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北京，亮起的第一个画面，2001年11月22日，小雪。赖声川的《千禧夜，我们说相声》。小雪夜未下雪，但极冷。这是我人生中第一个“现场”，头一回与许多人一块儿，在一封闭空间，笑声朗朗地看一个剧，虽然笑得悲凉。散场后，长安大戏院前的地下通道寒风刺骨，人们低头急行，或眼疾手快地从人群中逮个熟人一起吃饭。我的饭局有程灵素姑娘，编剧史航，还有千里迢迢赶来的海口文学青年二黑。他是我认识的第一个，坐飞机看演出的人。已是熟极的网友，真人相对，竟是陌生。我静静听他们如数家珍，谈“表演工作坊”。这是我头一个北京饭局。
原来，北京是这样的。
那时我刚到北京，房间十平方米，一桌一椅一床一书架而已。据说要拆迁，房间里没安电话，厕所老旧，一副临时气氛。但它有一个白色阳台，以一扇瘦削修长的门与外界相隔，门刷着古雅的棕漆，高处镶玻璃方格，掩着白色布帘。我常在深夜推门，往楼下的马路上看。北京的深夜，路灯还是亮堂堂的，永远不会一片漆黑。这对一个刚到北京的、有着不稳定的神经、不稳定的睡眠、不稳定的情感的年轻人来说，是莫大安慰—你失眠，世界也醒着。黯淡的马路，犹如一幅宽银幕幕布，时有汽车经过，也有醉汉。还曾有人在楼下深夜伫立，但那晚我睡着了，毫不知晓。我是八月份来的，到十月，在一个杂志社工作。而秋季是北京最好的季节，走在街上，迎面吹来淡金色的风，荡开衣襟。光线里仿佛有细细的金沙，干爽明亮。这是别处没有的风。用《日瓦戈医生》中的一段话来形容被这风吹过的感受：“整个空间是如此清明透澈，似乎为你打开了洞穿一生的眼界。这种稀薄空寂的感觉，如果不是如此短暂，而且只是在秋季短短的一天的末尾、接近提早到来的傍晚时刻出现的话，那真是难以忍受的。”
之前，我在县城一所变电站上班，上一天，休三天。主要工作是用拖把清洁值班室地板及黑色皮革绝缘垫。时间太充裕了，对于一个县城青年来说，充裕到让人绝望。我拿这么多时间干什么？县城太小，像一件不合身的外套，像紧身衣，捆精神病用的。县城的夜晚，过了十二点，只有我的窗户还亮着灯，视线所及，一片漆黑。这漆黑也让人发疯。
我只是嫌故乡太小，但命运给了我一个巨大的、巨大的城市。
很多人对北京之“大”印象深刻。头一回去航天桥“九头鹰”参加饭局，出租车开啊开啊，始终在水泥高架桥上行驶盘旋，从这个角度看，北京城荒凉，可怕，没有人气，像太空城。开呀开，我睡了一觉还没到。大得让人仓皇。
我给许多时尚杂志写采访，每月写近一万字外稿，能有三千元的稿费，加上三千元工资，这是很大一笔钱。我的房租才三百块。办公室是独栋小洋楼，在东四九条胡同里，深棕色木地板，踩上去，犹如老式风琴的风箱，发出温柔悠长的声音。同事都下班后，我几乎每天写到晚上十点四十五，赶115路电车回家。陪伴我的只有北京的风。冬天，北京会有狂风。它们尖利地溜着电线在空中怒飞，声势之大，仿佛窗外立起一个海洋。我侧耳听一会儿，继续写。这时网上，开始有人直播饭局盛况，都有谁，喝的什么酒。我扫一眼，继续写。有时写到晚上，下雪了。立在窗户前看一会儿，继续写。看门的大伯觉得我很辛苦，比任何人都辛苦，每次都同情地冲我点点头：下班啦？
胡同两侧是青灰色的平房，有月亮的晚上，月亮也是青灰色的。所以没月亮时，我走在青灰色的胡同里，也像是在走在月之清辉中。整个平安大道就是一条青灰色的大街，这还是陈希同时代统一刷的颜色，虽然这种整齐划一为美学家诟病，但在那时，这条大街是我的游乐场。再往北，或南，东直门大街有热闹的东方银座，天安门长街有奢华的国贸西单王府井，平安大道夹在中间，是一个落寞的存在。不喝酒的日子，我和朋友一起散步，走上几公里，身边是绵延不绝的青灰色的砖墙。作为背景，它们足够安静。走累了，就坐马路牙子上，继续聊。那时的我们有说不完的话，像要把自己倒出来，剖开了给朋友看。一定是颠倒。在青春期，我活得像中年人；而在二十多岁的那段日子，我现出青春期的种种症状，包括，怀着巨大而盲目的热情，包括，急切想把自己剖开了给朋友看。平安大道是单调的，一直是统一高度的平房，一直是青灰色的两岸，一直是宽阔的街道，还有街道边的路灯。但是，如果你跑起来，路灯就会像海洋，把你托在水面。这是我一个朋友告诉我的。
