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咨询什么？”他问。我们坐在我打工的餐馆，工友们见我和个“鬼子”一块都装不认识我，也不给我名分下百分之三十的折扣，眼光却充满恭喜。
“我想问问，怎么找到个人，没有姓名、邮政编号。”
“电话呢？”
“也没有。”
“是个什么样的人？”
“一个失眠者。”这令我惊讶：在此之前，我并没有断定过他属于什么样的人。我想到过他可能是个会计，或一个电脑技工，喜好没完的工作，将一堆字码带回了家，几乎是幸福地度过一个个碌碌有为的夜。在街灯黯淡时，他将掀起长痔疮的屁股，仰起他正在沙漠化的头，打个长哈欠，有点感动和心醉于自己的律己和不无聊。我更多地想象：他是个像我一样的著书者；那种对自己潜力、才华期望过高，夜夜熬自己、榨自己，想最终从自己清苦潦倒的生命中榨出伟大声名的一类人，他们在每个世纪、每个时代、每个国度都占据一个彻夜长明的窗。“一个失眠症患者。”我正色对他说。不管他是干什么的，失眠是事情的实质。这样我和他的遥遥相望、遥遥地相依为命就有了实质意义。
他用棕色眼睛看着我，眼神告诉我他是把我的荒诞作为一种情调来接受的。
遇到虹虹之后，我再次向那座楼侦察过，是个寂静的正午，我向它出发。途中，我把钱包给了个十七八岁的黑男孩，不然他手里的刀就把我捅了。其实我裤兜里有一枚小型催泪瓦斯，但我没用它，因男孩在接过钱包时说了声极动人的“对不起”。我只对他逃去的背影说：“请扔下我的身份证。”不仅身份证，他一路扔下了我所有的证，医疗证、学生证、借书证、社会保险证。我逐一捡回它们，心很饱满，有了这些证，就证明是有我这个人的。
“哈，失眠者？”他说，用的是英文术语，“这个国家失眠者太多！没看电视上有多少安眠药广告吗？广告不是说，由于赚钱、谋生、债务的压力，失眠者越来越多？广告倒没说，失眠是因为人相互间的疏远、亲近的淡化、孤独感无法得到排遣……”
“你怎么知道？”我说。
他看着我，看着我。像个警察或医生，专门会从人身上看出麻烦和未来的麻烦。
“真的，你看上去不怎么好。”他说。
“你也是？”
“我也是。”他眼神雾掉了，说，有时的孤独真那么厚、那么稠。“不过，你看上去……你到底怎么了？”
“我就是在寻找一个人。听我说……”
他摇摇头，意思是，我理解你的胡闹。在美国，生活之所以便当，是因为每件东西都有自己的公式。他在发现我这个人的公式，企图拿公式演算我的心理：茫然=迷惘—理性低潮—精神无定性—某种癫狂。
“失眠会让人产生臆想，出现一种不真实的境界……”他对我轻柔地说。
这时我们已走在路灯下、灯光中，芝加哥不白的雪花哆嗦着飘落。我在这一刹那发现他恰恰是高高的、淡旧的，两弯棕色眉弓非常多愁善感，我心里的失眠者就该这模样。
“没有姓名、地址、电话，这个人就找不着吗？”我说。
他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颊，爱怜极了。
星期五，我照例到餐馆打一天工。虽然餐馆的活儿会引起脱肛、上火、背肌劳损之类的职业病，以及奴颜媚骨的笑、忍辱负重的站立行走等等，挣得还不坏。进门时，四个工友正围着一张桌在折餐巾。这是上午，我脸上糊了一层厚颜色，在上帝给我的那张脸上造出了另一张脸。他们说不需要人折餐巾了，需要人去冰库扛冰。他们的脸新鲜，与红制服红得不分谁是谁。我突然冒出股愤怒。昨天夜里你们都睡得很好。睡眠，在夜里是个岛，人得渡到那儿去寻求安全。渡不过去的，譬如我，就在夜里成了所有人的异类。你们自然全渡过去了，在那里相会盟结，白天的戒备和敌意在那里全都得到了协调统一，单单撇下我，落伍失群，孤独得这样彻底！
