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王山娃五个多月没有回家，家里一点收入也没有，这使得本来就一贫如洗的家境，变得更加艰难。
山女尽一切可能，苦苦维系着吃了上顿没下顿的生计，可一个月之后，家里还是彻底断粮了。
由于山女把仅有的半袋子洋芋和不足一升的青稞，留做了种子，专等七月中旬天气转暖后，好去开荒种地。
那年月，这一带贫瘠的山区，曾流行过一句极其残酷又极其现实的顺口溜：“宁可饿死爹娘，也绝不吃种子粮。”
于是，山女便把唯一的希望，寄托在了那几只兔子和老母鸡的身上了，这倒并不是将其全部宰了、炖了，而是实在饿不起了，就抓起一只让那两个讨吃鬼狗娃和蛋娃，提到山下去换些青稞或米面，一家人煮一顿粥吃，尚且能维持个一两天。
可没过几天，兔子就仅剩一公一母两只了，不敢再动了，于是山女就让那两个讨吃鬼，抓起一只瘦骨嶙峋的不下蛋的母鸡，同兔子一样，提到山下去换吃食。
可谁又能想到，屋漏偏锋连阴雨，船迟又遇打头风。那两个讨吃鬼，拎着鸡，一大早就下山去了，不料，竟一去不复返！整整一天一夜不见人影儿，肯定是出事了，山女和憨娃都这样想。
“这到底是咋了？走迷路了不成？唉……这两个讨吃鬼！”第二天早上，山娃娘一边咳一边焦急的冲山女说道。
山女赶忙安慰：
“娘甭急，俺这就带憨娃到山下去找找，常去卖兔卖鸡的，想必镇上的人们，多数见过他们俩，好找，娘就放心吧！”山女说完把仅剩的半碗青稞粥，端到婆婆的土炕上。
山娃娘依然不放心的嘱咐道：“是这，找到找不到，都要早些回来，说不准儿你们前脚走，他们俩后脚就回来了。”
山女点点头，往头上罩了一快红头巾，随手垮起了一个空篮子，一只手牵起憨娃的手，几步就跨出了门去。
提起山女头上的这块红头巾，那可是她心上的稀罕物，是结婚时她的山娃哥送给她的定情物。山女把它视做宝贝，不出远门是绝对舍不得带的。
自从山女来到王家，她与山娃兄妹相待，所以二人实为夫妻，却情如兄妹。那时候，山娃在石油河捞油，也长不回家，这块头巾也就成了山女想山娃的一个念心。
山女拉着憨娃出了家门，爬上西山坡，沿着一条羊肠小道，朝山下古老而闭塞的小镇走去。
尽管已是五月底的天气，但空气依然显得清冷而有寒意。放眼望去，光秃秃的原野之中阡陌交错的沟壑之上依然覆盖着片片的积雪，与远处常年积雪的祁连山顶，遥相呼应；可那刚刚跃上蓝天的红日，却给这寒冷的世界带来了一股无限的难能可贵的暖意，尤其是那迎面袭来的经过冰雪以及阳光滤沥之后的冷风，仿佛早已渗透或充盈了蓬勃待发的春的气息。
作为这么个与石油结下不解之缘的家庭而言，1949年的五月至十月间，无疑是一个蓄势待发的阶段，也是最艰苦最难熬的日子，似乎冥冥之中早已注定了要使这个家的每一个人，都要走过这么一段苦不堪言，却又振奋人心，鼓舞斗志的极不平凡的人生之旅。
当然这不过是笔者现在自我的感慨而已，因为那个时候我毕竟还没出生哪。
山女挎着篮子疾走如飞，憨娃紧随其后，憨娃知道知道此时的母亲正憋着一肚子的火儿，这个时候可不敢招惹她，那两个讨吃鬼，要是果真被母亲找到了，也决不会有好果子吃。
憨娃尽量小跑着，好与母亲的步伐相对一致，不至于被她落的太远，可这样一来，可就苦了憨娃了，不仅鞋子掉了好几次，身上的热气从油渍麻花的破棉袄里和头上的破皮帽子里，一个劲儿的往外冒，而母亲却看也不看他一眼，依然行走如飞。
憨娃从小跑变成了大跑，就像母亲手里牵着的一只小狗，在起伏蜿蜒的石头小路上奔跑如飞。
山女生就一气没歇，一直到了镇上才将脚步放慢。
这是一个及其边远又与世隔绝的回民小镇，处处都流露着大西北雍容懒散和淳朴友善的特色民风，要不是偶尔走过几个背刀挎枪的散兵游勇，至于外界震天动地的枪炮怒吼，以及摧枯拉朽般的沧桑巨变，似乎跟这里一点关系也没有。
最能吸引人的是那些炸油香、炸馓子、牛肉面、烙锅盔的摊点摊贩，本来就没吃过个饱饭，又走了那么长的山路，这娘儿俩的肚子早就饿得嗷嗷叫了。
山女似乎有意躲着那些卖吃食的摊点，不过憨娃心里清楚，即使她不躲，也没钱买。
山女用手牵紧了憨娃的手，开始逢人就问：“大叔，你见没见过两个卖鸡的十来岁的娃嘛？大婶，你见没见过两个买兔子的十来岁的娃嘛？”
就这样从小镇的东头一直问到西头；又从西头问到东头，也记不清究竟走了多少个来回，浪费了多少口舌，直到镇上的人烟越来越稀少，店铺也大都收摊儿熄火，太阳也从头顶，向西方移去的时候。
也许是山女的体力和精力全耗尽了也说不准儿，憨娃也没想到，母亲竟把他拉到一个卖锅盔（类似于烧饼，小的如碗大，大的如同锅盖）的摊子前，一把扯下头上的红头巾，冲那个带小白帽的回民老人说道：“大爷，是这，你看我这头巾，能换两个锅盔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