每天晚上，我坐115回家。临近末班的电车，有的是空位，我坐在窗户边，头靠玻璃，风从敞着的窗户灌进来，精疲力竭的身体里，仍然有东西在飞舞。我记得，那路电车的座椅，都刷着浅蓝色的漆。是上世纪工业中常见的淡蓝。同时期工业中常见的绿色也美极，至今淘宝，绿色矿灯长销不衰，那种深绿色配玻璃罩，是一流审美。在2001年，这些上世纪的美色仍处处可见。我凝视着黑暗中时隐时现的一个个浅蓝色空位，这就是我要的生活。沮丧、疲倦，然而，自由。
而饭局是我生活中的白色阳台，供我眺望。
2002年2月，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ID“见招拆招”，组论坛“饭局通知”，挂在西祠“影视”类下，妄图与影视大版“后窗看电影”一别苗头。为凝聚人气，他疯狂组织饭局，同时在版内连载“记忆碎片”系列，这系列日后成书，名为《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文风诙谐，娴于卖萌。
饭局。我到早了，空荡的包间里，只有一个人等在巨大的圆桌前。抬头，国字脸，酱色面皮，不怒自威。彼时老六是某出版社副总编，多年修为，读书人本色压根遮挡不住。这哪是网上萌物见招拆招，我差点夺门而去。
在日后，我不止一次地发现，网络人格和现实人格，常截然相反。网上攻击性极强，生活中往往绵羊般无辜无害。幽默的段子手，现实里常忧伤仿佛抑郁症患者。《西游记》中，妖怪都有两种形象：人身，以及，被观音一指，现出的原形。那时候，我认识的人也都如妖怪，有至少两种身份，两个名字。日后数年，我不断地验证这ID与真人之间的反差，看到一只只妖怪，卷地一滚，现了原形。
饭局，是大规模的妖怪现形日。
经常去的地方。建国门“罗杰斯”、航天桥西北角“桥头火锅城”、蒋宅口面馆、三里屯青年旅馆楼下酒吧（扎啤五块钱一扎）、太阳宫桥“乡老坎”……它们，都不复存在，关门大吉。2013年一个春夜，在火锅店，我们扳着手指，逐个盘点那些年被我们克死的饭店，“红番茄呢？也不在了。桥头火锅城呢？没了！罗杰斯，整个连锁在北京都消失了……”唯一一个有眼色的人—桑格格终于按捺不住，低声：饭店老板还在旁边呢，听着不好。恍然大悟，急忙收起我们的死亡赋格曲。有时，饭局不得不临时转场，因为来人太多，且大有源源不绝之势。老六一度恐慌，如此无休止扩充，“恐怕以后北平没有饭馆装得下越来越壮大的吃货队伍了”。这支队伍终于在达到四十多人时，晃几晃，惊险地稳定下来。
如今想来，那像是老六的一个诡异的青春期：漫无目的地组织饭局，吃饭喝酒，喝多后，领唱《亚细亚的孤儿》，深夜散场，整条马路都是我们的人，踉踉跄跄的醉步印满长街。几年之后，老六开始做《读库》，深居简出，整日看稿，修炼内力。狂歌烂醉的阶段一去不返。电话里，我对这个严肃的男人，也越来越难叫“老六”，而讷讷地称之以“六哥”。
那也是我的青春期。离开了紧身衣，再也没有人说我是神经病—我的神经质，在北京这所大精神病院里，显得微不足道，特别正常。深呼吸。好像被埋了很久，嘴巴露在地的表层，外面下过一夜细雨，空气是淡绿色。
彼时北京城仿佛都在青春期。离我们不远处，音乐乌托邦“河”酒吧正拉开大幕，歌手和诗人喝五块钱的青岛啤酒混迹一堂，当时在“河”酒吧当酒保兼乐手的张玮玮回忆，那段时间，看什么，眼前都似乎隔着一股热气—就是那种感觉了。2001年，北京房价尚未搭上火箭，“蚁族”“胶囊公寓”尚未出现。二环、三环尚能租到房子。从朝外到呼家楼，有许多四五层小砖楼，通常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筑，砖是青灰色，一块块堆砌的青灰格子图案是很美的。还有一部分，比如我住的呼家楼那一带，小楼刷成红色，粉笔那样的淡淡的、略带潮湿的一种红。掩在银杏树后，衬着无轨电车五线谱一样的电缆，美得静穆。这粉笔红，和平安大街的月光灰混合，就是我记忆中最初的北京，又激烈，又宁静。
