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凌晨，此起彼伏的一通鞭炮声和鼓乐声将我从睡梦中扯了出来——又有谁走完了人生的道，拐上了去天国的路。被闹醒了又无法再入睡，触景生情，脑子里闪现出经历过的几次出殡的情景。
我第一次亲身感受这样的场面，是送别我的大外婆时。依稀记得，少不更事的我在一觉醒来后，懵懵懂懂间被姨妈拉拽着匆匆赶到大外婆家。那里已是人头攒动，有里外进出忙碌的，有忧凄黯然就座的，只有大外婆安静地躺在由木板临时搭成的床上，跟前是放着祭品、点着香烛的一张八仙桌。有几个穿黑大褂的上年纪的老婆婆，手中叠着银白色的小纸（锡箔），口中念念有词，“笃笃”的木鱼声不绝于耳。隔一阵来一批人，男的鞠躬上香默立，女的或哀号或哀泣。第二天，天还未亮，我就被拉起来。这时大外婆已经躺在棺材里了，由人抬着上路。一路吹打夹着一路哀号，穿街走巷，而后上了一条船。我和几个孩子被告知坐在船头，遥望前方，见要过桥洞就得高喊“大外婆过桥啰”。就这样，几十个人把大外婆护送上了山。于我，这样的场面感觉就是新奇刺激热闹，另外还有点纳闷，这么多的人还个个是我的长辈，平时他们都躲哪了呢，连个照面都没打过。
工作后，在浙闽交界处一个叫沙埕的小镇，我目睹过一场声势浩大的出殡仪式。这个小镇面海傍山，狭窄的街道犹如弯曲的羊肠盘盘旋旋，街边的建筑以二层小木楼居多，远远望去恰似梯田，下一层街楼的屋顶正好撑着上一层街道的路面。那天，我们几个伙伴相约去逛小镇，刚近小镇的入口，迎面便来了出殡的长队。先是一面大铜锣“当当”开道，紧跟着两排手擎长铳的汉子，不时朝天“砰啪”鸣放。在八人所抬的棺木后，一干亲属披麻戴孝，手执哭丧棒呼天抢地地号啕。亲属后面是四人一排的仪仗队，手执引魂幡、黄龙伞、招灵拂……还有鼓号队、哭丧队足足几百人。我仰头一看，送葬的队伍弯弯绕绕居然塞满了小镇三层的街面。这阵势让我联想起为支持古巴反对美帝国主义而举行的示威游行。队伍缓缓地在面前走过，悲伤肃穆的氛围渐渐在消散。后面送葬的人开始是窃窃私语继而发展成大声喧哗，有不少人还嬉戏打闹起来。队头的哀伤和队后的嬉闹呈现出滑稽的和谐。如此排场气派、浩荡奢侈的出殡场面，我以为亡故者定是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事后经本地人说明，才知道这是当地的一种习俗。
三年前，我又亲历了一次葬礼。那是在奉化的一个小村，我妻子的舅舅去世。待我们匆匆赶到，已是黄昏时分。舅舅已经被安顿在村中祠堂的大厅里，祠堂铺排开了数十张圆桌，灯火通明，人声鼎沸，数百号人杯觥交错，在饕餮“豆腐”大餐。吃完走人时，无论老幼，人手还可以带走一箱水果。这也是小村一个约定俗成的规矩，谁家有了白事全村人都可以来吃三天，当然这是得送人情的。我看见的场面已经是第二天了。
真正的主角被冷寂地抛在大堂里，只有冥冥的烛光和幽幽的香火陪伴着他。当人们酒足饭饱后，一些不太相干的乡里乡亲都陆续散去了，至亲好友才聚到他身边。约摸半夜时分，来了一支丧葬仪仗队，头戴白色红边大盖帽，身着白色礼仪服，背着大鼓小鼓，提着长号小号圆号长笛等铜管乐器。一曲哀乐开场，接着是一曲《送战友》。那乐曲奏得不紧不慢也不见起伏，有气无力得就像温吞水，听着让人闹心。乐曲奏完，上来一个身穿古装戏服的女子哭灵。清楚地记得是以一句“你好苦啊……”开场，接着声泪俱下诉说舅舅一生的坎坷和辛酸。舅舅的早年我不甚了解，但到了晚年丧失劳动能力后确实够凄清悲凉。三个儿子各自盖起了楼房，任二老蜗居在破败的小屋且不说，还把二老视作累赘，每人每年500元的赡养费经常是二老几经催讨才得以陆续到手。说起儿子的不孝，舅舅、舅母总不免老泪纵横。我们在宁波的几个堂兄弟和我这个外甥女婿一年总有几次赶下乡，一是调停，二是接济一下二老。
到凌晨海水涨潮时，哀乐高奏，鼓号齐鸣，开始入殓。儿子媳妇三叩九拜，哭声震天。看着披麻戴孝虔诚跪拜的三双儿子儿媳，我真替舅舅悲哀，人都走了，如此的隆重虔诚又有什么意义呢？与其现在这样惺惺作态，何不健在时多尽点孝道呢？到时候了，棺木起程了，仪仗队高奏《送别》和《我们走在大路上》。手执白花的我默默随着队伍缓缓行去。舅舅，你行走了几十年坎坷泥泞的小道，但愿在去天国的路上，你一路行去全是铺满鲜花的大路。
“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我想起了史铁生的这句话。也许就是因为它是一个节日，所以，尽管对逝者已经毫无意义，活着的人无论是出于寄托哀思还是对逝者的尊重，无论是出于难以名状的歉疚还是想补偿过错或是给自己以慰藉，都会轰轰烈烈、隆隆重重地逝者送最后一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