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形权杖：文化力量远程释放
在唐朝，诗圣杜甫在《春夜喜雨》中这样写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依我看，“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除了形容春天的及时雨之外，似乎还可以形容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而且这几句诗形容文化似乎更为贴切。
随着经济全球化不断发展，文化全球化现象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更为明显。文化全球化最为耀眼的“明星”当数美国文化的全球辐射。无论如何，都不可否认，在宣传美式价值观方面，美国文化的全球辐射效果远比美国全球投放军力所起到的效果要好得多。军力投放与文化释放虽然殊途同归，但是好莱坞、MTV、迪斯尼、麦当劳、肯德基、NBA、可口可乐、百事可乐、哈佛商学院等载体直接或间接宣传美国文化价值观的方式毕竟要比“飞机加大炮”来得更容易让人接受，甚至让某些人向往不已。在美国政府文化输出政策的扶持之下，美国跨国公司以电影、音乐、教育产品、体育产品以及快餐等形式有条不紊地搭建起一个美国文化力量远程释放平台。这个平台就像一个火轮阵，向世界各地一路滚去，直接回收大把大把的美元，间接回收“美国价值认同”和“美国文化霸权”，被滚压的倒是世界上其他各种文化，包括中国文化在内。这个不断发展的旋滚逻辑就像的那么简单、那么直观。
关于文化，虽然永远都有说不完的话题，但是全球化过程中出现的文化力量远程释放问题值得探讨。与之直接相关的中美文化间的相互嵌入问题尤其值得中国企业人正视。因为中美文化互嵌的程度与影响对中国企业的国际战略和中国企业人的战略思维有着重要影响。就国内外现实而言，中美文化之间的互嵌态势不妨直观地表达为。
说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没有一点儿影响，这不够实事求是；说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影响深远，又为时尚早；所以，只能说中国文化对美国文化有小面积影响。但是，美国文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就不是小面积了，而是大面积。只要稍微想想中国人对美国文化产品的那股狂热劲，就不得不低头承认，美国文化已经深深进入中国文化的母体，深植中国人的心田。
美国远程释放文化力量的隐形权杖的确比较长，而且比较有力。北京秀水市场的北端就是美国大使馆，每天使馆门口都排着长长的等候签证的队伍，美国文化的吸引力简直跨越了整个太平洋。相对其他国家而言，美国实际上已经获得全球“隐形文化权杖”，而全球“隐形文化权杖”反过来又成为美国向全球施加影响的得力工具。美国文化产业利用其自身优势，以“循循善诱”的方式来迫使世界其他各国的民族文化认同它，同时压制与排斥其他各种文化的自我认同。这种“循循善诱”，这种压制与排斥，为美国大批跨国企业占领全球市场做出了贡献。只要反观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尴尬处境，就会明白我们面临的形势有多么严峻。
当年，美国西部开发造就了一批批英俊潇洒、桀骜不驯的牛仔。如今，“牛仔”已经成为最地道、最典型的美国传统文化的代表。难道我们中国企业人还不应该对桀骜不驯的“牛仔文化”引起最起码的战略警觉吗？恐怕战略思维与文化价值之间有所灵通还是需要的，至少可以为中国企业打进国际市场做好前哨。
水墨中华：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
面对“牛仔文化”在全球的远程释放，中国传统文化做何姿态？难道五千年的柔韧就没有一点伸展的意愿？作为一名普通企业人，我真心希望中国传统文化能够舒展一下自己的筋骨，能够对欧美文化母体有一个深度的进入。进入成功，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过程所遇到的文化阻力就会变小，同时增加助力；进入不成，中国企业国际化战略过程遇到的文化阻力就会很大。这毫无疑问。