楼下面馆，一碗西红柿鸡蛋面三块钱。夏利车起步价一块二，从单位打到住处，12块。房价？没人关心房价，2003年的贡院六号，每平米四万，老六当新闻贴到版内，大家对这暴发户式房价一通嘲笑。直到2004年，市区也就每平方米五千，2002年，我认识的朋友谁会关心房价呢？大家关心电影还来不及，关心话剧还来不及，谈恋爱还来不及。
老六出过畅销书《大话西游宝典》，也出烂书。饭局，正值他怀疑人生时，“2003年的全国图书订货会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召开，俺去那些展厅采风。到处都是‘做’出来的书，挂羊头卖狗肉，扯虎皮做大旗，为婊子树牌坊，拿肉麻当有趣。俺对这个行业的反感和绝望到达了顶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俺一方面编着老廖的书，以及其他的杂碎，一方面被那种无力挣脱的幻灭感撕扯着，实在找不到解决之道”。
那时很多人都刚到北京。被贾樟柯称为“像上世纪二十年代刚从苏联回来的革命家”的Liar，写影评，出书，创“晃膀子联盟”，组织年轻影评作者，与学院派打笔仗，指点江山，意气风发。2012年，沉寂已久，他以本名李霄峰出了本书，叫《失败者之歌》，我采访他，原来当年他是从比利时休学，瞒着父母跑回北京，学费花完后，跟一个朋友家打地铺。以长贴《等待是一生中最初苍老》蜚声西祠的顾小白，那时还不是著名编剧，而是铁通职工，单位还分他一套小房子。看上去他完全没理由辞职。他只是焦虑。而在当时，我以为只有我的人生千疮百孔，即使在最欢乐的酒局，朦胧四顾时，心里都有个声音高喊：你跟他们不一样！—后来想想，很多人，于此时或许已有抑郁症的伏线。2012年深冬一次饭局，一桌人，有四个得过抑郁症。
而在2002年，我们对此一无所知。犹如一群等待上场的演员，期待着“真正的生活”，坚信“一切价值将被重新评估”，而与身边世界格格不入。当我们来到饭局，犹如进入另一次元。现实世界被稀释，不再那样坚硬。而精神世界，在火锅店缭绕的白烟之间，在中南海点8的青烟之间，凝固成发光的空中楼阁，我几乎忍不住要伸手触碰。我再也没见过那么多夸夸其谈的人，性情比作品更像艺术品。如果有少壮派“晃膀子”的加入，满屋子嗡嗡嗡都是黑泽明费里尼安东尼奥尼。经常谈论的名单：罗大佑、侯德健、崔健、赖声川、孟京辉、刘小枫、克尔凯郭尔、杜拉斯、里尔克、杨德昌、侯孝贤、贾樟柯、岩井俊二、宫崎骏、阿莫多瓦。《巴黎烧了吗》《流放者归来》《光荣与梦想》《伊甸园之门》……谈电影比文学多。
我想是因为DVD。刚到北京时，文艺青年都是到圣地小西天买刻录碟：黄色牛皮纸袋，装一张裸盘。许多大师片不出VCD。但，进入2002年，碟店开始有大量大师作品的DVD！刚看到时，站在货架前，止不住地发抖：这么多的基斯洛夫斯基！这么多的费里尼！这么多以前只在书上看过的名字！我们像饥饿已久的难民，掠过京城碟店，一茬茬地收割。回家看完，聚会就聊。那是一个急剧补课的时代。世界如一匹宽银幕，在眼前缓缓舒展。
那时聚会，还没有人手一部智能手机，滴滴答答发微博。大家出门，要么带书，要么带碟，见面先问：最近看什么了？犹如两只蚂蚁相见，先以触须互碰，一闻而知，对方是否同类。那时候的时钟走得比较慢，时间挥霍不尽，只能大段大段看书。提到一个作家，饭桌那侧总有人应声而起，伸手来握：我也喜欢他—这触须互碰的片刻，如此珍贵，在当年，一个个赶稿崩溃的深夜，提醒我：这一切都是值得的。
其实，虽然自称吃货，所吃饭馆并无奢侈名馆，人均五十的自助餐已算昂贵，因为座中还有学生。饭馆同时要满足如下需求：能容纳四五十人的包间、过十一点不打烊。为找到一家合适的饭局地点，老六曾一下午打掉手机四分之三的电。常常是火锅店，或“九头鸟”之类大众饭馆，若是“罗杰斯”，则包下二楼。而无论在哪里，超过十一点，服务员的脸色都会越来越难看，白色塑料桌布被醉鬼的手蹂躏得满目疮痍。地上啤酒瓶林立，打翻的啤酒带着白沫流出来，沿着地上躺着的兄弟，蜿蜒曲折地画出人形，犹如一场凶杀案的勘探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