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造纸区域继续扩展，遍及城镇、乡村和山区。这一时期的造纸产地，主要分布在安徽、江苏、浙江、江西、福建、广东、四川、陕西、山西、河北等省。造纸原料主要有竹、皮、麻和稻草等。竹纸产量仍居全国首位，宣纸生产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纸更加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缺少的物品。
竹纸仍是明、清时期产量最多的纸种，而且品种繁多，名称各异，如连史纸、玉扣纸、毛边纸、毛太纸、毛头纸、顺太纸、大连纸、粉连纸、节包纸、长连纸、粉土纸、厚八才、重纸、圆边纸、黄表纸、二则纸等。除官方用纸外，明代万历(1573～1620年)以后，民间大量刻印戏曲、小说，这些刻本多用竹纸，同时各地也大量用竹纸印刷地方志，促使竹纸的生产更加兴旺。
明清竹纸以江西、福建生产的毛边纸和连史纸最出名，不但流行全国，而且还远销海外。毛边纸原产于江西横江和福建龙岩、连城等地，后来江西产量逐渐超过福建。它以嫩竹为料，经石灰浸泡处理后捣之成浆，以手工用竹帘抄造而成。纸质细腻柔韧，托墨吸水性能较好，既适于书法习字，又宜于印刷书籍。虽然毛边纸的名称来历说法不一，但都与江苏常熟刻书楼汲古阁的主人毛晋有关。毛晋是明末有名的藏书家，他性好藏书，并亲自开刻坊以竹纸印刷书籍，名扬全国。毛晋刻印用纸讲究，且用纸量很大，于是每年派人去江西、福建等地预先订购。一说由于制成时在竹纸边上加盖一个“毛”字印章，因之称其为“毛边纸”；一说因为纸坊对价格有异议，结果运到常熟的竹纸都没有切边，所以便被称为“毛边纸”。连史纸则出产于江西铅山和福建邵武等地，在宋、元连四纸的基础上发展而成，纯以嫩竹为原料制造，纸质白净柔软，也是书法和拓帖的最佳用纸。
然而，用于印刷的竹纸易受虫蠹，影响了书籍的长久保存。广东南海(今广东佛山)一带的工匠便创制出了一种防蠹纸。它是在连史纸或毛边纸上涂刷一层橘红色的药剂铅丹(四氧化三铅)，晾干后即可使用。把这种纸装在书中作扉页、封底，就能起到防虫护书的作用。防蠹纸制作简便，效果甚佳，由于它呈橘红色，因此俗称“万年红”。明、清时期的一些附有此种防蠹纸的书籍，一般都能避免虫蛀的危害。但由于一些奸商见利忘义，以次充好，败坏了防蠹纸的声誉，因而导致用户的抵制。后来这种纸的制法便逐渐失传了。
与明、清时期诸多名纸相比，宣纸自有它骄人的岁月。宣纸出现于唐代，经过能工巧匠几百年来的努力改进，到明、清时已经形成了一整套相当完善的生产和加工的工艺，终以其优异超群的质量，在群芳斗艳的明、清纸苑中独占花魁，成为享誉中外的名牌产品。
宣纸虽出于唐代，但真正名满天下却是从明代开始的。明代时宣纸的花色品种比前代大大增多，加上它良好的吸墨性能，适宜书画家尽情挥洒，因而大受欢迎，毛笔书法和水墨写意画也得以迅速发展起来。明代的文人墨客非常喜爱宣纸，甚至到了十分着迷的程度。他们争相购买，千方百计地去四处搜求。这种现象致使皖南宣城、泾县、宁国、太平一带的宣纸生产作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宣纸因而从明代以后进入了鼎盛时期。
前面讲过，宣纸主要产地是在安徽泾县，因而宣纸又被称为“泾县纸”。到了明代，泾县宣纸更是独树一帜，名声大振。明人文震亨在《长物志夕》
