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列主义传入中国的三条渠道
一、来自一海之隔的日本。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思想家和留日学生，在日本时曾接触过马克思主义学说，在向国内介绍各种西方学说和理论时，马克思主义作为其中一种也被介绍进来。1903年3月，上海广智书局翻译出版了日本著作《近世社会主义》，其中有关于马克思及其主义一章。1905年11月，曾留学日本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朱执信在《民报》发表了他写的马克思、恩格斯小传。十月革命后，曾留学日本的李大钊在阅读日本人的著作中，了解和初步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后来写出了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
二、来自马克思主义诞生的故乡——西欧。起初，一些在欧洲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把马克思主义当作西方学说的一种介绍到中国，后来一些信仰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的旅欧学生，在宣传所谓“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也带进某些马克思主义著作。五四运动后，国内一批先进青年赴欧勤工俭学，学习并研究马克思主义，并向国内进行宣传和介绍。
三、来自十月革命后的苏俄。一些追求进步和真理的知识分子，冲破种种阻挠，设法到十月革命故乡了解情况。1920年10月，瞿秋白以记者身份到了苏俄，进行实地考察，写了《俄乡纪程》、《赤都心史》等著作，并在北京《晨报》上发表了《共产主义人间化》等大量通信报道。同时，苏俄政府和共产国际也派人到中国，同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和坚定的民主义革命家孙中山等人接触、联系，介绍十月革命和苏俄国内情况，使中国人更直接地了解苏俄社会主义革命。
中共中央所在地的迁移变化
自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在几十年曲折的历史进程中，党中央所在地也几经迁徙。具体情况如下：
1921年7月——1922年10月，在上海。
1922年10月——1923年2月，在北京。
1923年“二七”惨案后——1923年6月，在上海。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前——1923年9月，在广州。
1923年9月——1927年4月，在上海。
1927年4月——1927年10月初，在武汉。
1927年10月——1933年春，在上海。
1933年春——1934年10月，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后，在江西瑞金。
工农红军长征后，党中央随行转移，留在瑞金的革命力量，成立了中共中央分局。
1935年12月——1936年7月，在陕北瓦窑堡。
1936年7月——1937年1月，在陕北保安。
1937年1月——1947年3月，在陕北延安。
1947年3月——1949年3月，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村。
1949年3月，七届二中全会后，中共中央迁址北平。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全体会议决定把北平改为北京。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从此，北京一直作为中央所在地，成为我国各族人民向往的地方。
中共一大史料研究有新发现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共一大史的研究在实事求是的轨道上取得重大进展。
关于列宁领导的共产国际与中共成立的关系，经研究有新的发现。
事实是：经列宁委派的魏金斯基、马林的促进、帮助，中共宣告诞生。共产国际与各国共产党的关系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但是“一大”没有就加入共产国际问题形成决议，直到“二大”才通过正式决议，中共成为共产国际一个支部。“一大”的中文文件早年遗失，50年代从苏联取回文件俄文稿，董必武同志认为“较为可靠”。后从美国发现陈公博当年留学时作为论文附件的文件英文稿，经核证，二者相吻，现已译成中文问世。
参加“一大”的另一位外国人尼科尔斯基，过去大多认为其“身份不明”。
党史专家杨云若、李玉贞前两年在荷共处查阅马林档案时证实，尼是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派遣代表，此人后被指控为托派被害，现已昭雪。
在美国发现的中共最早的六个重要文献
1960年，美国哥伦比亚图书馆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篇1924年1月该校的硕士论文。论文是用英文打字机打印，题目是《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论文还有6个附件。
此文的重要性在于它全文收入附录的6篇文献：一、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纲领（1921年）；二、中国共产党关于党的目标的第一个决议案（1921年）；三、中国共产党宣言（1922年7月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四、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1922年）；五、中国共产党章程（1922年）；六、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代表大会宣言（1923年）。其中一、二、四、五是散失多年，连中国共产党自己也未曾找到的重要历史文献。
“八七”会议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的紧急会议。当时，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了革命。大批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屠杀。中国革命处于紧急关头。出席这次会议的有正式中央委员12人，候补中央委员3人，青年团中央委员5人，地方代表2人。毛泽东同志参加了会议，并在会上有力地批判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强调指出，党必须吸取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坚决以主要力量领导武装斗争，用枪杆子来夺取政权，推动土地革命；并主张在群众基础较好的湘、鄂、赣、粤地区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会议通过了《“八七”会议告党员书》、《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最近职工运动决议案》和《党的组织问题决议案）。选举了以瞿秋白为首的党的临时中央政治局。毛泽东同志当选为政治局候补委员。会议在革命紧急关头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撤销了陈独秀的领导职务。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同志和人民群众坚持革命斗争。并决定在湘、鄂、赣、粤等省发动农民举行秋收起义。“八七”会议的决议鼓舞了全党。明确了斗争的方向。毛泽东同志指出：“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党中央的紧急会议反对了政治上的右倾机会主义，使党大进了一步。”（《战争和战略问题》）但是，这次会议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和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这一主要倾向时，却掩盖了另一种在当时部分人中间滋长的“左”倾情绪。
古田会议
1929年12月。毛泽东同志亲自主持在福建西部上杭县古田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重要会议。大会通过了毛泽东同志写的《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决议案》，即通常所说的古田会议决议案。《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就是决议的一部分。这个决议，是建党建军的伟大纲领，保证我党我军完全建立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础上，使我军成为党绝对领导下的真正的人民军队。
遵义会议
1935年1月，党中央在长征途中的贵州遵义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
