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关系确定了，婚礼何时办，这就犯难了，原议定要等我获得一份工作的权力以后再完婚。可是，当时的形势谁也无法估计和确认这一点。他来信说：“婚前婚后找工作并不矛盾，也许婚后更好找工作，因为你成为职工家属以后，组织上如果招工的话可以优先照顾。”
经过慎重考虑，决定先完婚再找工作。于是他带着单位开的结婚介绍信，来到长沙市我的户口所在地，要求办理结婚登记。恋爱自由、婚姻自主，这是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所给予男女公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可是，我所在派出所的户籍，却拒绝了我们的申请，坚决不给我办理结婚登记。因为他们对我一直拒绝上山下乡，并告发他们的以权谋私的事实怀恨在心，扬言一辈子不给我介绍工作，也不许我结婚。是我得罪了这些恶吏，所以利用手中的权力整我、报复我。我清楚地知道，今后靠从这个鬼地方寻找出路，已是不可能的事情了。我恼恨极了，心中的怒火几乎要喷出来了。我下定决心，决不向他们低头，要斗争到底！
基层干部的违法乱纪，剥夺了我婚姻自主的权利，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老百姓无处投诉，权益没有保障。怎么办呢？只有横下一条心结婚后再说。不给结婚证，同样结婚，同样生孩子，这也是我早已对他们说过的话。他告诉我，他家出身也不好，单位对未婚先孕或非法同居抓得很紧，职工如有违反，处理也很严，不但要扣去一年半载的奖金外，还会受到行政处分。所以他不主张对着干。
他们单位非常关心他的婚姻问题，根据我们的实际情况，组织出面邀我来岳阳城陵矶办理结婚登记。
1966年年底，我孤身一人，带了唯一的一床红色软绸被面，向姨妈借穿一套稍新一点的衣服来到他单位，准备结婚做新娘。
第二天，我们迎着朝霞来到早已联系好的当地政府机关，办理了结婚登记，领到了结婚证书。
腊月二十八日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因为春节逼近，当时有一部分家在长沙的职工已经回家过年去了。没有成家的青年人，还留在单位过年。我俩的婚礼，是世界上最简单朴素、不讲排场的婚礼。因为我们谢绝了单位特意为我们在岸上给我们安排的一大新房，同时也谢绝了他的同事的礼物和礼金，仅仅只收下一个同事送的一张图画。因为这张图画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同事认为我们的婚姻与电影《苦妹子》很相似，画面就是一张苦妹子和冬哥俩人结婚的全身照片。苦妹子是一个血吸虫病患者，冬哥不惜一切爱上了她，成为了一对幸福的夫妻。我们的新房，是他的办公兼卧室的小房间，里面除了一张职工购买饭菜票的办公桌、一张单人床外，什么也没有。红色软缎被面是新婚的标志，那张“苦妹子和冬哥”的结婚照图片，成了我们结婚的吉祥物。
他向同事借了30元钱买了一些点心和糖果，用两张大红纸摊在娱乐室的乒乓球桌子上，请同事来吃喜糖，并参加简单的婚礼。恋爱结婚，是青年男女的终身大事之一，谁不希望把婚礼办得风风光光。而我们是在凄凉、压抑的气氛中，了结终身大事的。几十年之后，回想结婚的情景，心里还感到痛楚。只衷心希望后世子孙不再遭罪，不受欺凌。
第二年三月，我又来到岳阳城陵矶。婚后，我俩相亲相爱，过着十分艰苦但很甜蜜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