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常以“五千年”而自负，但真正需要用古典智慧解决当代问题时却束手无策。儒家思想成形于两千多年前，而现代商业文明是近两百年的产物。许多情况下，人们发现儒家思想与当今占统治地位的商业文明格格不入。于是崇洋者弃儒学如蔽屣，好古者也只好将其当作摆设。
“天不变，道亦不变”，既然承认儒家思想中存在道，那么道就不可能只适用于古代而不适用于今天，不可能只在彼处有效而在此处失效。道是没有“代沟”的，一百万年前的道，必然适用于今天，否则就是“伪道”。正如《中庸》所言：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
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人们试图将儒家思想与企业家精神融于一身，以“儒商”为追求目标。可是两千多年前零散的言论与今天的商业社会如何对接？别的不说，儒家崇尚“义”而商业社会讲究“利”，两者间不可调和的矛盾足以让人困惑。
一、仁的根本意义是“好生”
大家知道多数西方国家已废除了死刑，连马上要被屠宰的牲畜也不可以被虐待。中世纪的欧洲可不是这样，生命被看做是卑微的、人是生来就有罪的……可见，西方世界对生命的高度尊重只是近几百年的事，是他们步入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
人的生命是那样脆弱渺小，而“好死不如赖活”的本能之强常常令人发指，血性的争斗不让虎豹，阴毒的计谋赛过蛇蝎。自认超越世俗的清高之士往往心生厌恶。
与西方世界相比，中国具有源远流长的以生命为本体的生存论哲学传统。通俗地说，对生命的关爱与尊重就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仁”。《周易》宣称“天地之大德曰生”。也就是说，生命不仅不是卑微的，且它的意义高于一切。对一切生物来说，天、地的终极意义就是为兆亿生灵提供生生不息的环境。所有在地球上生存和繁衍的物种，所有被大自然赋予生命者无一例外具有强烈的求生本能。天地生万物之心，映射到每个生灵、表现为生命个体的求生本能，这就是“仁”的核心。大自然好比一位慈祥的老爷爷，众生好似一群孩童。老爷爷给每个小孩一支点燃的小“蜡头”，大家拼命地保护，不使小小火苗熄灭的意识就是仁。
孟子对仁的论述较多：“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不仅对人如此，对动物也是“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则不忍见其死，闻其声，则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远庖厨”。因为人是有生命的，对生命本身的热爱是最根本的本能。所以儒家认为人之初、性本善。
仁的第一个定义是好生，是对生命的热爱。
二、负熵就是财富
换一种角度，可以把生命本身视为一个自发的熵减过程（即混乱程度自发减小）。在一粒种子生根、发芽、成长的过程中，来自土壤、空气和水的亿万分子成为了植物的组成成分，他们原本是杂乱无章地分布于自然界、而今却按一定之规构成了一棵植株。
从熵的角度定义仁：让系统混乱程度降低，既熵减小的行动或动机就是仁。把脏乱的房间打扫整理干净是仁、将各种食材制成菜肴是仁、种养植物是仁，救人性命更是仁。因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点滴举动都可能使熵减少，都是在行仁义，正所谓“人皆可以为尧舜”。
根据最普遍的自然法则，此处的“熵减”必然以彼处的“熵增”为代价，“尧舜之仁”也不例外。首先，我们维持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都要消耗物质和能量，制造垃圾。比方说驾车出行要燃烧汽油、排放废气、给车辆造成磨损并对其他交通参与者带来潜在危险；其次，制造上述物品也要耗费能量，还常常产生废水、废气，比如制造汽车和提炼燃油；再次，获取这些物品也会带来混乱，比如为谋求对石油资源的控制，中东地区的战火永难平息。物理学里说系统熵的减少依赖于外界进行物质、能量和信息。子系统的熵减是以母系统的熵增为代价的，但在组织适当的情况下两种作用相抵后熵仍然可能减少，母系统的熵则趋于减少走向有序。但母系统的熵还是会增大，最终熵增原理还是统治着一切。