中指出：“近吴中洒金纸，松江潭笺俱不耐久，泾县连四最佳。”明人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更直接将泾县宣纸称为“泾县纸”，说：“泾县纸，粘之斋壁，阅岁亦堪入用，以灰气用尽，不变沁墨。”可见泾县宣纸备受明代文人的重视和推崇。
清代康熙、乾隆年间，泾县小岭一带遍布宣纸手工生产作坊。当地出产的宣纸不仅产量高，而且质量特别好。清人周嘉胄在《装潢志》中极力推崇泾县宣纸：“纸选泾县连四……余装轴及卷册碑帖，皆纯用连四。”从一些诗文中可以看出清代泾县宣纸生产的盛况。如光绪十四年(1888年)修《宣城县志》中，记载清代泾县诗人赵廷辉描写当时宣纸生产情景的一首诗：“山里人家底事忙？纷纷运石叠新墙。沿溪纸碓无停息，一片舂声撼夕阳。”
从诗中除可想见宣纸生产时的繁忙景象外，还可看出清代制造宣纸已采用以水力带动的纸碓取代人工打浆的新工艺。
清代前期，宣纸生产进入了黄金时代。这个时期，有关泾县及其附近各地盛产宣纸的记载明显多于以往各个历史时期。除泾县外，附近许多地方都生产宣纸，形成了具有相当规模的宣纸生产基地。
光绪十四年(1888年)，清人李应泰、章绶所纂《宣城县志》记载：“纸，宣、宁、泾、太皆能制造，故名宣纸，以檀树皮为之。”据此可知，当时宣城、宁国、泾县和太平等地都在生产宣纸。到清代中叶，宣纸以泾县东乡泥坑匠人汪六吉所制产品最享盛名，被时人视为珍品，世称“汪六吉纸”或“六吉直”。
关于宣纸的传统生产方法，前已介绍，毋庸赘述。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清代宣纸的制造，除采用纸碓打浆的新工艺外，在原料的取舍方面也有很大变化。宣纸在明代以前都是以100％的青檀皮为原料制成的。但由于明代以后宣纸需求量激增，而青檀资源消耗太快，远远不能满足宣纸生产发展的需要，清代便开始改变了传统的用料方法。经过造纸工匠长期的探索和实践，终于寻找出一条新的配料途径，即将青檀皮与沙田稻草按不同的比例混合配制成新的造纸原料——“全皮、半皮和七皮三草”。“全皮”指全部用青檀皮，“半皮”指青植皮和稻草各占50％，“七皮三草”则指用70％的青檀皮和30％的稻草混配为辨。这种新的用料方法，不仅降低了成本，使原料的来源得到切实保证，而且檀草混合的宣纸，在某种程度上比纯檀宣纸纸质更佳，纸的产量也随之得到大幅度提高。
清代由于改变宣纸用料比例，使宣纸的品种更加丰富多彩，许多名目不同的宣纸相继问世。清代宣纸分为净皮、棉料、特净三大类。有单宣、夹贡宣、棉连、札花宣、罗纹宣等品种。规格有四尺、五尺、六尺、八足、丈二、丈六等。据《泾县志》
记载，到清代嘉庆年间(1796～1820年)，宣纸的花色品种繁多，有“金榜、玉露、白鹿、画心、罗纹卷帘、连四、公平”等。除生宣外，还有经过加工的熟宣。清代的熟宣纸有虎皮宣、玉版宣、蝉翼宣、叠宣、刻人物透光宣、刻印透光宣、龙花透光宣、云母宣、冷金笺、灰金笺、洒金笺、雨雪洒金蜡笺、泥金宣、珊瑚宣、冰宣、槟榔宣、素宣、朱笺等各种名目，令人眼花缭乱，目不暇接。
由于宣纸优良超群的品质和经久不变的特性，到明、清之时，它已成为朝廷和官府经常使用的公文、印刷用纸和最受文人欢迎的高级书画用纸。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年)，乾隆皇帝组织文人编纂了中国最大的一部丛书《四库全书》。其中，四份正本抄录得十分精工，而且一色用的宣纸朱栏。
