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人为什么穷？无论中国美国，主流对此都有种没明说但心照不宣的观点：因为他们懒、酗酒、赌博……曾有条被疯转微博，一位妈妈卖盗版光盘被城管追赶跳入水中，当时，一位女博士点评说北京好月嫂都月入过万了，何必要选这么苦情的生活方式？此微博后被证实为谣言，但抱小孩卖毛片的中年女性的确曾是北京一景。中产阶级的眼界不是穷人的眼界，正如本书作者也苦苦思索，劳工为何不要求加薪，或寻找更高薪工作，甚至组织工会，维护自身权益？答案是，越贫困，越无力。
畅销书女作家芭芭拉·艾伦瑞克进入美国底层，体验在时薪6~8美元下，辛勤工作是否能生活下去，她的答案是：不能。除非你跟别人合租房子，或者打两份工。
她在三个城市当过餐厅服务员、旅馆服务员、清洁女工、看护护理及沃尔玛的售货员，她努力工作，也努力尝试收支平衡，为此她曾勇猛打两份工，一周工作七天，每周还能在打工的看护之家免费吃两三餐，这些都帮助了她。但到旅游旺季，房租将上涨三倍，身为女佣的她，只能再次破产。
作者有穷人没有的优势：在前面的几十年，她有高于一般水平的医疗照顾、良好饮食，她常年练举重，身体“是不寻常的结实”。并且，就这个实验来说，她作弊了，她给自己租车，用信用卡付费；每到一个城市，她备有一千多美元的起头基金；她开了外挂，却仍然没有打赢。
我一度觉得这本《我在底层的生活——当专栏作家化身女服务员》是来黑美国的，因为美剧、好莱坞电影不曾说过，还有这么个美国存在：低薪白人劳工，三四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怀孕的清洁工摔伤也不敢请假，一天没薪水，第二天就没钱买杂物；沃尔玛的员工付不起房租，住在收容所；背着十几磅重的吸尘器吸尘、跪在地上擦地，女佣们话题热点是哪个牌子的止痛药最好用；没有健康保险，因为太贵，这意味如果生病，你要比别人多花钱。
女招待考虑搬入每晚40~60美金的汽车旅馆（她每天才挣四十多美金），作家惊讶问她怎么想的，同事像看笨蛋一样看着女作家：我上哪儿弄一个月的租金跟押金去租公寓？而女作家，之所以能租到月租500美金的公寓，是拜她从自己的现实世界带来的1000美金付押金及头一月租金所赐。
不断上涨的房租是穷人的噩梦，作者发现，穷人越来越地多住在汽车旅馆。后者可以按天结账，犹如鸦片，诱惑现金紧张的穷人陷进去，微薄的积蓄被烧光，更加不可能有钱租公寓。作者发现有两个男人轮流睡一张床，一个人睡觉时另一个在车上打盹。而我忽然明白卡佛小说里的那些穷人，那些卖掉农庄，揣着全部积蓄进城找工作的一家人，在一间汽车旅馆里住下去，某一天又一声不吭地走掉—他们就是汽车旅馆鸦片的受害者，他们不是走掉，是掉入地狱的更下一层。
作者认为，穷人破产，因为薪水太低，而房租太贵。这一点中国读者想必也深有共鸣。当房租犹如奥运会田径赛道上的博尔特般一路狂奔，穷人只能不停搬家，搬入一间又一间不带家具的公寓，锅碗瓢勺家具又是一笔钱；或入住汽车旅馆胶囊公寓，只剩一张床那么大小的房间，你证悟到睡觉和死亡何其相似。而无法做饭的后果，是你要花更多钱在吃饭上。最终，她，还有我们，均不难发现一条荒谬定律，如果你穷，你就得比不穷的人花更多的钱，才能活下去。这不是美剧中的美国，但它并不陌生。全世界的金钱流动法则相同：钱生育钱，贫困生育贫困。
作者有强烈的政治立场，而她真实凶残的打工经历平衡了她的倾向。说到底这并不是一本坐在空调房间凭政治理念写出来的书，她一天工作九小时，住在没有纱窗空调电扇的旅馆，因为锁不上门，不得不和衣而睡。而她的工作，是在35度高温下打扫“有五套浴厕的房子”，撅起屁股，跪于大理石地板，用抹布擦过每一寸地面，擦干净整排玻璃门上的每一个指纹，而且遵循女仆美德，不在主人家喝水；是每周六日服侍近四十名阿兹海默症老年病人吃三餐、清理餐具、擦桌吸地，“我只能全力跟上洗碗机吐出盘子和脏盘子涌进来的速度”；午饭是高速路上停车上厕所时的五分钟；上厕所要打卡。即使这样，仍有几次，她不得不求助于慈善机构，后者提供的免费食物，对没有冰箱的穷人来说并不实用；而一个“平价”通铺床位，每晚也要19美元，慈善机构的小姐建议她“搬进收容所”，以便存到足够的钱交第一个月的房租和押金。