这样，子系统对母系统熵的贡献成为仁与不仁的根本判据。比如，农民种植庄稼制造负熵，同时消耗生活资料产生熵增。结算下来，一个勤劳、节俭的农民使整个社会的熵减少了，他是仁义的。反之，任何好吃懒做、追求奢华的人都使社会的熵增加，是不仁的。对企业的判断也是这样。如果一个企业耗能高或产生严重的污染或产品差得像垃圾，那么这个企业就是不仁的。
儒家以仁为本，这与常讲的“修身、齐修、治国、平天下”完全吻合。“修身”是让自身有序，“齐家”是让家庭有序，“治国”是让国家有序，“平天下”则是让天下有序。古人提倡的“兴灭国、继绝世”，是出于有序的意愿而行的有序的举措，故也属于仁。
从生命现象到人类文明，都是沿着熵减的方向运行的，爱生命本质上就是爱秩序。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仁爱程度完全可以通过其秩序程度体现。2010年年初，北京组织赴日本考察垃圾管理。发现日本的垃圾分类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周三、周日回收可燃垃圾，周五收不可燃的，周四收瓶罐容器……废纸要求折齐、空瓶子要洗干净、饮料瓶与调味品瓶子要分开放！从小处说，日本人对垃圾做到了“仁”，让它们有序，让它们可以物尽其用，发电的发电、造纸的造纸。从大处说，他们节约了资料，降低人类活动给环境带来的混乱。
从物质角度来看，财富是让一个系统实现熵减的必要条件。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把财富定义为支配资源的权力，也就是信息。至于科学、文化等精神财富更是信息。也就是说财富从物质、能量和信息三个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各个层面支持了熵的减少，财富就是负熵。
仁的第二个定义是熵减（客观—物理学定义）。
三、仁、社会组织与企业
众所周知，孤立系统的熵（混乱程度）是趋增的，也就是会越来越混乱。好比您的家如果不收拾，只会越来越乱，不可能自动变整齐。生命系统则相反，亿万原子的玄妙排列构成了个体，个体又组成群体，乃至人类社会……混乱程度逐次减少。广义地说，凡是令熵趋于减少的活动都有“仁”的属性。比如种树、养猫；修桥、补路；做家具、刷房子……
由人群构成的社会组织也是有机体，比如家庭、企业和国家，这些社会组织的存在与发展过程就是熵减小的过程，同样也体现了仁。这种仁至少表现在三个方面：对组织的认同、维护组织生存的愿望、对其他成员的深切关怀。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认为凡社会组织必有社会公约，其内容是“每个人都将其身、其力置于公意的支配下并且接纳每个成员作为全体之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不就是仁吗？家庭的出现远早于其他社会组织，维系家庭的核心其实不是血缘关系，而是成员对家庭的认同、成员之间的休戚与共及对家庭整体利益的关切，概括起来就是所谓的“公约”，也就是儒家所提倡的“仁”。
企业的出现比家庭晚了数万年，它的存在和发展也是一种逆热力学的熵减现象，是一种与生命极为类似的现象：来自社会、杂乱无章地分布的各色人等各司其职组成的企业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生存、发展。所以，企业的组建本身就体现了仁。企业还会为社会提供产品或服务，把砖头、瓦片、钢筋、水泥变成房屋；用钢铁、橡胶、玻璃制造汽车，这也是熵减的过程。企业的组建是对内的仁，为社会大众服务则是对外的仁。
