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退之作《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子厚作《武功县丞厅壁记》，二县皆京兆属城，在唐为畿甸，事体正同，而韩文雄拔超峻，光前绝后，以柳视之，殆石武砆之与美玉也。莆田方崧卿得蜀本，数处与今文小异，其“破崖岸而为文”一句，继以“丞厅故有记”，蜀本无而字。考其语脉，乃“破崖岸为文丞”是句绝。文丞者，犹言文具备员而已，语尤奇崛，若以丞字属下句，则既是丞厅记矣，而又云“丞厅故有记”，虽初学为文者不肯尔也。此篇之外，不复容后人出手。侄孙倬，顷丞宣城，后生颇有意斯道，自作《题名记》示予。予晓之曰：“他文尚可随力工拙下笔，至如此记，岂宜犯不韪哉！”倬时已勒石，深悔之。近日亦见有为之者，吾家孙侄多京官调选，再转必为丞，虑其复有效尤者，故书以戒之。
【译文】
韩愈著有《蓝田县丞厅壁记》，柳宗元写有《武功县丞厅壁记》。蓝田、武功两县都是京兆属地，在唐代都属京城的范围。韩、柳二人的文章所写的基本情况大致相同，而韩愈的文章雄拔超峻、空前绝后。柳宗元的文章与之相比相差甚远，如同石头与美玉之别。莆田（今属福建）人方崧卿得到蜀本柳文，有几处与今天见到的有差别，其中有“破崖岸而为文”一句，后面接着是“丞厅故有记”，蜀本中此句没有“而”字。仔细考察上下文的意思，应当是“破崖岸为文丞”，在“丞”字处断句。文丞，犹言文具备员，此语奇崛，若将“丞”字断在下句，就成了丞厅记了。然而这里接着又说“丞厅故有记”。即使初学写文章的人也不会这样做。除此篇之外，其他各篇就没有必要改动了。我的侄孙洪倬，很快将去宣城作县丞，他很有兴趣仿效韩愈等人写厅壁记之举，于是写了一篇《题名记》交我改正。我告诉他说：“其他的文章都可以凭着自己的能力下笔去写，至于写这样的文章就得谨慎，怎么能够轻易地冒天下之不韪呢！”我说这样的话时，他已经把《题名记》刻之于石碑之上了。对此，他也深感后悔。近来我又见到有这样做的人。我洪家侄孙多为京官调选，如再改调必定作丞，我担心还会有人这样仿效，所以书之如此，用以告诫。
钱武肃三改元
【原文】
欧阳公《五代史》叙《列国年谱》云：“闻于故老，谓吴越亦尝称帝改元，而求其事迹不可得，颇疑吴越后自讳之。及旁采诸国书，与吴越往来者多矣，皆无称帝之事。独得其封落星石为宝石山制书，称宝正六年辛卯耳。”王顺伯收碑，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云：“时天宝四年岁次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府库使王某。”又《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云：“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其发愿文序曰：“十五娘生忝霸朝，贵彰国懿。天宝五年太岁壬申月日题。”顺伯考其岁年，知非唐天宝，而辛未乃梁开平五年，其五月改乾化，壬申乃二年。梁以丁卯篡唐，武肃是岁犹用唐天祐，次年自建元也。《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云：“钱镠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皆贞明中登圣寺磨崖，梁龙德元年，岁次辛巳，钱镠建。又有龙德三年《上宫诗》，是岁梁亡。《九里松观音尊胜幢》：“宝大二年岁次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云：“宝大二年八月殁。”顺伯案，乙酉乃唐庄宗同光三年，其元年当在甲申。盖自壬申以后用梁纪元，至后唐革命，复自立正朔也。又《水月寺幢》云：“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镠建。”是年为明宗天成。《招贤寺幢》云：“丁亥宝正二年。”又小昭庆金牛、玛等九幢，皆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柱，刻宝正六年岁在辛卯造。然则宝大止二年，而改宝正。宝正尽六年，次年壬辰，有天竺《日观庵》经幢，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唐正朔，其年三月，武肃薨。方寝疾，语其子元瓘曰：“子孙善事中国，勿以易姓废事大之礼。”于是以遗命去国仪，用藩镇法，然则有天宝、宝大、宝正三名，欧阳公但知其一耳。《通鉴》亦然。自是历晋、汉、周及本朝，不复建元。今犹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系契丹年）、乾祐、广顺、显德石刻，存者三四十种，固未尝称帝也。
