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书院的设立更加繁多，除了有官办的书院之外，也有不少由大官僚私人出资，延请著名学者任教的私办书院。这些私办书院有的是为了宣扬某种政治思想或学术思想，有的则是为了笼络一部分知识分子，达到其某种政治目的，因此明清两代的书院就更富有一定的政治色彩。清代末叶，湖南、湖北两省的书院最为著名，如江汉书院、经心书院、江夏书院、晴川书院等。1890年，湖广总督张之洞创办了两湖书院，这是一所具有新式学校规模的书院，书院课程安排上还增添了地理、测绘、几何、代数等自然科学科目，为社会培养了不少能够学以致用的人才。1900年，这所两湖书院改办为两湖师范学校，从此结束了书院的形式。
中国的货币文化
中国和世界的货币，都有共同的祖先，这就是大海中的贝。我们祖先造的方块字，非常妙。凡是同财货沾边的，都带一个“贝”字。
由于以物易物，很不便利。人们需要一种媒介物——各种商品都能同它交换、用它结算的“等价物”，于是货币就应运而生了，这种货币，就是贝。
海贝有150多种，被古人当作货币广为使用的是“齿贝”。
它出产在印度洋、太平洋热带、亚热带浅海区，学名叫“货贝”，就是用作货币的贝。
我国将齿贝当作通用货币，是在商代，距今已有三千多年。由于天然贝来之不易，供不应求，所以人们还用玉贝、骨贝、陶贝这些人工仿制品来流通。自从殷商人发明青铜和黄金冶炼以后，铜制贝币成了新型货币，以后又有了纯金贝、鎏金贝、贴金贝、包金贝相继出现。
铜贝的出现，开创了世界金属铸币的先例。这是我国货币文化史上十分光彩的一页。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废六国货币，铸半两铜钱。这种铜钱外圆内方，叫方圆钱。它的形制后来为历代铜钱所采用，一直沿袭到清末光绪年间用机制铜元代替它为止，前后二千多年。
为什么要把铜钱铸成方孔，不铸成圆孔，或者根本不要孔，象西方的铜币一样呢？有的钱币学家说，这是由于秦始皇相信方士的“天圆地方”之说。这种推想也算一家之说吧！
虽说方孔钱不一定是古代天文观念的反映，但是，在方孔钱上确实看到了一些天文现象。例如，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上，铸有凸出的星星，凹下的月亮。星星是圆圆的，如一粒萝卜籽。月儿是弯弯的，有上弦月，也有下弦月，还有星月相衔的“孕星”，有如月移星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呢？有的钱币学家认为，那月痕是皇后的指甲印，甚至是杨贵妃的指甲印。据说，当铸钱的腊样送审时，她们掐上一指甲，铸钱者不敢动，而遗留在铸背上。杨贵妃和皇后们的芳迹，牵动了文人的思绪，给我们留下了“金钗坠后无因见，藏得开元一捻痕”的诗句。
通观历代方孔钱，给我们印象最深的是钱币上的文字和书法。西方的铜钱喜欢用人物、花草、禽兽来装饰，图案注重写实和人物造型。我国的铜钱则以文字书法见长。由于历代钱币很多都是各地铸的，有官炉也有私炉，钱币上的文字为三教九流人士所撰，再加上早期用泥模子铸钱，铸一次就要换新模子，所以钱上的文字几乎没有互相雷同的。这样一来，我国铜钱上留下的文字就千变万化，丰富多彩。
中国是纸币的故乡。世界上最早使用纸币的是中国人。
我国首创纸币的是四川人。这是专家们的一种结论。我国钱币学家公认的纸币，是北宋初年四川发行的“交子”票。“交子”是四川方言，交者，相交相会也，子是语尾音，至今四川人还把纸币叫“票子”。
为什么纸币在四川诞生呢？因为当时四川缺铜，用铁铸钱，不但笨重，而且币值小。带一贯铁钱，重达25斤，很不利于流通。于是，四川的商人便制造一种纸币，持票者随时可以到指定地点兑换现金。这种纸币是用楮树皮造的绵纸印制的，结实如绸，印制精良，票子两面都有印章、密码和花押，以防伪造。“交子”票问世，是世界货币史上划时代的事件。