王明“左”倾机会主义路线给革命带来极严重的危害，使红军未能粉碎蒋介石的第五次“围剿”，并在长征初期受到严重损失。为了挽救在危险中的红军和中国的革命事业，经过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周恩来、朱德等同志的坚决斗争，举行了这次会议。
会议集中全力纠正了当时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肯定了毛主席正确的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改选了中央书记处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撤换了“左”倾机会主义分子的领导职务，确立了毛主席在全党的领导地位。
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最有历史意义的转折。是党从幼年的党走上成熟的党的标志，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路线的统治，把党的路线转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正确轨道上，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从此，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从胜利走向更大的胜利。
瓦窑堡会议
1935年12同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
这次会议在毛主席的领导下，讨论了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内的政治形势，分析了阶级关系的变化，批评了党内那种认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不可能和中国工人农民联合抗日的错误观点。决定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27日，毛主席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重要报告。
充分地说明了同民族资产阶级在抗日的条件下重新建立统一战线的可能性和重要性。着重地指出共产党和红军在这个统一战线中的具有决定意义的领导作用。批判了党内在过去长期存在着的狭隘的关门主义和对于革命的急性病。
毛主席这个报告，从理论上和政治上，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从政治上彻底清算了王明的“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策略上的问题。同时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根本经验，规定了党的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本路线。
洛川会议
1927年8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洛川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主席分折了抗日战争爆发以后的形势。提出了党的全面抗战的纲领和政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通过了毛主席写的《为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而斗争》的宣传鼓动提纲。和著名的《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会议决定了党的工作重心放在敌后战场，在敌后放手发动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并在一切国民党统治区放手发动抗日的群众运动。在有利于动员全国人民参加抗日战争的前提之下，争取全国人民所应有的政治、经济利益。同时以减租减息作为党在抗日时期解决农民问题的基本政策。会议强调了党对抗日战争的领导责任和坚持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原则的重要性，正确地解决了抗日战争中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问题。为实现全民族抗战方针，争取抗日战争人民胜利的结局奠定了基础。
七届二中全会
在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全国胜利的前夜，中国共产党于1949年3月，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了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毛主席亲自主持了这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报告。毛主席在报告中，深刻地分析了人民革命战争进入夺取全国胜利阶段的新形势，提出了促进革命迅速取得全国胜利和组织这个胜利的各项方针；说明了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移到城市；规定了党在全国胜利以后，在政治、经济、外交方面应当采取的基本政策，以及使中国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总的任务和主要途径。毛主席在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无产阶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并且预见到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毛主席特别着重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经济各种成份的状况和党所必须采取的政策，指出中国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必由之路，批判了在这个问题上的各种“左”右偏向，并且确认中国的经济发展将有较高的速度。毛主席号召全党同志，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警惕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全会根据毛主席的报告，通过了相应的决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4-192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即北伐战争时期。
中国共产党在1923年召开的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与中国国民党确立革命统一战线的方针。在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于1924年召集了有共产党人参加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实现了国共合作。1925年，先后爆发了“五卅运动”昨“省港大罢工”，全国掀起了群众性的革命高潮。为了推翻军阀统治，国民革命军于1926年7月从广东分三路出师北伐。1927年春，汉口、九江工人驱逐英帝国主义，收回两地的英租界；上海工人举行武装起义，占领了上海；以湖南为中心的全国农民运动也猛烈开展起来。革命势力迅速发展到长江、黄河流域。帝国主义加紧了对中国革命的干涉，增兵上海，炮击南京，并从革命内部寻找新的代理人。这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就和帝国主义勾结起来，积极准备叛变革命。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思想，发展成为投降主义路线，在党的领导机关中占了统治地位，拒绝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意见，对国民党右派的反革命行动采取了妥协退让的政策，对工农群众运动进行压制和阻挠，并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交出了工农武装。
1927年4月20日和7月15日，先后在上海、武汉发生了国民党右派反革命政变。至此，生气蓬勃的大革命被葬送。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
1927——1937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反帝反封建的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也叫“十年内战时期”或“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