随着经济全球化进一步发展，经济组织的国际化步伐日趋加快。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开始走出国门，也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了自己朝思暮想的跨国企业，同时担当起对外传播中国文化的时代重任。不过，也不知道代表中资跨国公司在世界各地穿梭的中国企业人对自己祖国的文化有种什么样的认知。
中华文明，上上下下，五千多个春夏秋冬，浩浩荡荡，绵延不绝。那就索性从春夏秋冬这四个季节起头吧！每个季节选一首诗，感觉一下中国文化那种千年不变的定力与美景。我想，有了季节的感受，其他也就好办了。孟浩然说：“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这是唐朝的《春晓》。宋朝范成大《喜晴》喜得不知不觉：“窗间梅熟落蒂，墙下笋成出林。连雨不知春去，一晴方觉夏深。”元朝马致远说，《秋思》最有味道：“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人在天涯。”此情此景，不是画也是画。唐朝柳宗元说：“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江雪》之景引人入胜，难怪国内众多艺术院校经常以此作为绘画系入学考题。春鸟夏雨，秋思冬雪，任何一个季节都是一幅水墨画卷，淡淡的，有点雅，千年未变。这些就是中国文化的生息图景，生动而又平常。五千多个春夏秋冬都是这样走过来的，张中有弛，弛中有张，既稳稳当当，又轻描淡写。
张弛稳当之中，中国文化喷薄出了“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式的壮美；几级楼梯之间，中国文化竟然传授了“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的普世良方；与王之涣相比，杜甫更豪气，索性提醒世人想方设法在壮美河山之中“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过，中国人在现实中一般不轻易说此类“狂话”。其实，对一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大国而言，“一览众山小”的气魄也算不得“狂”。反正，我一直这样认为，至少从文化角度看，应该是这样的。即便如此，中国人的文化心态也还是时刻“含苞欲放”，永远“引而不发”。这也许正是中国文化五千年常青的重要原因吧。
除了气魄之外，中国文化向来重视整体感，追求“天、地、人”式的和谐，从不轻易厚此薄彼，也不倾向于顾此失彼。要说天，就要顺带提到地；要说地，就要顺带提到天；要说天地，最好不能少了人气。信不信由你，反正王维在《山居秋瞑》中就悠然自得地说了一句：“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上有明月在天，下有清泉在地，是不是有天又有地。诗仙李白似乎更不简单，将天地同时融入了《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明月、天山与云海，浑然一体。不过，最妙还数民间的《敕勒歌》，它只用了一句话，就把“天、地、人”说得清清楚楚又含含蓄蓄，就是那句：“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吟诵一遍，没齿不忘。另外，“远上寒山石径斜，白云生处有人家”（杜牧《山行》）、“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李白《望天门山》）以及“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刘长卿《逢雪宿芙蓉山主人》）等都拥有天、地、人合一的意蕴，都是一幅幅中国画。在描绘中国文化生息图景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写意不写实，写得天高云淡，写得行云流水，写得若隐若现。常建在《题破山寺后禅院》中就说：“山光悦鸟性，潭影空人心。”这说明，中国文化并不靠嘴说，而靠心悟。这与美国文化不失时机进行鼓吹的做法有着明显差别。王籍的名句“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人若耶溪》），更是将中国文化的韵美提升至更高的境界：只可意会，不可言传。