引人注目的是，由于我国造纸和印刷术当时在世界上遥遥领先，所以“交子”票设计、制作也达到了很高的艺术水平。票面上印有金鸡、金花、游龙走凤，人物故事。如尧舜垂衣治天下，孟子见梁惠王之类，这些都和当时的话本小说，说书艺术息息相通，更难得是，钞票采用红蓝黑三色彩印，标志着当时我国的印刷术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
到了元朝，国家把纸币作为当时合法的货币发行，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实行纸币流通的国家。
钱币中的书法艺术
许多人都爱好传统的书法艺术，临摹碑帖，考证来源。
可是，你是否知道在钱币中也反映了汉字从大篆、小篆、隶、楷、行、草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呢？有些古钱上的文字还出自著名书法家之手。古代铸币也是书法艺术的珍品，成为中华货币文化的一项重要内容。
我国古代铸币，开始在周代，发展于春秋战国，统一在秦始皇，终结在清朝末年，历时三千年之久。中华铸币同西方铸市在形式上的明显区别，就在于西方铸币是以铸造人物、花鸟、动物为特征，而中华铸币则是用文字记地，记重或记年的。早在先秦时期，列国分立，各自为政，货币有刀、布、环钱和楚币四大体系，形制虽然不同，但都铸着本国文字，如“齐法化”刀，“安阳”布，“共”环钱和“各六朱”铜贝等等。
到了秦代统一六国，李斯废止各国文字，简化先秦所用的大篆，统一使用小篆，实现了“书同文”。此后，秦“半两”和汉“半两”，以及汉武帝刘彻开始通行的“五铢”，币文都用小篆。
西汉末年，王莽托古改制，在他自立的14年间进行过四次币制改革、花样翻新，形制混乱，使人民手足无措，引起了全国骚动。但是他的“宝货制”铸币，制作精美，形态多姿，币文用的“垂针篆”，笔划纤细，状如垂针。到了南北朝时，北周通行的“布泉”、“五行大布”和“永通万国”三品，币文都是“玉筋篆”，笔道浑厚宛圆流畅，把币文艺术提高到了新的水平。南唐的“升元通宝”有篆、隶两种书体，是我国钱币中“对文钱”的开始。其中的篆体币文也是玉筋篆，是由当时书法家徐铉所书。
隶书体是汉代从小篆体演化而来的，盛行于魏晋时期。隶书作币文，开始于唐初武德4年（公元621年）开铸的“开元”钱，币文是大书法家欧阳询写的。两宋盛行“对文钱”即形制相同的铸币同时有两种以上的书体，北宋的“淳化通宝”和“至道通宝”，各有楷、行、草三体，都是宋太宗赵炅“御书”的。以后，著名书画家、宋徽宗赵佶书写的“崇宁通宝”和“大观通宝”，是他创制的“瘦金体”，铁画银钩，雍容庄丽，不仅为钱币收藏者所珍视，也是书法家颇为乐道的艺术品。赵佶写的“宣和通宝”小铁钱，传世很少，是楷书币文的异品。金代铸的“大定通宝”，形体精整，沿袭了瘦金遗风。元代的“至定通宝”的币文，出自书法家周伯琦的手笔，是楷书体的佼佼者。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农民曾经多次举行起义，反抗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有些农民起义领袖，如唐代的黄巢、元末的朱元璋，明末的李自成和张献忠，都铸过自用的钱币。太平天国革命为时较久，领地最广，所铸的“圣宝”钱，品种之多，铸材之全，是历史上多的。太平天国铸造的钱币寓革旧布新，首次在币文中使用简体字，成为太平天国钱币的特征。
货币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产物。我国封建社会的金属铸币，不仅反映了历代王朝的兴衰更替，为我们提供研究古代经济、政治、历史、地理以及冶铸技术的实物资料，也使我们从中了解到书法艺术的源流和美学思想的发展变化，成为我国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