【译文】
欧阳修在《新五代史》中记述《列国年谱》说：“过去传闻，说十国时期的吴越也曾经称帝改元，但找不到有关其称帝改元的具体事实，我很怀疑这是吴越后人因避讳不记其事。后来又查阅同时各国的史书，与吴越交往的记载虽然不少，但都未记吴越称帝之事。唯独见到了吴越在封陨石为宝山石的制书中，有‘宝正六年辛卯’的记载。”王顺伯广收各种碑刻，其中有《临安府石屋崇化寺尊胜幢》石刻一方，碑文中说：“天宝四年辛未四月某日，元帅府库使王某。”另外，在《明庆寺白伞盖陀罗尼幢》石刻碑文中记载：“吴越国女弟子吴氏十五娘建。”碑文在其发愿部分的开头说：“十五娘生子霸朝，地位尊贵、德行良美。天宝五年壬申月日题。”据王顺伯考证，这里所书的“天宝”，不是唐玄宗时期的天宝，这里所说的辛未年，是后梁太祖开平五年。这一年五月，改年号为乾化，壬申即就是乾化二年。后梁太祖朱温在丁卯年废唐自立。这一年钱钅翏仍采用唐哀宗天年号，第二年才宣布改元，采用自己的年号。据《钱唐湖广润龙王庙碑》记载：该庙为“钱钅翏贞明二年丙子正月建”。《新功臣坛院碑》、《封睦州墙下神庙敕》，这两块石刻都是贞明年间中登圣寺的磨崖，是梁末帝龙德元年辛巳，钱钅翏所建。此外，还有龙德三年的《上宫诗》。这一年后梁为后唐所取代。《九里松观音尊胜幢》里载有“宝大二年乙酉建”。《衢州司马墓志》里也有“宝大二年八月殁”的记载。王顺伯认为乙酉就是后唐庄宗同光三年，同光元年应在甲申。这是因为自壬申以后使用后梁的年号。直到后唐建立，李存勖才自建年号。还有，《水月寺幢》石刻中载有：“宝正元年丙戌十月，具位钱钅翏建。”这一年为后唐明宗天成元年。《招贤寺幢》又记有“丁亥宝正二年。”还有小昭庆金牛，玛瑙等九幢石刻，都是宝正二年至五年所刻。贡院前桥的柱上，刻有宝正六年辛卯造。然而，据记载，宝大只有两年，后改年号为宝正。宝正总共六年，第二年壬辰年，在天竺《日观庵经幢》上，复称长兴三年八月，用的是后唐年号，这年三月，钱钅翏病死，谥号武肃。还在钱钅翏开始患病卧床不起的时候，对他的儿子元说：我钱氏子孙要好好事奉中原王朝，不要因中原王朝易姓改号而废了事奉之礼。于是根据钱钅翏的遗命，取消了朝廷的仪制，重新采用藩镇的仪制。就这样，吴越先后有过三次改元，年号分别为天宝、宝大、宝正，而欧阳修只知道其中的一个，《资治通鉴》也是这样。自此以后，历经后晋、后汉、后周及宋朝建立，吴越不再改元。而今尚见有清泰、天福、开运、会同，但均系契丹年号。乾、广顺、显德石刻三四十种，从未见载有吴越称帝之事。
黄庭换鹅
【原文】
李太白诗云：“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盖用王逸少事也。前贤或议之曰：“逸少写《道德经》，道士举鹅群以赠之。”元非《黄庭》，以为太白之误。予谓太白眼高四海，冲口成章，必不规规然，旋检阅《晋史》，看逸少传，然后落笔，正使误以《道德》为《黄庭》，于理正自无害，议之过矣。东坡雪堂既毁，绍兴初，黄州一道士自捐钱粟再营建，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一联云：“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乃用太白诗为出处，可谓奇语。案张彦远《法书要录》，载褚遂良右军书目，正书有《黄庭经》云。注：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又武平一《徐氏法书记》云，“武后曝太宗时法书六十余函，有《黄庭》。”又徐季海《古迹记》“玄宗时，大王正书三卷，以《黄庭》为第一。”皆不云有《道德经》，则知乃《晋传》误也。
【译文】
李白所写的诗中有这样的句子：“山阴道士如相见，应写《黄庭》换白鹅。”这是借用王羲之的遗事。前代贤人中，有的这样议论说：“王羲之写《道德经》，道士们举鹅群相赠。”原不是《黄庭经》，认为这是李白的一种误述。我是这样认为：李白学识渊博、眼界开阔，出口成章，必然不是那么拘拘束束。我随即查阅《晋史》，读王羲之传，然而该传的最后落笔处，正好是误将《道德经》写成了《黄庭经》。按道理来说，李白如此写对诗意并无损害，议论之人不免有些刻意挑剔。苏东坡的雪堂遭毁后，绍兴初年，黄州有一道士自己捐钱捐粮重新建造，士人何颉斯举作上梁文，其中有一联语说：“前身化鹤，曾陪赤壁之游；故事换鹅，无复《黄庭》之字。”就是采用李白诗中的说法，可以说是运用奇妙。根据张彦远的《法书要录》，所载褚遂良书法目录，也有《黄庭经》一篇。并注释说：共六十行，与山阴道士真迹故在。另外，武平一的《徐氏法书记》中说：“武则天把太宗时的六十多件书法晒于阳光之下。内有《黄庭经》一件。”还有徐季海的《古迹记》中记载：“玄宗时，存有王羲之书法三卷，以《黄庭经》为第一。”上述著作里都不说所书的《道德经》，由此可知，《晋书》中《王羲之传》所记有误。