中国文化“天地人合一”的整体美感表达了这样一种文化形象：水墨中华，顶天立地。同时，中国文化“含苞欲放”的谦逊气度，又传达了这样一种文化形象：拳脚小功夫，容人大丈夫。两种形象一叠合，中国文化的本真形象就显出了身影：水墨中华，顶天立地；拳脚功夫，容人丈夫；海纳百川，大道至简。中国文化，虽轻描淡写，却根深蒂固；虽柔弱若水，却滴穿磐石；虽遭遇欧风美雨，却不动声色，先纳后融。中国文化如此风采，难道中国企业文化不应该拥有这种霸气吗？
遗憾的是中国文化的内敛之美也阻滞了中国文化的输出欲望，延迟了中国文化嵌入其他文化的步伐。对此，但愿中资跨国企业能够做些贡献。我的“天一阁之问”终于有了解答，满心欢喜。暗自想来，大道至简的中国战略内隐的战略思维，表面上柔弱若水，实际上却锋利无比。中国文化的这一典范，值得推敲与琢磨。
围城内外：两大文化圈与三大持久战
在《围城》中，钱钟书大概表达过这样的意思，城里的人想冲出城去，城外的人想冲进城来。目前，全球企业界似乎就摆着这个态势：美洲企业拼命冲进亚洲（主要是中国），冲到欧洲；欧洲企业拼命冲进亚洲（中国），冲到美洲；亚洲企业拼命往外冲，冲进欧洲，冲到美洲，甚至冲到非洲。不管出于何种考虑，反正就这样，外面的冲进来，里面的冲出去，三方在机场相互点头致意，互道珍重，然后继续冲往目的地。于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业态得以形成，顺道带来的好处就是，很多人也找到了进行免费国际旅行的最佳借口。
在全球范围内，企业不管怎么进进出出，也不管如何犬牙交错，空间的胶着终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各国企业人的文化属性。在文化面前，经济手段往往显得力不从心。就拿中国来讲，中国人从小就生活在中国文化氛围之中，数十年如一日，深受熏陶。中国文化盘根错节五千年，传统影响根深蒂固，非一日之功。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人的一言一行都印有中国文化的烙痕，尤其是那个中国式思维底色与思维方式。中国人的文化属性不会因为自己在外资企业待过十年八年甚至更长时间就发生根本变化。如果这种人的文化属性开始发生根本改变，那么中国已经在他们心中开始失重。中国人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做自己的企业，硬将人家美国的做法照搬过来照理应该不大行得通，尤其是照搬那些涉及人的观念与行为的东西，毕竟两者在根子上存在差别。从这个意义出发，中美欧三大文化圈之间就存在一定的阴晴圆缺。随之，中美欧三大名利场之间的资源互动也就成了一些基于文化议价行为的经济表演。当然，也有很多国人对此不以为然，对文化问题熟视无睹，整天扛着MBA当终极真理，以一顶百。
中美欧这么不停地冲来冲去，三大文化圈难免要交叉碰面，难免有融洽，也有摩擦。融洽自不必太在意，那是一种和谐；不过，摩擦倒是要关注一下，那可是一种缺口，需要填补。鉴于欧美文化之间的差异不是根本性的，加之，比较中美文化差异的现实价值似乎更明显一点，所以我不打算过多地去牵涉欧洲文化，而更愿意聚焦中美两大文化圈。一直以来，我都试图将这两大文化圈之间的阴晴圆缺糅进一张表格。一来言简意赅，二来直观明了。
虽然比较中美的现实价值相对明显一点，但是欧洲作为世界三大名利场之一也不容小觑。更何况，中美欧三大名利场之间的商战也不是一朝一夕的，而是持久的，是真正的持久战。这种名利商战不是简单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论所能阐释的，尽管不少企业人笃信这种论调。我担心文化的强大耐力不会认可这种短期性的理解方式。从文化价值和战略思维两大角度看，欧洲都堪称世界的源头之一。它甚至直接构成了美国的部分源头。对此，美国人都很爽快地承认，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既然是世界的一大源头，那么它的故事就不应被轻易绕开，哪怕开始时我并不曾想去碰它一下。
毕竟，这些“欧洲绅士”曾与东亚的日本以及北美的后起之秀美国一道享食过我们锦绣中华上百年。不过，在20世纪80年代，欧洲开始重新杀回中国。这次来的不是军队，而是企业。为首者当属德国大众。否则，在中国，普桑哪有满大街跑的机会，哪有一卖就是20年，哪有中国产销量第一的桂冠。随之，美日才接踵而至。也许改头换面的享食行为又开始了。而且，“欧洲绅士”这种回马枪的稳健势头丝毫不逊色于“美国牛仔”。站在当前亚洲土地上打量这些“欧洲绅士”，他们挺风光。但是，站在欧洲历史上打量他们，他们也没有什么风光可言。无法忘却的就是，号称“绞肉机”的一战与号称“正义战争”的二战也曾让这些欧洲绅士斯文扫地，几乎站立不起来。二战后，好在欧洲进行了一些现在看来还算有效的政治反省与经济行动。