古代的龙凤艺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活动中，创造了许多光辉灿烂的文化。具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龙风艺术，是中国古代的优秀文化遗产之一。
龙凤艺术来源于古代的龙凤图案，而古代的龙凤图案又与我国太古时期的图腾崇拜有关。在人类还没有文字的太古时期，中华大地的先民把某种自然现象和生物（如牛、马、鹿、虎、鱼、蛇、鸟类等）作为氏族血统的标志，尊为神灵信奉，当作全氏族共同生活和团结协作的象征。闻一多曾在《伏羲考》一文中指出：“龙”的形象是蛇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以蛇身为主，而“凤”的形象，则是孔雀加上各种动物而形成的。
甲骨文中的“凤”字整个形体，画的就是一只孔雀。由普通的生物蛇，孔雀变为“龙”、“凤”图腾，这个变化反映了太古时期各氏族之间由相互斗争到融合统一的发展，是中华民族逐步形成统一国家的历史印记。据《史记》记载，远古时代的各氏族部落之间，经过长期残酷的战争、掠夺和屠杀，强大的氏族吞并同化了其它氏族，最后以炎黄集团战胜夷人集团而宣告结束。这样由斗争到融合，以“蛇”为图腾的华夏民族就添上翅膀飞了起来，成为有巨大力量的“龙”了；由于以“孔雀”为图腾的氏族也同化了一些氏族部落而形成了“凤”，使得“龙”与“凤”的图案长期保留下来。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具有审美意识的艺术创作图案渐渐诞生了。考古学家们发现，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殷商铜器上就刻有人首蛇身、人首鸟身的图纹，战国楚帛画和西汉帛画中已有龙飞凤舞的图案。
汉唐以来，龙凤图案逐渐成为锦绣、雕刻和古建筑中各种装饰艺术的主题，图案变化也愈来愈丰富多采，更加华丽。
我国的年画年画渊源于“桃符”。据《淮南子》记述，“桃符”是用一寸宽、七至八寸长的桃木板制成的，上面画着传说中的“神荼”和“郁垒”两个神像，悬挂门旁，以此作为“灭祸降福”、“更新除邪”的象征。后来的年画就是由此逐渐演变而来的。我国最早的年画体裁是门神。除此以外，汉代还有画古勇士成庆的像于殿门和画虎于门旁的习俗。
到了唐代，随着造纸术和木板印刷术的发展，开始设立年画作坊，把年画印在纸上。当时很盛行画大将秦叔宝、尉迟恭的像以及专镇人间厉鬼的神话英雄钟馗的像。至宋代，年画这一种艺术形式在民间更广泛流传，题材更多种多样。
除了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人物为题材之外，还有以山水花卉为题材的，尤其出现了王昭君等以妇女为题材的年画，这大约是妇女形象在年画中的最早出现。现今还保存着南宋时期刻印的一幅木版年画——《随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又称为“四美图”，画的是我国古代四个著名的美女：王昭君、赵飞燕、班姬、绿珠。这是迄今所知我国最早的木版年画。
明太祖朱元璋大力提倡年画创作。明代年画蓬勃发展，题材广阔，内容新颖，构图多样，雕版粗犷。当时较流行的是彩色套印木刻“福禄寿三星图”、“天官赐福图”、“牛郎织女”等。
明末清初，在我国出现了著名的三大民间的木刻年画——天津的杨柳青年画、山东的潍县年画和苏州的桃花坞年画。上述三大民间木刻年画，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世界上也美名远扬。
随着胶版印刷术的迅速发展，近代始于商品广告形式的月份牌年画（擦炭精粉水彩画）兴起，使年画更增添了新品种。
我国指南针的发明