我搬第二桶冰时，他们大声叫我：“作家！老板每天赚一千，只给我们每小时四块五，我们要闹革命，你参加不参加？”
这事你们找我来啦？你们结了伴一同睡得内外一新，你们想到了不平等不公道。你们从未留意到你们那长长的、安全的、正常的睡眠盟结中并没有我？你们撇下我，这个不平等不公道对我更要紧。闹革命，我不喜欢这主意，我一星期的营养不良全靠礼拜五这天补过来。
又听到叫：“作家，老板娘要生孩子，我们祝孩子没屁眼儿，你祝不祝？”
搬第三桶冰时我倒下了。这么虚弱，是我没料到的。工友们问我怎么了，我的泪一滴滴流下来：怎样启得了口呢，我那不可理喻、见不得人的一点儿眷恋？
我终于找到了那座楼，它和我住的那座相仿地高，楼下草坪也颇癞痢，草菊花也是乌紫色。还有那些出入的人，也都牵着狗，安分满足，谁都怕和谁多说一句话。所有住户的名字是按字母次序排列的，密密麻麻，我全不知从哪儿找起。一有人进出，我马上把眼睛从那些名字上挪开。也像我的住处一样，它有繁琐的安全装置，首先得有密码，其次得有许可，任何像我这样的来访目的不明或诡秘的，都被罚在双层玻璃门外枯站。
先是出来个坐轮椅的老头，我想借帮他开门的机会溜进去，他却说：“你等人？等吧。”
再是个中年人，心事重重对我笑笑，并没有问我：需要帮助吗？他是个神职人员，因为他突然打个弯到我面前，给了我一本小册子，叫作：“你是被爱着的”，封面上有个张开双臂的老太爷，大约是个蹩脚画匠理解中的上帝。
在我离开那楼，向巴士站走去时，迎面碰上个人。那人年轻，苍白得瘆人。他对我说：“嘿！”我才认出，是他。他着运动装束是完全意外的形象。我说：“你也住这一带！”
“去湖边吗？”他说。
只要我再走慢些，就能甩掉他。事情出现了突变，那窗那楼和他似乎一下子有了联系，让我好好理理心绪。
“为什么不呢？和我一起跑跑。来呀！就是一夜不睡觉，沿湖边跑跑，人会得到新鲜的神志，会忽然有种优越于全人类的感觉。否则，没有恰当的睡眠，会感到自卑于其他人。”他说，脚步有板有眼地原地踏着。
我蓦然看见他两眼下的暗晕，这给了我某种线索。
“昨晚你失眠了？”
“失眠在拉丁语中也叫insomenia。失眠是个古老的病。”
巴士出现在路的尽头。
“不和我一起去湖边了吗？”
“不。”我说。
他向前弹去。我看他跑远，一片冬天的影子滑润地被他拖着。他不健壮的身体被太阳追得更羸弱，越来越细小的他却有了个肯定的轮廓。
李海澜“啊”了一声。“你还活着？”
这已证实了，无医无药可救我，我却依然活着。我显然活过他预言的大限了。
“嘿，我找到那个人了。”我说。
“看见你和一个老美在一块儿。可惜他不是咱中国人，不过你又不是我的妹妹。”
“就一个名字，还有一个邮政号，找了我好多天！”我兴奋地说。
“你和那个老美怎么了呢？他在学校教法语，收入还行。”
我在想，我和“老美”怎么了呢？整整一个冬天，我和他每天都会碰一回面，像是我俩谁在盯着谁。
“你得找个伴儿！有个人说说话打打岔什么的，还是很实惠的。”
李海澜认为他已看透了我，看透了整个事情的结局。他没工夫听我解释那个“老美”和我。还在冬天，他提出送我回家。快进电梯时，我要他等等。他问我做什么，我说：信！他轻蔑似的笑道：你还有信？我说：信也没有，睡眠也没有，用什么来切割每一天呢？日子不更过瞎了。他陪我走向密匝拥挤的信箱群落。我常常惊心动魄地打开信箱，它是日子里唯一一个谜。我用手将信箱扫了一周，什么也没有。父母已习惯不给我写信，或说，已习惯不常收到我的信了。正如他们从我的愉快中读出不愉快，我也能从他们的健康中读出病痛。