她将自己奉献为小白鼠，而我们得以观察，贫穷是如何侵蚀一个人的精神。
作者自己能从时薪5.15美元的餐厅跳槽至时薪7.5美元的餐厅，因为她有车，可四处应聘，上班范围更有弹性。她的同事若换工作，交通是大问题，甚至需更换住处。穷人比富人更保守，更不愿意改变，就像奴隶比奴隶主更保守。物质上的窘迫，使他们承受不起改变，冒不起一周没工作的风险。那意味着他们会挨饿，从现在的房子被赶出去，掉到地狱更可怕的下一层。
但作者在找工作时呈现的状态，她的精神活力、她的勇气才是她和她的同事们之最大区别。同样被羞辱及盘剥，她跃跃欲试组织工会，她的同事却只希望偶尔请一天假，第二天还能有钱买点杂货。这一部分也可用来解释教育的重要所在，作者隐瞒了博士学位，却拿不走自己的思维。精神的贫困是穷人解脱贫穷的最大障碍。
两个多月的底层生活后，作者的背伤复发、全身起了疱疹，并且，她身为“民主社会主义者”“女性主义者”，对底层人民抱有的博爱之情，慢慢变淡，代之以麻木，甚至仇恨。一个身高不到一米四的女售货员跟她起了纠纷，她看着后者踩着梯子才够得着高处衣服，一股恶意涌上，“希望能看到她啪的一声摔到地上”；而残疾员工忧伤地坐在轮椅里，她看到第一感觉是“至少你还坐着”。—她忽然意识到，如果自己的父亲没有脱离矿工身份，如果去掉自己的教育程度，也许自己就是现在这样：苛刻、狡猾、满怀怨恨。她没有强调，但读者可以自行总结：穷人仇恨穷人。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却让人难以面对—穷人不都是善良的么？法国作家塞利纳在他1935年的《茫茫黑夜漫游》里写道：“我们之间有五个法郎的隔阂，就足以产生恨，希望他们统统死光。”“五个法郎”，可以换成一个小升初名额、一个工作机会，甚至仅仅是高峰期公车上的一个座位，它仍然“足以产生恨，希望他们统统死光”。不信你看北京上海贴吧里，那些铺天盖地的“外地人滚出去”。
贫穷是一种专制，它培养自己的奴隶。当你习惯于被剥夺自尊，习惯于被当做一个小偷/懒虫/酒鬼对待，当你常年生活在社会边缘、你存在的意义被抹去，宛如你根本不存在。而打开电视—无论中美—都是老板，男女白领，即使是喊着奋斗的北漂，住的也是你这辈子都住不上的三室两厅，它会让你以为“只有我自己才是不正常的”。精神上的专制就此完成。穷奴大抵上有两种，一种借仇恨别人获得自己高人一等的存在价值感，一种则接受自己是最弱的，就像那些被迫在自己的社会体系中落入屈从位置的沮丧的猴子，它们变得焦虑而退缩，不再挣扎，甚至对自卫也毫无兴趣。
借助铁丝和剪刀，能培养出自然界不存在的侏儒松，定型成功，即使松开捆扎铁丝，那些松树也固定在扭曲的姿态。同样，精神上的专制，令你在内心相信自己就是个侏儒。芭芭拉·艾伦瑞克细腻雄辩地写出精神的毁灭之路，我却在其中看到熟悉的人脸，作为经历了大饥荒的幸存者的后代，她绘出的精神贫穷者的肖像我并不陌生。那些脸在我们周围漫游，如恒河河沙，又似幽灵。
怎么办？也许没有一个药方可以取消贫困，但至少下次看到一个走投无路的穷人，在指责他懒惰、酗酒之前还可以多想一秒钟；在大吼“外地人滚出去”之前，还可以思考一下这仇恨从何而来；即使我们的初始值是一棵被剪成侏儒的盆景，也可以在松绑后尝试站起来，笔直地站成一棵树。
开外挂的女作家，无论如何也做不到收支平衡。但实在要流浪街头时，她可以挖出自己的信用卡，大吃一顿。可是现实中真正的穷人，她的同事们呢？
我想起《没有人给他写信的上校》的最后一段：绝望的妻子揪着上校的领子，问这些天我们吃什么？
上校活了七十五岁—用他一生中分分秒秒积累起来的七十五岁—才到了这个关头。他自觉心灵清透，坦坦荡荡，什么事也难不住他。他说：
“吃屎。”
2014-07-2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