许多流传至今的明清优秀书画作品都是以宣纸为载体。除供书画使用之外，宣纸还被用做发榜用纸，现今北京故宫博物院所藏清乾隆时代的榜纸，就是宣纸所制。清代末年，慈禧太后曾下旨抄制特大尺寸的“露皇宣”，宽约六尺，长一丈六尺，称得上是宣纸之王，更有宫廷名画师为它增色添彩，使其身价倍增。
除宣纸外，其他种类的皮纸如楮皮纸、桑皮纸等，明清时期在南北各地均有大量生产，其产量仅次于竹纸。如明代迁安(今河北迁安县)生产的桑皮纸，颇受文人注目，明人王世贞曾写诗赞誉“丈八桑皮写秋色”。清代康熙《永平府志》中记载：
“桑皮纸，出迁安。”可见明、清时期北方迁安是桑皮纸的主要产地。明、清时期麻纸的生产也主要在北方，产量较少。明代陕西凤翔县仍以蔡伦之法生产纸张，充分利用当地的废旧麻料，制造出一种自麻纸，称为“凤翔白麻纸”，又因这种纸每百张约重一斤，亦称“百斤纸”。以稻草、麦秸为原科制作的草纸，因质地粗糙，不宜书写，所以多用做包装纸、卫生纸、火纸(迷信用信)或厚纸板。
明初由于政府实行新的工匠制度，有力地调动了广大手工业者的生产积极性，使元末处于停顿状态的造纸业重新发展起来，且生产规模日益扩大。
在一些明代的着作和典籍中，有大量关于明代造纸业的详细情况。明人文震亨的《长物志》说：
“国朝连七、观音、奏本、榜纸俱不佳，惟大内用细密洒金五色粉笺，坚厚如板，面砑光如玉。有印金花五色笺，有青纸如段素，俱可宝。近吴中洒金纸、松江潭笺俱不耐久，泾县连四最佳。”明人屠隆的《纸墨笔砚笺》记载：“国朝纸，永乐(1403～1424年)中江西西山置官局造纸，最厚大而好者，日连七，151观音纸。有奏本纸，出江西铅山纸。有榜纸，出浙之常山、直隶庐州英山。有小笺纸，出江西临川。有大笺纸，出浙江上虞。今之大内用细密洒金五色花笺、五色大帘纸、洒金纸，有白笺，坚厚如板，两面砑光，如玉洁白，有印金五色花笺，有磁青纸如段素，坚韧如宝。近日吴中无纹洒金笺纸为佳，松花潭笺不用粉造，以荆州连纸褙背砑光用蜡打各色花鸟，坚滑可类宋纸。新安仿造宋藏经笺纸亦佳，有旧裱画卷绵纸，作画芋佳，有则宜收藏之。”明末方以智着《物理小识》也写到：“永乐于江西造佳纸，奏本(纸)出铅山，榜纸出浙之常山、庐之英山。宣德五年(1430年)造素謦纸，印有洒金笺、五色金粉、磁青蜡笺。此外，薛涛笺则矾潢云母粉者……松江潭笺，或仿宋经笔笺，渍荆川连、芨楷蜡砑者也。宣德陈清款，白楮皮，厚而揭三四张，声和而有穰。其桑皮者牙色，矾光可书。今则棉(皮纸)推兴国、泾县。敝邑桐城浮山左，亦抄楮皮结香纸。邵建则竹纸、顾昌纸，柬纸则广信为佳，即奏本也。”
由上述记载可知，明代南方重要的产纸基地主要在江西、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料为皮料和竹料。品种主要有连七、观音、奏本纸、榜纸及各种加工彩笺纸。一些优质纸不仅用于民间书画，还作为“贡品”大量进献给朝廷，明代造纸业的兴盛也可从中略见一斑。
明末清初，因农民起义和政权更替，造纸业曾一度停滞或下降，但到康熙、乾隆时期，随着清代统治阶级所谓“盛世”的来临，造纸业又恢复和上升到鼎盛阶段，纸的产量、品种和质量比明代有进一步的发展。各种名牌加工纸的质量和产量更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呈现出一派繁花似锦的绚丽景象。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道光年间(1821～185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