宋桑林
【原文】
《左传》：“宋公享晋侯于楚丘，请以《桑林》。”注，《桑林》者，殷天子之乐名。“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及著雍疾，卜《桑林》见。荀偃、士匄欲奔请祷焉，荀不可。”予案《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高诱注曰：“桑山之林，汤所祷也。故使奉之。”《淮南子》云：“汤旱，以身祷于桑山之林。”许叔重注曰：“桑山之林，能兴云致雨，故祷之。”“桑林”二说不同。杜预注《左传》不曾引用，岂非是时未见其书乎？
【译文】
《左传》记载：“宋襄公宴请晋侯于楚丘，提议奏《桑林》。”书中注释说：《桑林》，殷商天子乐曲名称。又说：“舞师举《旌夏》之舞题，晋侯恐惧而退避。后来在回归途中，刚到著雍这个地方，晋侯就病了，从占卜的征兆里看见桑林之神，荀偃、士匄要返回宋国请求祈祷，荀不肯。”据《吕氏春秋》记载：“周武王灭商之后，封成汤的后人于宋，让他们世代事奉桑林。”高诱注释说：桑山之林，是成汤祈祷的地方，所以让他们供奉。《淮南子》一书中说：“过去成汤遇到旱灾，亲自来到桑山之林祈祷。”许慎注释说：“桑山之林，能兴云播雨，所以天子要来这里祈祷。”“桑林”有两种说法，一种认为是乐曲名，一种认为是商王祈祷的地方。杜预所注释的《左传》，没有引用《吕氏春秋》和《淮南子》的说法，难道是当时没有见到这些著作吗？
冯夷姓字
【原文】
张衡《思玄赋》：“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注《文选》引《青令传》曰：“河伯姓冯氏，名夷，浴于河中而溺死，是为河伯。”《太公金匮》曰：“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谓为冯夷。《庄子》曰：“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曰：“冯夷服夷石而水仙。”《后汉·张衡传》注，引《圣贤冢墓记》曰：“冯夷者，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为河伯。”又《龙鱼河图》曰：“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有《河侯新祠颂》，秦宗撰，文曰：“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数说不同，然皆不经之传也。盖本于屈原《远游》篇，所谓“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前此未有用者。《淮南子·原道训》又曰：“冯夷、大丙之御也，乘云车，入云霓。”许叔重云：“皆古之得道能御阴阳者。”此自别一冯夷也。
【译文】
东汉张衡在《思玄赋》里说：“号冯夷俾清津兮，棹龙舟以济予。”李善在注释《文选》时引用《青令传》说：“河伯本姓冯，名夷，在河里洗澡时溺水而死，因此叫河伯。”《太公金匮》里说：“河伯姓冯，名修。”《裴氏新语》里也说河伯为冯夷。《庄子》一书里记载：“冯夷得之以游大川。”《淮南子》一书认为：“冯夷服用夷石而成了水仙。”《后汉书·张衡传》的注文中引用《圣贤冢墓记》说：“冯夷，是弘农华阴潼乡堤首里人，服用了八种药石，成为了水仙，叫做河伯。”又《龙鱼河图》一书中说：“河伯姓吕，名公子，夫人姓冯，名夷。”唐碑刻里有《河侯新祠颂》一方，秦宗所撰，碑文说：“河伯姓冯，名夷，字公子。”以上各种说法，存在很多差别，然而都没有确凿可靠的根据。大概都是本于屈原《远游篇》里所说的“使湘灵鼓瑟兮，令海若舞冯夷”之句。在此之前，未见有这种说法。
《淮南子·原道训》又说：“冯夷、大丙能御风腾飞，乘云车，直入云霄。”许慎认为：“这些都是古时修能驾御阴阳得道成仙的人。”这里所说的冯夷，不是前面所说的河伯冯夷，当是另一个冯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