位于顶端的人类社会是典型的“自组织耗散结构”，也就是不断地消耗物质、能量来对抗熵增的趋势。比如，来自五湖四海、操着南腔北调的几百号人，按职位、层级组成公司……这是需要物质和能量作保障的。写字楼、办公用品、厂房、设备等是物质基础；资金则是“能量”，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几个月不发工资会乱成什么样子。但只有物质和能量的企业不过是个草台班子，是“用猪肉拼凑而成的猪”。信息是不可或缺的。规章制度、劳动合同一个都不能少。工资可以随时、随地、向随便什么人、发随便的数额吗？那样甚至比不发工资更乱。除此之外，还要有员工与公司间的相互认同；员工之间充满关爱、部门间配合默契、共同组成有生命的机体，这样的公司才算真正地“活”了。写字楼里租个办公室，网上打个招聘广告，这样组建的“公司”实际上还没有真正“成活”。“活公司”与“死公司”之间的差别就在于“仁”还是“不仁”，正如活猪和死猪的差别那样显而易见。
最后，说说公司的“业务”。比如汽车制造企业把千万种原材料加工成零部件、组装成整车，熵（混乱程度）是减少了，但其对能源、矿物的消耗和“三废”的排放又对这个世界的熵增有所“贡献”。如果，一个企业为世界减掉的熵大于生产的熵，那么这个企业是“仁”的。一个小造纸工厂生产了点卫生纸，却伐了树、烧了煤、排放了“三废”，还让工人患上了职业病……这样的公司，连同其老板都是“不仁”的。
正如孟子说的，“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朱熹对爱物的解释是“取之有时，用之有节”。按我的说法就是做事情产生的熵减小于消耗资源而造成的熵增。
想成为儒商的企业家最大的困惑是儒家不言利，而企业需要追逐利润。普通公司的日常经营就是在使熵减少，是在“替天行（仁）道”，也就是“人皆可以为尧舜”。企业赚取的利润实际上是资源的支配权，可以让企业（或企业的股东）用更多的物质、能量来行“仁”。
当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和能耗如果低于社会平均水准，它对社会系统熵减的贡献将缩小甚至适得其反。如果企业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比如“三聚奶粉”则危害人的生命财产安全，直接增加了社会的混乱程度。这样的企业不灭亡天理不容。
四、仁与义
在儒家的话语体系中，仁与义总是相伴出现。其实仁与义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仁是爱人之心，义则是爱的分配和爱的技巧。
仁既然是对生命的爱，从逻辑上说首先应当爱自己的生命。羊觅草、狼觅羊都是出于对自己生命的热爱。另外，仅仅是爱也需要能量（热情），如果要采取行动更要大量付出。人不是太阳，没有无限的光和热可以普照万物，人只是一个渺小的蜡烛头，他的爱只能照及身边一小片。上文对仁的第二个定义是熵减，而熵减是需要物质、能量、信息的。也就是说，仁爱是要“本钱”的、是“限量版”的，这就必然存在一个分配的问题。分配的原则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量力而行、由近及远。孟子已经说得很清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说要照顾好自家的老人、儿童，然后（根据自己的能力）将这份关爱推广到其他的老人、儿童。儒家从不扭曲人性，儒家的规则是“过犹不及”，并不推崇过度宽泛的仁爱。
仁是爱心，是对熵减的生命系统的维护之意、之行。当爱心由己及人地扩散时还会出现一种问题：己所欲，强施对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对的，但己所欲也不应当强求他人。比如自己好酒就强灌别人酒，自己嗜烟如命就让他人吸“二手烟”。更常出现的错误是父母对待子女，把自己认为好的东西强加给子女，实现上破坏了另一个生命个体的“自组织”进程（熵减），这从根本上违反了仁的本意。
