所对唯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最后，这位“建安之杰”终因抑郁寡欢，含恨而死，时年41岁。曹植死后，谥号为“思”，又因被封为陈王，所以后人多称他为“陈思王”。据记载他被安葬在东阿鱼山，“山上有台二，曰柳书，曰羊茂，皆传为子建读书处”。
纵观曹植短暂的一生，可谓是起伏不定。以曹操去世为界限，他前后的经历有着天壤之别。曹操在世时，他是位翩翩贵公子，风流倜傥，光彩照人，一呼百应。曹操去世后，曹丕登位，他则一度过上了辗转流离，衣食不保，甚至无人身自由的悲惨生活。陈寿在《三国志》中说：“陈思文才富艳，足能自通后叶，然不能克让防远，终致携隙。”但是，正是这种起伏、悲惨的人生经历让曹植在文学上的成就大放异彩，为我们留下了很多珍贵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