这些反省与行动确实发挥了效用，使得他们再也不是排列在大西洋海岸线上的几个弱势国家。2003年5月1日，欧盟完成了最大规模的历史性东扩，甚至吸纳了前苏联的部分国家。欧洲企业则更猛，全球扩张，尤其加快在亚洲（主要是中国）扩张的脚步。完全可以说，今日之欧洲比美国更大，甚至更富。原本维系欧美大陆的所谓“共同价值观”也在渐现裂缝。这种貌合神离的趋势正在加强，欧洲正在漂离美洲。与许多德国朋友打交道，我深有感触。这种势头似乎正在引领欧洲回归20世纪30年代的状态——一种毫不把美国放在眼中的完全自信的欧洲状态。当时，欧洲的确很少有人高谈什么“西方价值观”，即使偶尔谈及“西方”，也仅仅指纯粹的地理概念而已。很多研究欧美的严肃文献都是这么记载的。与往昔相比，今日欧洲一方面正在加快自身整合的步伐，另一方面正在逐渐划清与美国的界限，以扭转先前唯美国马首是瞻的“跟屁虫”形象。以法德为马首的新欧洲正在重塑自信，正在塑造区别于美国而真正拥有自我人格的“世界一极”。这似乎正在验证毛泽东和邓小平早年对天下大势的先知先觉：世界多极化乃未来之势，不可阻挡。经济与政治同属一个联动系统，据说后者还以前者为基础。欧洲政治已经在积极行动，欧洲经济自然也不会坐等。理论上讲，经济应该先行。可惜，这些变化在欧洲企业身上还寻不着过于明显的迹象。虽然欧洲企业做起事来也很积极，但是还不够猛烈。它们主要还是在追随美国企业。可喜的是，企业人对变化的嗅觉往往最敏锐，毕竟他们马不停蹄地穿梭于世界各地，耳闻目睹的多，博闻广见的多，感觉系统灵敏一点也是可以理解的。可以想见，欧洲企业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有较大的改变，最终形成明显区别于美国企业的欧洲风格。
文武之道：由孙武到毛润之，中间夹了个克劳塞维茨
美国《哈佛经典·竞争战略》中一篇名为《打一场“运动战”》的文章对当今商业竞争环境的残酷性做了如下描述：
最近几年，商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战争也是如此。我们可以用两个词来概括21世纪的商战环境：动荡不安和混乱无序。来势迅猛的变革浪潮似乎要摧毁一切，各种商机稍纵即逝，不完全信息使原来就不太明朗的局势变得更加扑朔迷离。身处这样的环境，每一位企业管理者都不由得怵然。
结合自己的经验，我认为这种描述是中肯的。中美欧之间的商业持久战差不多就是在这种态势下全面展开的。虽然商业竞争没有“上疆场彼此弯弓月”的厮杀场面，但是商业竞争也是你争我夺的行为，商业竞争的战略思路与军事战争的战略要领是相互暗通的。所以，后者应该可以为前者提供一些直截了当的或者间接引申的线索与思路。而且，在中国，这种线索和思路尤其值得重视。这种认识源于两大事实：第一，中国历来没有真正堪称周密的商业操作系统。中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诸如山西平遥的富商群、富可敌国的沈万山以及红顶商人胡雪岩等一大批名扬海内外的富商巨贾，但是他们却没有给这个民族留下什么值得传世的商业战略思想与商业操作系统，留下的仅仅是他们自己的大名号以及一大堆趣味盎然的轶事，有些人甚至连名号都没留下——他们轻轻地来，也轻轻地走了，不惊动前世，也不惊动后世。这些富商巨贾辞世之后，他们在世时积聚起的财富也跟着逐渐烟消云散，就独剩几座残旧的宅第来为他们招呼后人，好像是在为他们挽回一点颜面。今日中国的一些富商巨贾好像也在建造此类宅第，却没有形成具有推广价值的商业思想体系，否则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去仰视人家欧美的商业思维产品。第二，中国历来真正拥有堪称一流的军事战略思想以及军事运筹系统。这样说，朋友们应该不会摇头吧。多说，大家恐怕就会摇头了，嫌我军事见识少。因此，不再赘言。
直面中国企业面临的国际竞争环境与反观上述两大事实之后，我不得不在中国企业人中间提倡一下“文武之道”，宣扬一下“文武之道”。建议中国企业人修为“文武之道”。为此，有三个人，我不得不充满敬意地去提及一下。两个是我们中国人，一个是欧洲人。他们都已经先后故去。不过，这并不影响他们的“文武之道”流芳百世。