如上所述，仁爱之心是需要分配的，仁爱也要有技巧。孔子说：君子惠而不费。造福众人自家却不必破费，这才是“可持续”的仁爱之道。“惠而不费”背后隐含的是爱的分配，因为人的精力、财力有限，如果惠及他人花去许多时间、金钱或财物，那么他能照顾到的人必然十分有限而且还会影响到他最应照顾的人（父、母、妻、儿）的生活质量。如果将自家的钱拿到全世界去修桥补路，世界首富也会很快一无所有。在评论子产时，孔子说得更具体：“有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已也恭，其事上也敬，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如果一个官员搞得本地物价飞涨、失业率畸高，只会在逢年过节时给特困户送点米、面、油，这样的人就不是君子。邓小平没花一分钱，却让占世界五分之一人口的中国人走上了富裕之路，他所行仁爱的效果亿万倍于比尔·盖茨和巴菲特。
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惠及天下苍生，但他个人并不需要拿出一分钱，国家也不用拨款。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率团访美，临行前从全国调集外汇，只凑了区区5万美元！今天，很多普通城市家庭都拿得出这笔钱，而国家的外汇储备惊人地逼近3万亿美元，这才是真正的君子、圣贤。
总之，仁爱是人的天性，仁爱要量力而行，要有次序、有技巧。一个普通人，能自食其力就算得上仁了；一个农民能照顾好自己和妻儿老小，还为社会贡献少许“余粮”就是可敬的仁爱之士；一个企业家，带领一干员工以提供价廉物美的产品和服务为谋生路途，足以无愧于天地。
五、企业的原罪与社会责任
原罪一词本是宗教语汇，指人们与生俱来的罪责。宣扬原罪说的基督教本身就属于“救赎宗教”，信徒们毕生求索的唯有“得救”。处罚的目的在惩前毖后，对原罪的清算不合理也没有意义。孔子在《论语·八佾》中提出了三不原则：成事不说，逐事不谏，既往不咎。既然原因理当赦免，那么对它的范围就要小心划定。行贿、造假上市、商业欺诈、抗害消费者这些本罪到什么时候都应当被追查、清算，不能划入原罪蒙混过关。
前面讲过，财富就是配置资源的权力。1978年以前，全社会唯一的资源配置方式就是通过计划经济。改革开放的30年，就是私人逐步获得配置权的过程。从社会总体角度看，这是个缓慢而艰巨的过程，30年也只转移了一小半，并随时面临反复。但对某些“幸运”的个人来讲，却可能意味着突变，具体的种类繁多：化公为私，原来的工厂搞了几年承包，厂子就到了个人名；吃差价，从“双轨制”里赚到第一桶金；还有空手道，比如以盖工厂为名“赊”块地，直接倒手出去或者隔个三年五载盖一片别墅；还有干脆把银行贷款、扶贫款投入自己的冒险事业……就这样，一大批“聪明人”只用一二十年就博得亿万身家。在市场经济发达、法治健全的情况下，这样的“暴富”路径是不可能存在的。20世纪八九十年代，一穷二白的创业者除了脑力、体力就只有胆子了，如果不攫取一块本来不应属于自己的资源配置权，靠卖瓜子、修皮鞋这些小本生意，怎么可能做大？当然，也有占了公家便宜还把企业做倒闭的，还有直接卷钱走人的。但生存到今天的那些企业为社会创造的价值已经远远多于当初侵占“公家”的。要是没人承包，许多国营厂十年前就倒闭了。事实已经证明这部分人更充分地利用了资源。与其说是“原罪”莫如说是“原功”，对这批创业者还有什么可追究的？
企业的社会责任与个人一样，就是行仁义，就是直接、间接地降低这个世界的混乱程度（熵减）。组建企业、制造产品、提供服务都属于熵减过程，消耗能源、材料则属于熵增过程。运营结果为前者大于后者的企业，就是一个尽到了社会责任的企业。在没有亏待员工、没有欺诈上下流合作伙伴、没有偷逃税款的情况下，企业账上有1000万元现金盈余，如果上一个新的项目创造的熵减将大于熵增时就可以投入。如果一时找不到更好的项目，保有这等现金或捐献出去让别人更好地利用它创造熵减都是可取的。人皆可以为尧舜，所有的企业只要诚信经营、善待员工、不生产假冒伪劣、不浪费资源，都是仁义的，都尽了社会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