信箱空的，他尴尬似的笑笑。
在电梯里，他吻我了。他说他爱我快赶上爱他自己了，我没有“嗤”一声笑出来。他有许多年没收到过信了，他的答话机十分负责地替他应接电话。他每天服维他命药粒，给室内植物浇水，长跑，到三个大学教法文和法国文学；他还有个女邻居，总来叩门，要他帮忙拉她衣裙背后的拉链。
入夜了，雪下得大起来。我躺在他怀里，明明白白躺在灯光里。两点了，他说。我将他又搂得紧些。人们都渡到“睡眠”那个安全的岛上去了。我问他：可感觉地壳在一鼓一瘪地呼吸，落雪一片片在彼此厮磨？
他竟没有回答，我一下子坐起来。
他怎么可能睡着？他怎么可以与我紧依着，却和所有人一块远远渡去了？这怎么了得？我从未体味过如此彻底的背叛，以及它带给我如此彻底的孤独。我突然想起什么，跃起，扑向窗。在撕开窗帘时，我心里是阵神秘的剧痛。遥远的楼上，那个窗仍亮着。我承认我的不忠贞，但我不是存心的。
那以后，我躲着“老美”。他暗示我们住到一块，我暗示他那夜他睡着了。他对我这个伤心的、带有揭露性的暗示非常无辜纯洁地笑了。
“那个老美哪点不对你路子？长得不错，手指头上没那么些毛，人多斯文！”李海澜说。
“你根本不了解我。”我说。
“你这人很不实际！”
“我是很不实际。”
“不实际有什么正确？！”李海澜，我曾经的室友，在此时凶了我一眼，奔他的课去了。
我真的撑不下去了，精神和肉体都被这失眠蚕食得差不多了。我将手臂伸长在肮脏的桌上，头埋在它们之间，摇滚把这个咖啡室弄成了个锻造车间。
出校门我见“老美”等在风里。一点儿不忍和感动，使我几乎又要答应他陪我回家。我还是请他离开了我。我眼里胀着泪，他也是。可他连伴儿也不是，他不能把无眠的长夜分走一半。
这就回到了小说的开始，回到我在寻找的那个人身上。这时我在五十层楼上的公寓里，失尽了一切情、谊、开怀和体谅。我从床上翻身下地，撕开缠满脖子的黑发。这是凌晨两点，我却离睡眠越来越远。
窗帘被拉开，我的浑身大汗顷刻凝下来。一看见那窗，我放了心，只要它还在那儿，亮着，它就还是我的。就今夜吧，怎么样？我对自己说。半年来，我总是在这个时间想到他。我终于从那一大片繁密的住户姓名上找到了他的名字，我把它写在一张黄颜色小纸片上，和一些英文生词一块，满满贴在写字台上方的墙上。
这夜我撕下这个名字，又搬出两大本电话簿。我的指尖从无数名字上掠过，气越喘越短。我想，我一定得打这个电话了，名字、电话号码、勇气都来得那么不易。
七位数的号码，我顶多按到五位，手指头就乱。于是我拳起手，只留根食指在外面，信号出来了，我一下又压下话机。那边若出来个“哈罗”，我这头该怎么说？说：“我想认识你。”或者：“我们一直是认识的，你一直在陪伴我……”
对，对。真是这样，你是唯一肯陪我醒着的人。或许这些都是多出来的话，一个“哈罗”就很好了，其他的，看“哈罗”后面的直觉。
结果我没有把这个电话打出去。不知怎么一来我还是将打电话的欲望压制了。
第二天早上去餐馆打工，意外地，工友们邀我参加折餐巾。他们在哈欠连天地议论一件事。一个工友在今早开车路过一座公寓楼，见到警察和人群在处理一位自杀者。他从楼顶一层破窗坠落，把楼下被陈雪压了一冬的草菊花砸出个“大”字来。是个男人，年轻的，像胎毛的软头发给风吹来吹去。那楼上的居民都在周围遛狗，都说不认识他。
当夜，我不再有打不打电话的痛苦踌躇，我躺在床上，将自己身体装殓进丝质睡裙，心里一遍遍默习工友形容他的模样，我熄了灯的独房公寓里是浑浊的黑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