第一个要提及的中国人就是孙武，也就是《孙子兵法》的作者。他不但在国内闻名，而且在国际上也享有盛名。德国军事战略家鲁登道夫（《总体战》的作者）曾说，他读过《孙子兵法》之后，佩服中国人，佩服中国古人。德皇威廉发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后，看到《孙子兵法》时竟然叹息道：“可惜二十年前没有看到这本书。”美国管理学家柯林斯（《基业长青》的作者）则说，孙子是古代第一个形成战略思想的伟大人物。不管怎么说，外来民族的认可与赞誉更让人感到振奋。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内外研究与实践也不断证实：孙武十三篇兵法深刻揭示了竞争规律，是制胜之道，能够帮助人们在当今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这十三篇充分展示了战略智慧，是统帅之道，能够帮助人们提高战略思维水平；《孙子兵法》是解释竞争规律的顶尖之作。在我看来，《孙子兵法》对中国历来的系统战略思维具有“3岁定80”的深远影响，它当之无愧为中国系统战略思想的扛鼎之作，孙子本人堪称东方系统战略的鼻祖。其实，追求“不争之争”的孙子正是中国企业人大展“文武之道”的精神助手。孙子毕竟是古人，今人是有条件超越他的。但是，今人为了让自己的“文武之道”多一些战略思维的原汁原味，回过头去拜读一下他的论著也合乎情理。国内外不少专家学者都把《三十六计》看做《孙子兵法》的姊妹篇。因此，我在这里提一下孙子和他的著作也是应当的。
中国企业人要真正兼备“文武之道”，光抓牢战略思想的源头，恐怕尚嫌不够，还要去抓一抓迄今为止将这些战略思想实践得最好的那一头。这就不得不提到第二个中国人。他离开我们并不太久。据信，他对这个民族的影响力仍将长久持续下去。他甚至影响了整个世界。他，就是“掌上千秋史，胸中百万兵”的毛泽东（1893～1976）。他所建立的功业不必多言，但是他那种高屋建瓴的战略修为常常为国内外一致称道。他在“时间·空间”、“远谋·善断”、“将兵·将将”、“战略·战术”、“防御·进攻”、“战役·战斗”、“主动·机动”、“虚实·奇正”以及“建军·强军”等方面的战略之道都值得中国企业人好好领会与借鉴。美国西点军校的专家认为：毛泽东是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善于以弱击强、以弱胜强的军事天才；毛泽东军事思想体系以及实战应用非常地精妙独特，至今还没有好的应对破解办法；虽然我们把他当做对手来研究，但是我们对中国的毛泽东始终怀有最深的敬意。与跨国对手相比，大多数中国企业尚处于“小米加步枪”的阶段，属于以弱击强行列中的玩家。因此，以弱胜强的毛泽东战略之道值得中国企业人学习，不学是说不过去的。更何况，外国人学毛泽东学得很凶。据报道，美军不担心中国军队现代化，最担心中国军队“毛泽东化”。
毛泽东的战略思想固然值得中国企业人借鉴，但是毛泽东特别强调实践的做法更值得中国企业人学习。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曾与许德珩教授夫妇叙旧，谈起他是如何学会打仗时，毛泽东风趣地说，你们知道，我这个人怎么会打仗呢？我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大家皆开怀大笑。好一个见招拆招。虽然说得轻松自然，但却是实实在在的实践宣言。中国企业也需要逢山开路、遇水搭桥，需要在经营实践中磨炼自己。以前，很多友好国家来中国向毛泽东请教，除了请教武装斗争的方法之外，还不忘请教毛泽东是如何成为战争大师的。毛泽东回答的往往是四个字：“逼上梁山。”1966年6月10日，毛泽东与胡志明漫谈时也说过类似的话：“我这个人是逼上梁山的。以前我没有准备打仗，是教小学的。就在那年被逼上梁山。七搞八搞，搞了十年，打了一部分败仗，多数是胜仗。”企业人，尤其是企业领导人，应该积极主动地用这种“逼上梁山”的气概和紧迫感去应对国际竞争态势和预见全球竞争走向。另外，毛泽东还从自己的经验中总结道：“不要迷信军事科学。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会。”面对国际竞争，中国企业人也要坚信“只要去打仗，一点也不难学会”，不要盲目相信管理科学，特别是企业领导人在思考战略时更不能轻易盲目相信管理科学。实践永远是战略的根本出发点。毛泽东是“文武之道”的化身，他属于世界，但首先属于中国。中国企业人岂能轻易错过近水楼台这种得天独厚的学习优势。
关于“文武之道”的典范，前面已经先后提到了距离我们最远的孙子以及距离我们最近的毛泽东，独缺一个中间过渡的。考虑到要兼顾东西，又要以中为主，以西为辅。于是，我把目光投向了西方世界，去找寻属于中间过渡的那个“文武之道”的化身。一个欧洲人进入了视野。他就是西方近代军事理论奠基者、普鲁士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1780～1830）。我想，他就是这个中间过渡的角色，而且资格足够。