指南针发明以后，被广泛地使用于军事、生产、日常生活、地形测量和航海事业等方面，而在航海事业中作用最大，应用最广。秦汉时期，我国就已经与朝鲜、日本有了海上往来，隋唐五代时期，更与阿拉伯各国开展了海上贸易活动。但当时都还只是靠辨认日月星辰来确定航向，而一旦天气阴晦，便束手无策，只好停船待晴。这种状况，至少在唐代还是如此。
宋代以后，我国海上交通得到迅速发展，常常派出庞大的船队往返于南太平洋和印度洋上，这和罗盘的使用有关。北宋朱緒在《萍洲可谈》一书中记述道：“舟师认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观指南针。”平时主要靠辨认日月星辰来导航，特殊气候下再使用指南针，这种状况，反映出航海中使用指南针的早期阶段。到了元代，人们已经不论阴晴，都用指南针来导航，而且，这时的海上航行还发明了罗盘针路。罗盘针路是根据实践中的记录，把每到一地的针位固定下来，一一标出，例如当时海船从温州开航，就“行丁未针”。罗盘针路的发明，使一路航线一目了然，提高了航海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正是靠了指南针罗盘的科学保证，才出现了明代郑和七次下西洋的大规模远航，乃至西方哥伦布和麦哲仑的环球航行。指南针对于近现代航海业的发展，就象火药对于近现代武器的发展一样，具有奠基的作用。
旱罗盘的使用，西方要比我国早。在十六世纪，欧洲航海罗盘开始使用一种称为“万向支架”的常平架（类以于我国古代“被中香炉”的支架装置），它由两个铜圈组成，两圈的直径略有差别，使小圈正好内切于大圈，而且用枢轴把它们联结起来，旱罗盘就挂内圈中，不论船体怎么摆动，旱罗盘始终能保持水平位置。虽然西方使用旱罗盘比我国早，但指南针却是我国发明后再传入西方的。我国的指南针大约在公元十二世纪末到十三世纪初由海路传入阿拉伯，再由阿拉伯传入欧洲，在此基础上，西方才发明出了旱罗盘装置。
我国印刷术的发明印刷术是著名的四大发明之一，是我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伟大贡献。
在先秦时期，我国典籍的数量已很可观，可是因为仅靠手钞流传，兼因书之以竹帛，给携带、储藏、阅读带来很大的不便。汉魏以后，随着纸张日益广泛的使用，公私藏书有了很大发展，于是书籍复制技术慢慢被提上议事日程。
秦汉时，由于雕刻工艺的发展，反刻文字的印章已经非常普遍，人们也学会了用木戳在铜范和陶量器上印制铭文，有的长达数百字。印章和碑刻的发展到了南朝萧梁时，更产生了拓碑：用事先浸润的纸张铺在石碑表面，然后用木槌和刷子轻轻敲打和揩抹，使纸张密合碑文的刻划，等纸干后，就用丝绵团或棉絮在上面刷墨，揭下来就成了一张黑底白字的拓片。
刻在碑面上的文献很快大量被复制出来，应该说，这是印刷术的雏型。
但是，真正印刷术的产生，却在中唐时期。
世界上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近年在南朝鲜东南部庆州佛国寺释迎塔内发现的汉字译经《无垢净光大陀罗尼经咒》，从经卷字体、寺塔本身情况推断，它是公元八世纪中期的文物，专家们认为，这种印刷术正是从中国流传过去的。敦煌石窟中发现的唐咸通九年（868年）刊刻的《金刚经》也是一件有名的早期印刷品，它刀法细腻，人物逼真，表明那时的印刷术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当时采用的都是雕版印刷，和刻碑、拓碑非常相似，简单来说，就是在相当普通线装书两页大小的木板上涂上浆糊，把誊写在透明纸上的原稿反贴在木板上，用刀把字刻出来；然后在刻成的版上加墨，盖上纸，用刷子轻匀地揩拭，版上的文字就被印到纸上去了。
这种方法简便易行，因此发展很快，五代的时候就已经用来印刷部头很大的九经、《文选》、《初学记》等书。北宋初年，朝廷更在四川刊刻《大藏经》（即“开宝藏”），计480函，5，000多卷，共雕了十三万块板，工程规模十分惊人。宋代的雕版印本，字体端丽，刀法圆熟，墨色光洁，在技术上已经达到完美的地步。