克劳塞维茨参加过欧洲反法联盟对拿破仑的战争。他先后研究了1566～1815年间所发生的130多个战例，总结了自己所经历的几次战争的经验，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一部体系庞大、内容丰富的军事理论著作《战争论》。他系统论述了战争性质、战争理论、战略、战斗、军队、防御、进攻以及战争计划等战争要素。这些论述对近代西方军事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他的代表作《战争论》被誉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经典之作，他本人被视为西方近代军事理论的鼻祖。中国企业人要想从军事理论与实践中获得战略灵感，恐怕这个西方的鼻祖是避不开的。
一个东方的鼻祖，一个西方的鼻祖，外加一个善于以弱胜强的中国大实践家，应该能为中国企业人形成“文武之道”的战略思维奠基了。企业人，太文了不好，有时需要武一点。否则，能文能武，岂不是一句戏语。
长城战略：我的中国心
早在1992年，可口可乐公司的一位经理人就曾这样说过：“就像自然憎恨真空一样，可口可乐体系憎恨每个未曾利用的机会。”依我看，可口可乐也确实是这么干的，没有错过任何一个可以利用的中国机会。当中国更加全面地成为世界市场的一部分，跨国公司定会在生产和消费两大方面渗透到中国各个角落。目前，跨国公司已经基本完成对上海、北京、广州等中国沿海一线主要城市的渗透，正在积极有序地向南京、武汉、西安、成都等中国内陆二三线主要城市渗透。
伴随着这种商业渗透，各种外来文化正在慢慢浸入中国人的日常思维，正在慢慢嵌入中国文化系统。这种文化与经济捆绑式的渗入正在向中国人输入形形色色的“心理事实”，正在扭转中国人的思维，正在更新中国下一代的思维。在这方面，美国式的文化与商业渗透已经取得了显著成功。一个在悄然中发生的社会变化似乎就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80年代，国人为了“美国的月亮圆还是中国的月亮圆”这一话题争论不休，甚至还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了大讨论。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现在人们已经没有兴趣去讨论这种“无聊的话题”，也很少有人真正在意中美交往过程中出现的“文化逆差”，反倒是更加积极地去美国大使馆办理赴美签证业务。无论如何，我们千万不要天真地认为，因各种目的来华的外国人每年通过各种途径从中国购回数以亿计的中国工艺品就会让中美文化来往变成了“顺差”，从而有利于中方。这不仅不现实，而且也不可能。国家之间的“文化顺差”往往始于民间思维的改变，关键看究竟谁在改变谁的思维。
从国家战略安全角度看，中美文化逆差问题应当引起我们足够的关注与警觉。其实，中国大陆教科书上向来不乏“防止西方和平演变”的论说。可惜，那些文字仅仅在于传达一种自上而下的担心而已，很少能够真正与民间建立起某种认同。事实是，当人们离开学校，踏入社会，教科书上那种传达上层担心的声音难免渐渐随风远去。在中国，这种微妙的社会微观变化天天都在发生着，在一代代人身上演绎着，而在“下一代”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对于中国文化而言，这是一种正在沉淀的成本；对于中国国家战略而言，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社会隐患；对于中国民间而言，这是一种需要唤醒的集体无意识。
世界经济列强正在窃喜中国社会所发生的这种微妙变化，其羽翼之下的跨国企业正在铆足劲地把握每一次中国机会。面对国际竞争对手“像自然憎恨真空一样”地利用“中国文化逆差”，代表民间进步力量的中国企业人应当在文化价值与战略思维之间建立起某种有效的灵通，并让这种灵通逐渐去释放中国文化的大气，让这种灵通去显露中国文化的底气，从而筑起中国企业人的思维长城。说起长城，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黎小田作曲、卢国沾作词的那首曾经风靡大江南北的《霍元甲》的主题歌——《万里长城永不倒》。
一句话，中国心，才是真正固若金汤的中国战略，任何时候都是这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